这个稿子是当时的副总编现在的总编陈小川签发的。陈曾跟我说,签这个稿子的时候他也非常担心,说这个稿子如果出了事,刘万永走人,他也跟着一块走人
我打当地110报了案。一个女的接的电话。我说我遇到危险,她说你现在受到威胁了吗?我说我刚受到威胁,下午还可能受到威胁。她说那你得现在进行时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东 北京报道
一个是以退休高官王亚忱为代表的“官门”,一个是以年轻商人高文华为代表的“商门”
最初,“官商”二门合伙做生意,后来王亚忱利用自己家族在当地政法部门的影响力,占有了高文华投资的阜新商贸城,并把高文华“送进”监狱11个月。高家人四处告状,长达两年
去年5月18日,刘万永那篇《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的报道,让两个家族的角斗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王亚忱等人被抓。今年10月24日,王亚忱案已经在丹东开庭审理
经过近两年的追踪,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从头到尾地见证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变化,其间不仅遭到多次威胁,还差点有了生命危险。事过多日,在对《东土》讲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时,依然能让人感到采访过程中的心跳和危险
初识退休高官王亚忱
我介入这个案子特别偶然。那时候,我在《冰点》做记者,在旁听一个案子时,认识了一个人。 2005年“两会”期间,这个人要给我介绍一个案子,他给我打了三次电话。一开始,我总觉得这种案子可能有一些人情关系在里面,就没上心。第三次打电话时,他说,这个案子很典型,像你这样的记者听了一定很感兴趣。
我被打动了,我说行,后来就跟他们见面。我当时听完之后,感觉就是一个黑吃黑。无非就是两人合伙挣钱,挣到最后掰了,分赃不清掰了。
那个时候,是高文华他哥跟我们见的面。他说不是这样的,他就从头到尾开始讲,讲完之后,我判断确实非常典型。王亚忱有官场背景,女儿、儿子都在要害部门。从高文华他哥给我们的叙事过程来看,虽然很荒唐,但是合理的。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推出来,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为什么走到那一步。再荒唐的东西,如果是事实有逻辑,那它就可能是成立的。不像王亚忱后来给我讲的,虽然有自己的因果关系,但是我觉得它并不成立。
后来,《冰点》在一个周三下午开选题会,我说了这个案子,并且说了王家和高家力量的对比,当时的《冰点》主编李大同马上说,“去,赶紧去”。我大概是3月份开始接触这个案子的,直到4月份我才去阜新采访,中间主要是等公安部对我一个采访的回复。
当时,我去阜新一共去了两次,第一次我找了阜新法院、检察院,找了好几个部门,他们都不说。
阜新很多人称呼王亚忱一直称“王书记”,当地人跟我说,“我们只知道王书记在商贸城有股份,现在他们有一点矛盾,就只知道这个”。我就说高家怎么说,这个事情大概是什么样,他们就说,“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原来是这样。”
当然这些事情,当地人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不说而已。因为王家在当地太有势力了,他们家分工挺好的,有从政的,有经商的。
我对比了一下两个家族的势力后,心里就有了底儿。王亚忱从市长到市委书记、人大主任长达15 年,王晓云原是公安局副局长,现在是阜新市中院副院长。王晓刚是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王晓军是商人。高文华他们哥仨,他大哥一直在北京告状,还是市政协委员。他们家是做农产品加工的,在当地也算是望族了。如果不是望族早完了。你说在北京告两年状要花多少钱?
2005年4月26号下午,我采访了王亚忱。当时我觉得这篇稿子最核心的是采访王亚忱。他是当事人,如果没有采访王亚忱,这篇稿子实际上是不能写的。我要去找王亚忱,高文华家人跟我说,你最好别去,去了没准揍你一顿。
我说不会这样吧?!我后来想,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发生,我就先找一下阜新市委宣传部。在宣传部的协助联系下,王亚忱非常快地就答应了。
我到了王亚忱在商城的总指挥办公室,王亚忱跟我大谈他在阜新的贡献、政绩等。他说,我原来搞改革,搞那个全城租赁,好多人都说我把阜新给卖了,他们不懂,那是改革。
王亚忱还说,高文华他不是说要出480万吗?他1分钱也没出。不但没有出,而且还从公司里面拿走了800万,现在我们查明他拿走了1000万。他现在北京告状就是用的这1000万,你今天能到这里来,说明“他的钱已经花到位了”。
我说王书记你的意思是我拿钱了,还是我们头儿拿钱了?他说我不知道谁拿了,肯定有人拿。这就是他的逻辑。
我说王书记这个案子如果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怎么办?他说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像高文华这样的“犯罪分子”不抓起来,我就要在网上公开退党。而我把同样的问题扔给高文华时,他却说他相信共产党。
王亚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当地一位官员给了我一个理由,他说,“王亚忱是我的老领导,高文华是我的小兄弟,我们都很熟。为什么俩人现在闹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在商贸城谁说了算的问题上,俩人有矛盾了。人家王亚忱是一辈子都说了算”。
我想起采访王亚忱的时候,王亚忱说他在阜新有多大贡献时的样子。他有一辆奥迪A6,是他从人大退的时候带走的。按说要交回去,他说这是省里面专门给他的,他对阜新的贡献太大了。当地人却说是他不交。别人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王亚忱为什么在阜新有这么大的势力?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他本人确实有一定能力,有贡献,而且挺护手下的人,也确实给手下人争取到实际利益,大家都觉得王书记这人不错。第二,王亚忱在官场多年,有广泛的人脉关系。
采访完王亚忱那天晚上,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阜新,他说我正要找你呢。我说怎么着?他说王亚忱让我问一问,你这篇稿子什么时候发。我说马上要过五一了,我回去过完五一再说。
王亚忱他已经开始找人了。
退休高官家族的权力延展
回到北京后,在五一期间,我就把稿子写完了。5月8号假期结束上班,中午的时候到报社食堂吃饭,路上碰见我们的原总编辑李而亮,他说你去阜新了?我说是,搞了一个案子。他说有一个人找到我这儿来了。他还说怎么样啊?我说挺扎实的,而且这个案子挺典型的。他说那你就搞吧。
我觉得要搞这种舆论监督的稿子,领导不支持没戏。加上其他机缘巧合,这个稿子终于发出来了。
这个稿子是当时的副总编现在的总编陈小川签发的。陈曾跟我说,签这个稿子的时候他也非常担心,为什么签了呢?他是在会上签的,他说刘万永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同志,可以信任的记者。还说这个稿子如果出了事,刘万永走人,他也跟着一块走人。
稿子在5月18日发出来以后,王晓云还通过关系找到陈小川,希望一起吃顿饭。陈小川对中间人说,饭我也甭吃了,让他们赶紧回家擦屁股去吧。那人说怎么回事?他说,我告诉你这是常委批的。
发稿子之前,就听说要查王亚忱家族,但是这个批示到底下就没人管了。我们的稿子是5月18号见报的,5月27号有关部门就成立了专案组。
我们另外一个副总编还跟我讲,说有一个天津的朋友找他,问这个稿子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冰点》的事谁惹得起啊,甭找我。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们报社的一个同事跟我说,王亚忱那个事还搞吗,我说还没完呢,他说《法制日报》的一个朋友跟他说,算了别搞了,别给人家赶尽杀绝了,东北那帮黑社会也挺厉害的。给我传话呢。另外一个同事跟我说,新华社一个人找他也是要传达类似的东西,他说他当时就跟那人说了,这个话你直接去跟刘万永说,他不负责传这个话。
王家8月份起诉我们中青报的时候,7月份举报我的信就来了,说我“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还说我收了高家50万元,并且有人证明。后来,还有署名华隆公司员工的举报信,说我收了5万元,也有人证明。他们开始四处瞎告。哭的跪的都上来了。还上法院起诉中青报,结果被驳回。
整个过程中,显然暴露了一些问题。高文华他们家恨不得我马上把稿子发出来,而王家却是想办法把稿子压下来。为什么要来灭这篇稿子?是不是你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
王亚忱终于事发,去年被抓。今年10月24日在丹东开庭审理他的案子。
跟王家人狭路相逢
10月24日中午12点多开完庭,出门的时候王家的人就开始围攻我。
王家的好多人,包括王晓云我以前都不认识,但从当时法庭上的情形上看,我看出来旁听席那一片人是他们的人。其间,那边的人看了我好几次,也许是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比较显眼吧。
中间休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出我了。12点多大家要退的时候,我想要不我就先走,要不我就最后走,等你们都走干净了我再走,因为马路对面停的都是阜新的车,都是辽J的车。这个时候,法庭里面大概还有20-30人,其他的人在院里呆着,在门口附近站着。门是那种玻璃的推拉门,两层的那种推拉的,门口有好几个人堵着。
当时我就跟着人群挤出去了。刚出这个门的时候,就听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的在小声地骂,说收黑钱,你骗了多少人,又到这来来骗了。虽然小声,但是大家都听得见,因为这个院子不是很大,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说话。然后,王晓云就开始讲,穿红衣服的就是刘万永。接着就开始骂,你写的东西骗了多少人,流氓记者,流氓文人。
王晓云骂的时候,我开始往外面走,她越骂越厉害。她一个人骂完之后,那一群人就都开始骂,并朝我围上来。我就转过身来,看着他们,我没有说话。
说实话,我当时挺紧张的。那帮男的说,揍他,打死他,就开始上了。离我大概还有两三步远时,法警上来了,护着我出了法院。那帮人也跟出来了,接着骂。
我打上车,跟司机说,你抓紧时间走。他说去哪儿?我说赶紧走,后面有人跟我。过了一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后面有一辆出租跟着我呢,三个人。那个时候我打的车大概已经走出100米了,司机说没事,而我觉得他开得太慢了。我催他快开,他说你看后面没有出租了。也可能他开得很快,但是我觉得很慢。
他说你去哪儿?我说你给我绕几个胡同。后来确定没人了,我就回到宾馆。我开始给高文华的哥哥打电话,说我受到围攻了。他一听也着急,就给专案组的人打电话,专案组的人说,你不用说了我当时在现场。他们就当着法院很多人围攻我,法警去得稍微晚一点肯定就动手了。
然后,我打当地110,报了案。我从来没打过110,我是第一次,一个女的接的电话。我说我遇到危险,能不能提供帮助?她说你现在受到威胁了吗?我说我刚受到威胁,下午还可能受到威胁。她说那你得现在进行时。我说那我不能肯定我下午就受不到威胁,后来她说那不行。她说你现在在哪儿?我说我住在宾馆。
过了大概10分钟,110来了三个人,记了我的身份证号。我把身份证和记者证都给他看了,我说我去听案子,下午一点半我还要去,你们110能不能有人跟我一起去?他请示指挥中心后跟我说,指挥中心说了现在跟你去不合适。
110的人说,在法院那里他们还有一个报警平台,有警察在那儿,你发现问题立即拨打110,他们会尽快到。我说只能这样吗?他说是,我说那就多谢。然后110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要发现问题你报警,我们3分钟之内赶到。
下午,我确实吓得没敢再去,我确实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我再去,我在法院里应该没事,但是肯定走不了了,你出了法院你要走,你打车,你打飞机,他们都能跟着你。
当时在宾馆,我想要不要换宾馆。正在这个时候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下午警察要在6楼开会。我不走了,我至少今天下午会很安全。后来,从下午3点开始写稿子,晚上吃了一顿饭,一直写到晚上11点半,就是我们后来见报的那一版。我们头儿11点 26分还问我稿子写完没,说总编陈小川等着看稿子。
我晚上11点半写完稿就发回报社,12点出发离开丹东,曲折地到了沈阳。第二天早晨8点半,我就开始不停地接电话,我的朋友、同事给我打电话,说看到这个报道了。我一个同学还打电话跟我说,你要不方便就到我这里躲几天。
两个家族和记者的“演出”都没落幕
你知道王亚忱怎样在阜新被抓的吗?当时在法庭上,公诉人说王亚忱是在阜新星光宾馆被抓获。王亚忱说不对,你的表述有问题,当时是专案组的人给我打电话,叫我去星光宾馆谈这个事,举报别人,我去了,说是省领导找我谈话我才去的,你说我在星光宾馆被抓的,好像是我跑到星光宾馆被你们抓的,不对。
王亚忱被拘时,现场有辽宁省公安厅的警车。王亚忱说我不能坐你们的警车,我必须坐我的奥迪 A6走。然后,就由公安厅的一个警察开着奥迪A6,王亚忱坐在后面。前面是警车开道,后面跟着一辆阜新市120,组成了一个车队。奥迪A6上还坐着阜新市政府保卫处的,保他安全。他说我有病,120得跟着我。
不知道像王家这种家族,在全国还有没有。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报这个?就是因为它非常典型。过去经常说贪官在位的时候是贪的,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他在位的时候已经铺好路了,退休后开始收投资,比他在位的时候可能收益更大。比如王亚忱,他的子女被安排在要害部门,他退了之后自然可以去捞钱。
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说这两人都不是好东西,王亚忱不是好东西,高文华也不是好东西。高文华他确实有问题,他问题在哪里?他的公司是不严谨的。从我们正常的推断来讲,高文华之所以让王亚忱加盟,肯定是有利用他的心理,王亚忱那个时候是阜新市政府的经济顾问,高文华不完全是被迫的,开始是“顺奸”,后来就是“强奸”了。
我当时跟高文华见面时,我问他了。我说从我的判断来讲,你肯定是愿意他去你的公司,他说是,他说王能帮他做一些事,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确实惹不起他们。因为什么?高文华有一个叫万家灯火的洗浴中心,王晓云、王晓刚全能管着,你要不那样办,洗浴中心就开不了。高文华确实有双重心理。
对这个案子,王亚忱能走到这一步,能够开庭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不容易。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落幕,而是刚刚开始。因为王亚忱所涉及到的东西,包括王晓云、王晓小刚所涉及的东西都没有查明。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媒体参与的话可能会被压下去。我们去年5月18发了稿子之后,最明显的就是第二天检察院就把结论给高文华了。这个结论从2005年1月份就有了,到2005年5月19号才给他。如果我们没有报道,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了。
高文华他哥说我们报社是他们的恩人,我说老高你不要这么讲,我很清楚媒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只是起了一个促进的作用,具体办案还是由公检法来办。但是老高跟我说,你这篇报道发了之后相当于一颗原子弹,把辽宁省所有保护王亚忱的大坝一下炸塌了。
只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没什么胆量,如果有胆量我觉得24日那天下午还是应该去法院旁听。我也确实怕了。我不是英雄。
5月25号中午的时候,我给我老婆打电话,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快了,她说你去这么长时间,我说很快回来。我说你上网看一下吧,她说怎么了,我说会有使你震惊的消息。我老婆后来说,她吓坏了,她不停地给我的同学打电话,她要一点精神安慰。她说看完之后心里就堵得慌,到晚上就吐了。
我哥也看到了,我哥给我打电话,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今天晚上就回来。他告诉我说,你买了票之后给我打电话,你上了车给我打电话,你下了车给我打电话,我手机今天不关机了。我说我手机快没电了,他说没电你给我发短信。
我打当地110报了案。一个女的接的电话。我说我遇到危险,她说你现在受到威胁了吗?我说我刚受到威胁,下午还可能受到威胁。她说那你得现在进行时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东 北京报道
一个是以退休高官王亚忱为代表的“官门”,一个是以年轻商人高文华为代表的“商门”
最初,“官商”二门合伙做生意,后来王亚忱利用自己家族在当地政法部门的影响力,占有了高文华投资的阜新商贸城,并把高文华“送进”监狱11个月。高家人四处告状,长达两年
去年5月18日,刘万永那篇《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的报道,让两个家族的角斗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王亚忱等人被抓。今年10月24日,王亚忱案已经在丹东开庭审理
经过近两年的追踪,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从头到尾地见证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变化,其间不仅遭到多次威胁,还差点有了生命危险。事过多日,在对《东土》讲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时,依然能让人感到采访过程中的心跳和危险
初识退休高官王亚忱
我介入这个案子特别偶然。那时候,我在《冰点》做记者,在旁听一个案子时,认识了一个人。 2005年“两会”期间,这个人要给我介绍一个案子,他给我打了三次电话。一开始,我总觉得这种案子可能有一些人情关系在里面,就没上心。第三次打电话时,他说,这个案子很典型,像你这样的记者听了一定很感兴趣。
我被打动了,我说行,后来就跟他们见面。我当时听完之后,感觉就是一个黑吃黑。无非就是两人合伙挣钱,挣到最后掰了,分赃不清掰了。
那个时候,是高文华他哥跟我们见的面。他说不是这样的,他就从头到尾开始讲,讲完之后,我判断确实非常典型。王亚忱有官场背景,女儿、儿子都在要害部门。从高文华他哥给我们的叙事过程来看,虽然很荒唐,但是合理的。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推出来,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为什么走到那一步。再荒唐的东西,如果是事实有逻辑,那它就可能是成立的。不像王亚忱后来给我讲的,虽然有自己的因果关系,但是我觉得它并不成立。
后来,《冰点》在一个周三下午开选题会,我说了这个案子,并且说了王家和高家力量的对比,当时的《冰点》主编李大同马上说,“去,赶紧去”。我大概是3月份开始接触这个案子的,直到4月份我才去阜新采访,中间主要是等公安部对我一个采访的回复。
当时,我去阜新一共去了两次,第一次我找了阜新法院、检察院,找了好几个部门,他们都不说。
阜新很多人称呼王亚忱一直称“王书记”,当地人跟我说,“我们只知道王书记在商贸城有股份,现在他们有一点矛盾,就只知道这个”。我就说高家怎么说,这个事情大概是什么样,他们就说,“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原来是这样。”
当然这些事情,当地人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不说而已。因为王家在当地太有势力了,他们家分工挺好的,有从政的,有经商的。
我对比了一下两个家族的势力后,心里就有了底儿。王亚忱从市长到市委书记、人大主任长达15 年,王晓云原是公安局副局长,现在是阜新市中院副院长。王晓刚是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王晓军是商人。高文华他们哥仨,他大哥一直在北京告状,还是市政协委员。他们家是做农产品加工的,在当地也算是望族了。如果不是望族早完了。你说在北京告两年状要花多少钱?
2005年4月26号下午,我采访了王亚忱。当时我觉得这篇稿子最核心的是采访王亚忱。他是当事人,如果没有采访王亚忱,这篇稿子实际上是不能写的。我要去找王亚忱,高文华家人跟我说,你最好别去,去了没准揍你一顿。
我说不会这样吧?!我后来想,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发生,我就先找一下阜新市委宣传部。在宣传部的协助联系下,王亚忱非常快地就答应了。
我到了王亚忱在商城的总指挥办公室,王亚忱跟我大谈他在阜新的贡献、政绩等。他说,我原来搞改革,搞那个全城租赁,好多人都说我把阜新给卖了,他们不懂,那是改革。
王亚忱还说,高文华他不是说要出480万吗?他1分钱也没出。不但没有出,而且还从公司里面拿走了800万,现在我们查明他拿走了1000万。他现在北京告状就是用的这1000万,你今天能到这里来,说明“他的钱已经花到位了”。
我说王书记你的意思是我拿钱了,还是我们头儿拿钱了?他说我不知道谁拿了,肯定有人拿。这就是他的逻辑。
我说王书记这个案子如果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怎么办?他说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像高文华这样的“犯罪分子”不抓起来,我就要在网上公开退党。而我把同样的问题扔给高文华时,他却说他相信共产党。
王亚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当地一位官员给了我一个理由,他说,“王亚忱是我的老领导,高文华是我的小兄弟,我们都很熟。为什么俩人现在闹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在商贸城谁说了算的问题上,俩人有矛盾了。人家王亚忱是一辈子都说了算”。
我想起采访王亚忱的时候,王亚忱说他在阜新有多大贡献时的样子。他有一辆奥迪A6,是他从人大退的时候带走的。按说要交回去,他说这是省里面专门给他的,他对阜新的贡献太大了。当地人却说是他不交。别人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王亚忱为什么在阜新有这么大的势力?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他本人确实有一定能力,有贡献,而且挺护手下的人,也确实给手下人争取到实际利益,大家都觉得王书记这人不错。第二,王亚忱在官场多年,有广泛的人脉关系。
采访完王亚忱那天晚上,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阜新,他说我正要找你呢。我说怎么着?他说王亚忱让我问一问,你这篇稿子什么时候发。我说马上要过五一了,我回去过完五一再说。
王亚忱他已经开始找人了。
退休高官家族的权力延展
回到北京后,在五一期间,我就把稿子写完了。5月8号假期结束上班,中午的时候到报社食堂吃饭,路上碰见我们的原总编辑李而亮,他说你去阜新了?我说是,搞了一个案子。他说有一个人找到我这儿来了。他还说怎么样啊?我说挺扎实的,而且这个案子挺典型的。他说那你就搞吧。
我觉得要搞这种舆论监督的稿子,领导不支持没戏。加上其他机缘巧合,这个稿子终于发出来了。
这个稿子是当时的副总编现在的总编陈小川签发的。陈曾跟我说,签这个稿子的时候他也非常担心,为什么签了呢?他是在会上签的,他说刘万永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同志,可以信任的记者。还说这个稿子如果出了事,刘万永走人,他也跟着一块走人。
稿子在5月18日发出来以后,王晓云还通过关系找到陈小川,希望一起吃顿饭。陈小川对中间人说,饭我也甭吃了,让他们赶紧回家擦屁股去吧。那人说怎么回事?他说,我告诉你这是常委批的。
发稿子之前,就听说要查王亚忱家族,但是这个批示到底下就没人管了。我们的稿子是5月18号见报的,5月27号有关部门就成立了专案组。
我们另外一个副总编还跟我讲,说有一个天津的朋友找他,问这个稿子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冰点》的事谁惹得起啊,甭找我。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们报社的一个同事跟我说,王亚忱那个事还搞吗,我说还没完呢,他说《法制日报》的一个朋友跟他说,算了别搞了,别给人家赶尽杀绝了,东北那帮黑社会也挺厉害的。给我传话呢。另外一个同事跟我说,新华社一个人找他也是要传达类似的东西,他说他当时就跟那人说了,这个话你直接去跟刘万永说,他不负责传这个话。
王家8月份起诉我们中青报的时候,7月份举报我的信就来了,说我“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还说我收了高家50万元,并且有人证明。后来,还有署名华隆公司员工的举报信,说我收了5万元,也有人证明。他们开始四处瞎告。哭的跪的都上来了。还上法院起诉中青报,结果被驳回。
整个过程中,显然暴露了一些问题。高文华他们家恨不得我马上把稿子发出来,而王家却是想办法把稿子压下来。为什么要来灭这篇稿子?是不是你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
王亚忱终于事发,去年被抓。今年10月24日在丹东开庭审理他的案子。
跟王家人狭路相逢
10月24日中午12点多开完庭,出门的时候王家的人就开始围攻我。
王家的好多人,包括王晓云我以前都不认识,但从当时法庭上的情形上看,我看出来旁听席那一片人是他们的人。其间,那边的人看了我好几次,也许是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比较显眼吧。
中间休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出我了。12点多大家要退的时候,我想要不我就先走,要不我就最后走,等你们都走干净了我再走,因为马路对面停的都是阜新的车,都是辽J的车。这个时候,法庭里面大概还有20-30人,其他的人在院里呆着,在门口附近站着。门是那种玻璃的推拉门,两层的那种推拉的,门口有好几个人堵着。
当时我就跟着人群挤出去了。刚出这个门的时候,就听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的在小声地骂,说收黑钱,你骗了多少人,又到这来来骗了。虽然小声,但是大家都听得见,因为这个院子不是很大,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说话。然后,王晓云就开始讲,穿红衣服的就是刘万永。接着就开始骂,你写的东西骗了多少人,流氓记者,流氓文人。
王晓云骂的时候,我开始往外面走,她越骂越厉害。她一个人骂完之后,那一群人就都开始骂,并朝我围上来。我就转过身来,看着他们,我没有说话。
说实话,我当时挺紧张的。那帮男的说,揍他,打死他,就开始上了。离我大概还有两三步远时,法警上来了,护着我出了法院。那帮人也跟出来了,接着骂。
我打上车,跟司机说,你抓紧时间走。他说去哪儿?我说赶紧走,后面有人跟我。过了一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后面有一辆出租跟着我呢,三个人。那个时候我打的车大概已经走出100米了,司机说没事,而我觉得他开得太慢了。我催他快开,他说你看后面没有出租了。也可能他开得很快,但是我觉得很慢。
他说你去哪儿?我说你给我绕几个胡同。后来确定没人了,我就回到宾馆。我开始给高文华的哥哥打电话,说我受到围攻了。他一听也着急,就给专案组的人打电话,专案组的人说,你不用说了我当时在现场。他们就当着法院很多人围攻我,法警去得稍微晚一点肯定就动手了。
然后,我打当地110,报了案。我从来没打过110,我是第一次,一个女的接的电话。我说我遇到危险,能不能提供帮助?她说你现在受到威胁了吗?我说我刚受到威胁,下午还可能受到威胁。她说那你得现在进行时。我说那我不能肯定我下午就受不到威胁,后来她说那不行。她说你现在在哪儿?我说我住在宾馆。
过了大概10分钟,110来了三个人,记了我的身份证号。我把身份证和记者证都给他看了,我说我去听案子,下午一点半我还要去,你们110能不能有人跟我一起去?他请示指挥中心后跟我说,指挥中心说了现在跟你去不合适。
110的人说,在法院那里他们还有一个报警平台,有警察在那儿,你发现问题立即拨打110,他们会尽快到。我说只能这样吗?他说是,我说那就多谢。然后110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要发现问题你报警,我们3分钟之内赶到。
下午,我确实吓得没敢再去,我确实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我再去,我在法院里应该没事,但是肯定走不了了,你出了法院你要走,你打车,你打飞机,他们都能跟着你。
当时在宾馆,我想要不要换宾馆。正在这个时候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下午警察要在6楼开会。我不走了,我至少今天下午会很安全。后来,从下午3点开始写稿子,晚上吃了一顿饭,一直写到晚上11点半,就是我们后来见报的那一版。我们头儿11点 26分还问我稿子写完没,说总编陈小川等着看稿子。
我晚上11点半写完稿就发回报社,12点出发离开丹东,曲折地到了沈阳。第二天早晨8点半,我就开始不停地接电话,我的朋友、同事给我打电话,说看到这个报道了。我一个同学还打电话跟我说,你要不方便就到我这里躲几天。
两个家族和记者的“演出”都没落幕
你知道王亚忱怎样在阜新被抓的吗?当时在法庭上,公诉人说王亚忱是在阜新星光宾馆被抓获。王亚忱说不对,你的表述有问题,当时是专案组的人给我打电话,叫我去星光宾馆谈这个事,举报别人,我去了,说是省领导找我谈话我才去的,你说我在星光宾馆被抓的,好像是我跑到星光宾馆被你们抓的,不对。
王亚忱被拘时,现场有辽宁省公安厅的警车。王亚忱说我不能坐你们的警车,我必须坐我的奥迪 A6走。然后,就由公安厅的一个警察开着奥迪A6,王亚忱坐在后面。前面是警车开道,后面跟着一辆阜新市120,组成了一个车队。奥迪A6上还坐着阜新市政府保卫处的,保他安全。他说我有病,120得跟着我。
不知道像王家这种家族,在全国还有没有。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报这个?就是因为它非常典型。过去经常说贪官在位的时候是贪的,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他在位的时候已经铺好路了,退休后开始收投资,比他在位的时候可能收益更大。比如王亚忱,他的子女被安排在要害部门,他退了之后自然可以去捞钱。
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说这两人都不是好东西,王亚忱不是好东西,高文华也不是好东西。高文华他确实有问题,他问题在哪里?他的公司是不严谨的。从我们正常的推断来讲,高文华之所以让王亚忱加盟,肯定是有利用他的心理,王亚忱那个时候是阜新市政府的经济顾问,高文华不完全是被迫的,开始是“顺奸”,后来就是“强奸”了。
我当时跟高文华见面时,我问他了。我说从我的判断来讲,你肯定是愿意他去你的公司,他说是,他说王能帮他做一些事,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确实惹不起他们。因为什么?高文华有一个叫万家灯火的洗浴中心,王晓云、王晓刚全能管着,你要不那样办,洗浴中心就开不了。高文华确实有双重心理。
对这个案子,王亚忱能走到这一步,能够开庭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不容易。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落幕,而是刚刚开始。因为王亚忱所涉及到的东西,包括王晓云、王晓小刚所涉及的东西都没有查明。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媒体参与的话可能会被压下去。我们去年5月18发了稿子之后,最明显的就是第二天检察院就把结论给高文华了。这个结论从2005年1月份就有了,到2005年5月19号才给他。如果我们没有报道,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了。
高文华他哥说我们报社是他们的恩人,我说老高你不要这么讲,我很清楚媒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只是起了一个促进的作用,具体办案还是由公检法来办。但是老高跟我说,你这篇报道发了之后相当于一颗原子弹,把辽宁省所有保护王亚忱的大坝一下炸塌了。
只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没什么胆量,如果有胆量我觉得24日那天下午还是应该去法院旁听。我也确实怕了。我不是英雄。
5月25号中午的时候,我给我老婆打电话,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快了,她说你去这么长时间,我说很快回来。我说你上网看一下吧,她说怎么了,我说会有使你震惊的消息。我老婆后来说,她吓坏了,她不停地给我的同学打电话,她要一点精神安慰。她说看完之后心里就堵得慌,到晚上就吐了。
我哥也看到了,我哥给我打电话,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今天晚上就回来。他告诉我说,你买了票之后给我打电话,你上了车给我打电话,你下了车给我打电话,我手机今天不关机了。我说我手机快没电了,他说没电你给我发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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