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活着已足够幸福

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活着已足够幸福1945年4月23日，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翠蒂身心俱疲地倒下了，两个德军准备举枪射死她，其中一个忽然说，“算了，她反正快死了，不值得浪费一颗子弹。”那一天，是翠蒂21岁生日，她跨越了死亡。然而，她人生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82岁的翠蒂满头银发，此时正坐在自己伦敦北部的家里，平静地向我诉说着那些与她“不离不弃”的漂泊、绝望、挣扎和生离死别。

　　翠蒂的晚年，已注定和反纳粹、反种族主义连在一起；然而，她个人的故事，她对待苦难的态度，早已超越这些使命，一次次征服着普通人的心，改变着他们看待世界的目光。

　　翠蒂的故事从死亡之旅开始。

死亡之旅

 　1944年3月19日的早晨，德军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当时，在一所幼儿园工作的翠蒂正坐在电车里，看到手持机关枪的德军正占领着街道。本来，随着德军在二战中的节节败退，人们以为纳粹会无暇顾及匈牙利的犹太人。因为匈牙利是个反犹太人国家，在二战中因支持德国使其免受纳粹的涂炭，反而成为很多犹太人的避难所。但看到眼前的情景，作为犹太人的翠蒂知道，匈牙利犹太人的梦想破灭了。那年她20岁。

　　翠蒂于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处于匈牙利-奥地利边界的Szombathely。家里的状况令翠蒂震惊。父亲已被抓走，母亲的精神也已崩溃。

　　5月7日，翠蒂和母亲被关入当地的犹太集中区。几个星期后，她们被押送到另一个集中营，在那里，她竟意外地和父亲相逢！

　　与父亲重逢后的第三天，他们一行120人被装上当时运送犹太人的Cattle-truck(运送牲畜的火车)，踏上了奥斯威辛之旅。

　　“7月7日早晨，我们到了奥斯威辛。我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她马上被拖走，送进了毒气室。后来我知道，90%的匈牙利犹太人一到就被杀害了。我和父亲也被分开。那是我和他的诀别。”

　　8月2日，翠蒂和所有刚刚被抓来的犹太人经历了一次“筛选”。在站了14个小时后，监狱长开始挥动他的手，有人被选到左面，有人到了右面。翠蒂在左面。“当时左面的人被送进浴室，我们不知道喷头里将要出来的是水还是毒气，因为他们故意设计成和浴室一样，为的是防止人们骚乱。当我们看到是水出来时，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后来我知道，被选到右面的人全部进了毒气室，父亲也在其中！”

　　活着的翠蒂们被再次送上Cattle-truck到德国中西部的一个军工厂。当军工厂的头儿看到他们时，对押送的德军说：“我要的是劳力，你怎么送来一堆骷髅！”

　　1945年4月12日，翠蒂和从各个集中营汇聚起来的犹太人、战俘约15000人，开始了跟随德军撤退的“死亡之旅”(DeathMarch)。根据资料，那年的1月苏联军队已经解放了奥斯威辛，但那里只剩下7000人左右。大部分犹太人和战俘事先被集中到其它地区，并在欧洲4月寒冷的天气条件下开始“死亡之旅”。共有约60000人被迫加入这次撤退，15000人死在了路上……

　　“那天早上，我们从冰冷的地上醒过来，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在经过易北河上的一座桥时，我经历了此生最美丽的日出。走到桥的另一边，我倒下了……我对自己说：结束了。”

　　“我知道他们会过来。两个德军走到我身边，先用枪托戳我，然后要开枪。其中一个忽然说：算了，她反正快死了，不值得浪费一颗子弹。”

　　那一天是1945年4月23日，翠蒂的21岁生日。

再临深渊

　　那个寒冷的早晨，翠蒂爬了三公里，找到了一个暖和一些的马厩。一个德国小女孩发现了她，告诉她这里很危险，德国人随时会来，让她去一个相对安全些的谷仓。

　　#p#她找到了那个谷仓，遇到了一对逃亡的母女。那个德国小女孩在晚上为她们送来了面包。那天半夜，5个苏联战俘闯进谷仓，他们看到翠蒂和那对母女后，决定把她们带到苏军那里，再送回匈牙利。翠蒂在匈牙利已经没有亲人，加上集中营的虐待使她基本丧失了记忆，所以她根本不想回匈牙利。

　　第二天早晨，那对母女跟着苏联人走了，又剩下翠蒂一人。这时，又来了10个法国战俘。

　　“他们准备逃到29公里外的‘美军解放中心’(American Liberation
Center)，我想跟他们一起去。但我太虚弱，走不动。我那时体重只有38公斤。他们走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又返回来，他照顾了我十天，直到我可以和他一起走到解放中心。”这是翠蒂第一次体验到对异性的感情。

　　在“美军解放中心”，他们和其他38个法国人一起登上了两节运货卡车，开往法国。美军还给他们颁发了证书，凭借证书可以得到食物和住宿上的照顾。

　　“当我们到达德法边界的‘法国二战接待中心’时，我知道我和他相爱了。他25岁，做了5年的战俘。他对我说他爱我，要娶我为妻。”翠蒂和她的法国男友辗转一个多月，回到了男友在法国南部的家乡土伦。一路上，他们作为第一批从集中营返乡的战俘，受到了人们友好的款待。但由于在集中营和军工厂长期饮用被污染的水，翠蒂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那种后遗症使我从38公斤迅速膨胀，最后我的体重达到近98公斤。我基本上成了一个臃肿的球。”

　　男友的家里非常穷困，只有他的母亲和一个16岁的女孩 。翠蒂被告知要和那个女孩同床。而男友随即就消失了。　“我在路上得到的所有的物品和钱都被他们拿走。他母亲晚上带着我和那个女孩子去土伦的港口。她们和那里的水手及各种各样的人跳舞。然后也会不知踪影。连着三个晚上，我被他母亲逼着和那些人跳舞，然后跟他们走。我终于明白，她们是靠这个为生的。我的男友把我带回来，也是要我干这个的！”

　　翠蒂愤怒了。她要求再见一次那个男人。他回来了。翠蒂要他把当时红十字会证明她身份的文件还给她。他表面上答应，并把翠蒂带到一个车站，告诉她在那等着，说取了文件就送她去红十字会找工作。等他回来时，警察却一块来了。

　　“他们以纳粹冒充犹太人战俘的罪名把我投进了监狱。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后来我又被转到马赛的圣·彼埃尔监狱，和真正的纳粹及法西斯分子关在一起……如果说我对生活一直怀有希望的话，那个时刻，我想放弃了。我无法相信，那个在战争中蹲了五年监狱的法国人，会照顾我数十天，费尽周折把我带到法国，对我说爱我，最终是要我作妓女，赚钱养活他。当我想摆脱他时，又把我送进监狱。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翠蒂在监狱里找到一块小玻璃割腕自杀。但很快她被发现给救了过来。

　　这次自杀经历给她的转机是，在巨大的冲击面前，她的记忆部分恢复了。她想起来自己在法国还有一个舅舅。

　　监狱里有一个女看守，对翠蒂很好。翠蒂病了，她就带她去外面的医院治疗。

　　“我们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看见两个男人走进来。我立即认出其中一个是我当时在纳粹兵营里认识的法国战俘。后来我们还一起踏上‘死亡之旅’……我走过去，叫出他的名字，他也立刻认出了我，尽管当时我很胖。”这个法国人召集了近50个当时的战俘为翠蒂作证。1945年10月，经历了战后近五个月牢狱之苦的翠蒂，终于重获自由！

　　就这样，翠蒂来到了巴黎。

漂泊之路

　　我眼前放着一张翠蒂那时在巴黎的照片。如果不知道她之前的经历，你很难把这个胖胖的女孩子和那些遭遇联系在一起。虽然笑容里有些疲惫，但你仍然感受得到她对生活的那份渴望，在21岁那样的年龄。　“我在舅舅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很穷，很快我就没法住下去了。我开始找工作。”

　　没有国籍，没有学历，翠蒂最后在一个犹太人中心的儿童之家找到了一份差事。

　　“我一个人要照顾40个5岁到15岁的孩子。他们都是犹太人的后代，战后没人认领。每天我们只有很少的食物，房间里总是冷冷的。我基本上没有任何休息时间。而且因为我没有身份和工作许可，工资少得可怜。”

　　幸运的是，她后来找到美国设置在巴黎的“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oint-distribution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专门为战后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帮助。翠蒂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些牛奶券，并被安排每周接受三次治疗，以消除战时水污染给她留下的后遗症。

  　有一天，翠蒂在委员会吃午餐时，听到隔壁有合唱团在练歌。她自告奋勇跑去应征，竟被录取了。很快，凭借她的音乐天赋，她又被另一个合唱团录用。

　　#p#不久，乐团的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流浪的匈牙利音乐家，比翠蒂大8岁。很快，他们在1946年6月结婚了。

  　“结婚当天晚上，他一直在哭。后来我才发现，他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翠蒂的丈夫无法正常工作，只有在不发病期间，可以参加一些小型的演出诸如婚礼上的演奏等等。那个时候的音乐家，挣的还没有巴士司机多。对翠蒂来说，现在要养活两个人了。

　　“我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丈夫因病又经常打我，他还屡次想自杀。”

　　翠蒂在法国看不到希望，也无法解决身份问题。1948年2月，她和丈夫登上了一艘“极度拥挤、污浊不堪”的移民船，经过海上一个月的颠簸，来到了南非的德班。

　　一年后，翠蒂生下了她的儿子。她无法把儿子留在家里自己出去工作，病中的丈夫曾威胁要杀死儿子，翠蒂只好带着年幼的儿子去了以色列。走之前，她把丈夫送进了一家康复医院。

　　1951年5月，翠蒂带着儿子回到南非，因为她希望儿子可以见到父亲，而丈夫那时也从康复中心出院了。

  　在南非一拿到护照，翠蒂全家即起程前往英国。1958年9月，翠蒂一家成为英国公民。那一年，翠蒂34岁。

阵痛中的重生

　　1959年，翠蒂在伦敦的Wiener图书馆找到了她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之后，翠蒂又开始在伦敦大学图书馆工作，这一干就是22年。

　　“因为我没有学历，所以开始只是个临时工，同时在外面兼职教希伯来语、德语和犹太人历史。我还帮‘国际犹太人年鉴’收集犹太人名单，参与一些关于犹太人历史书刊的编辑工作。后来伦敦大学的图书馆长退休了，他们开始让我做越来越多的事。到我退休前，我负责学校两个犹太人图书馆、两个档案馆，以及所有与犹太人资料有关的管理工作。许多档案资料是我亲自收集、建立起来的。让一个15岁辍学、没有任何学历的人担当这份工作，这在学校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说明他们认可了我。我用了二十几年时间证明了自己！”

　　就在翠蒂开始找到自己职业信心的时候，她的个人生活再次陷入困境。丈夫的病情不断恶化。为了防止丈夫伤害儿子，翠蒂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40多岁的翠蒂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

　　“我和丈夫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我不爱他。20多年来，我一直服侍他。他不是坏人，他只是无法成为一个丈夫，无法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我还想有自己的生活的话，我只能靠自己去改变这一切。”

　　翠蒂开始去一些单身俱乐部。因为胆怯，她经常换不同的俱乐部，以防被人认出。不久，她认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1970年10月，他们结婚了。

　　婚后，翠蒂并未放弃对前夫的照顾。他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从前一起住的房子，到他年老体弱时，翠蒂把他送进一家犹太老人院，并定期去看他。他于1999年5月去世，终年83岁。

　　翠蒂的第二个丈夫是德国犹太人。他在巴勒斯坦长大，

    战时加入英国盟军，战后成为建筑师。结婚后，翠蒂和丈夫过了几年幸福的生活。1975年，他们开始设计、建造自己的家，也就是翠蒂现在在伦敦北部的房子。丈夫稳定的收入和自己出色的工作，使翠蒂再不用为生计担忧。

　　但在1979年7月，55岁的翠蒂得到噩耗，儿子在瑞士突然自杀，时年30岁。

　　“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和他父亲一直无法相处，但在升学时，他放弃了剑桥和牛津，选择了King’s
College，为的是能离我近一些。后来他去牛津读博士，又到美国帕萨迪纳大学(加州大学的分校)读博士后。他在那儿认识了个法国女孩，他们相爱了。于是他转到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完成了学位。他26岁结婚，并被瑞士苏黎士大学聘为遗传学教授。当时这样的职位只给那些有教学经验、年纪起码在35岁左右的人。他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份工作，说明他很有天赋。”

　　在翠蒂回忆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是坚毅而平静的。只有谈到儿子的死，她的眼神暗淡下来，声音也变得很低沉，以至于你不忍心接下去问关于她儿子自杀的任何问题。而翠蒂也没有谈儿子的死因。

　　1999年9月，和翠蒂共同生活了30年的第二个丈夫也去世了。

 　“儿子死后，我的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婚姻，但我们始终相守着。他走了，在我心上留下一个洞……”

　　当面对“你认为生活对你是否公平”这个问题时，翠蒂平静地说：“不公平。但生活其实很少是公平的，不是吗？许多人毫无缘由地被杀，或者因为别人的嫉妒、仇恨、贪婪、盲目的信仰而失去生命……即使如此，生活仍然可以是美好的，我一生都在努力寻找那些美好的东西。能够走过那些苦难活到今天，我已足够幸福。对我来说，看到‘自己的杯子满了一半，而不是还有一半空着’是最重要的。”

每一天都是礼物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翠蒂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忙碌的老人之一。这不仅仅因为她在二战时的经历使她成为越来越少的“活着的见证”，还因为她的语言天赋和对犹太人历史的了解，使她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宣导者”。

　　#p#继成为诺丁汉郡莱克星顿地区大屠杀教育的第一位讲师后，翠蒂相继在伦敦犹太人文化中心、大屠杀教育信托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关于犹太人历史和二战历史的宣讲工作。她还受邀于无数的教会、大学、区域和国际性会议进行专题演讲。

　　“所有的这些活动，我从不收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如果对方一定要给我酬谢，我就给他们一些慈善机构的信息，请他们把钱直接汇到那里。我自己的养老金可以养活自己。希望那些钱能够到达更需要它们的人手里。”

　　上个世纪80年代，翠蒂开始写作，并于1994年陆续出版了两本书：《A Cat Called Adolf》(一只叫阿道夫的猫)和《 Did you ever meet hitler，Miss》(小姐，你认识希特勒吗？)凡翠蒂所到的演讲的地方，都有人拿着她的书请她签名。

　　一个13岁的穆斯林学校的女孩在听完翠蒂的演说后写信给她：“别人一直告诉我是犹太人发动了二战。现在我明白了。我会让我认识的所有的人都不再有那个错误的想法。”

　　还有一个学生在读了她的书后对她说：“我总是抱怨，觉得自己容易受伤害，哪怕多等一会儿巴士，我都觉得生活对我不公平。看了你的故事，我发誓，我再不会那样了。”

　　更多的人对翠蒂说：“你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明白了，能够有今天，我已足够幸运……”

　　今天，82岁的翠蒂，仍然过着自己照顾自己的日子。她一个人住，坚持自己开车、上网。“我喜欢电脑。我的两本书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尽管我常常在网上购物时把自己的信用卡信息填错。”

　　“命运给予我如此多的悲剧，我仍然是生活的朋友。”在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时，翠蒂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