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并非值得引以为豪之事，有钱反而会为人不齿，甚至讨人厌遭人恨。从前，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一个人不管是否腰缠万贯，只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品德高尚，才应该受到尊敬。
数千年来中国都是一个由孔子思想主导的农业社会，直到 20世纪儒学的至尊地位才开始不保。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孔子把人分类为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其中，最受尊敬的是士，即读书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由此而来。至于商，笼统的说就是生意人，虽然不愁吃不愁喝，但因为社会地位不高，绝对不令人羡慕。不仅如此，“商”这个字还常常跟“奸诈”、“狡猾”等贬义词“如影随形”，比如什么“无奸不商”。
西风东渐，今天中国社会弥漫的西方资本主义味道越来越浓，富有可耻的观念不复存在，致富光荣成为主旋律，人人都铆足了劲“向钱看”。不过，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许多有钱人“为富不仁”：对社会责任能避则避，昧着良心剥削劳动者，以牺牲环保为代价大发其财。看来，为富者要真正赢得社会道德的广泛认同，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就此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上个月底在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题为“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的文章。文章反映出，公众对企业漠视社会道德越发不满，呼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积极馈赠社会。
成思危在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
他引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的话说，去年中国由于生产安全问题每天死亡320人，而一些矿难完全是黑心矿主与地方官员相勾结，无视矿工死活、非法开采所酿成的恶果。他还列举了企业的几宗罪。如某些企业为降低成本，在食品中加入对人体有害的工业染料或添加剂；又如，大肆排放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还有，拖欠农民工工资。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字，中国近年来平均每年发生的工业事故，约在100万宗之数。
对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正常现象。他们的论据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水平时，工业事故也会随之增加；与此同时，劳动力吃紧将使得更多的农民工转移到工业，因此，由于技术不熟练酿成的事故自然就多了。
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每年都以双位数的GDP增幅迅猛发展。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企业纷纷扩大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以煤矿业为例，去年总产量为21亿吨，而根据政府的长远发展计划，总产量在2010年要力争达到25亿吨。一些官员透露，只有三分之二的煤矿企业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
就在成思危的文章见报之前，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性论坛。该论坛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非常高调。最近有关该问题的研讨会，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数十个之多。公众对企业行为不端的痛恨，由此可见一斑。
围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一个私人机构最近联合数个媒体作出了调查，结果显示，在2006年公众最关切的企业恶劣行为当中，排在榜首的是医药丑闻和食品安全。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评论道：“最近两三年，食品安全问题接二连三被媒体曝光。这些问题食品短期内或许能给企业带来效益，但给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
广东佰易药业有限公司上月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责令，停止生产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产品。药监局发布公告指，该公司在生产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产品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据闻，该公司违规采集血浆，导致药品可能被感染丙肝病毒，多位患者用药后“丙肝抗体呈阳性”。
近年来中国假冒伪劣药品事件层出不穷，这起药品事故只是最近浮出水面的一宗。面对此类性质恶劣的事件，公众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安全标准的检查监督。
成思危还在文章中谴责道，“有些跨国公司以本土化为名，漠视社会责任。”他引用中国研究员兼前记者马俊的调查结果说，去年有33家在华跨国公司，被环保部门列入了水污染黑名单。
据马俊透露，他的消息来源是各地政府环保部门公布的名单。他批评这些跨国企业采取双重标准：在自己国家俨然是环保卫士，到了中国却视法律为无物。
吉林省环保部门一位官员也指出：“的确有些跨国公司到了中国就降低了环保要求，这跟地方的营商环境有关。为了不得罪外商，吸引更多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对跨国企业的排污行为睁一眼闭一眼。”
成思危呼吁媒体和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谴责不良行为，向“不负责任的企业” 施加更大的道德压力。他还建议，加大法律对消费者权益、劳动者、工作安全及环境的保护力度，但没有详细阐述该怎样做。
面对众多重量级官员的呼吁，许多企业还是不了解何谓社会责任，以及如何履行这些责任。北京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说：“一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人们总是首先想到捐钱捐物。”
在出席一个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论坛时，一个旅行社的负责人就道：“对一个企业而言，首要任务是赚到足够的钱。连员工的工资都无力支付，承担社会责任就无从谈起。”
如今，上至大小官员，下至学者百姓，要求政府强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有增无减。事实上，在不少国内企业看来，中国正处于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资本主义初期。它们一方面死死抱着这种早已过时思维不放，另一方面又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强调的可持续性发展观，视而不见。一些专家相信，这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症结所在。
数千年来中国都是一个由孔子思想主导的农业社会，直到 20世纪儒学的至尊地位才开始不保。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孔子把人分类为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其中，最受尊敬的是士，即读书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由此而来。至于商，笼统的说就是生意人，虽然不愁吃不愁喝，但因为社会地位不高，绝对不令人羡慕。不仅如此，“商”这个字还常常跟“奸诈”、“狡猾”等贬义词“如影随形”，比如什么“无奸不商”。
西风东渐，今天中国社会弥漫的西方资本主义味道越来越浓，富有可耻的观念不复存在，致富光荣成为主旋律，人人都铆足了劲“向钱看”。不过，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许多有钱人“为富不仁”：对社会责任能避则避，昧着良心剥削劳动者，以牺牲环保为代价大发其财。看来，为富者要真正赢得社会道德的广泛认同，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就此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上个月底在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题为“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的文章。文章反映出，公众对企业漠视社会道德越发不满，呼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积极馈赠社会。
成思危在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
他引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的话说，去年中国由于生产安全问题每天死亡320人，而一些矿难完全是黑心矿主与地方官员相勾结，无视矿工死活、非法开采所酿成的恶果。他还列举了企业的几宗罪。如某些企业为降低成本，在食品中加入对人体有害的工业染料或添加剂；又如，大肆排放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还有，拖欠农民工工资。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字，中国近年来平均每年发生的工业事故，约在100万宗之数。
对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正常现象。他们的论据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水平时，工业事故也会随之增加；与此同时，劳动力吃紧将使得更多的农民工转移到工业，因此，由于技术不熟练酿成的事故自然就多了。
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每年都以双位数的GDP增幅迅猛发展。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企业纷纷扩大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以煤矿业为例，去年总产量为21亿吨，而根据政府的长远发展计划，总产量在2010年要力争达到25亿吨。一些官员透露，只有三分之二的煤矿企业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
就在成思危的文章见报之前，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性论坛。该论坛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非常高调。最近有关该问题的研讨会，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数十个之多。公众对企业行为不端的痛恨，由此可见一斑。
围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一个私人机构最近联合数个媒体作出了调查，结果显示，在2006年公众最关切的企业恶劣行为当中，排在榜首的是医药丑闻和食品安全。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评论道：“最近两三年，食品安全问题接二连三被媒体曝光。这些问题食品短期内或许能给企业带来效益，但给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
广东佰易药业有限公司上月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责令，停止生产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产品。药监局发布公告指，该公司在生产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产品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据闻，该公司违规采集血浆，导致药品可能被感染丙肝病毒，多位患者用药后“丙肝抗体呈阳性”。
近年来中国假冒伪劣药品事件层出不穷，这起药品事故只是最近浮出水面的一宗。面对此类性质恶劣的事件，公众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安全标准的检查监督。
成思危还在文章中谴责道，“有些跨国公司以本土化为名，漠视社会责任。”他引用中国研究员兼前记者马俊的调查结果说，去年有33家在华跨国公司，被环保部门列入了水污染黑名单。
据马俊透露，他的消息来源是各地政府环保部门公布的名单。他批评这些跨国企业采取双重标准：在自己国家俨然是环保卫士，到了中国却视法律为无物。
吉林省环保部门一位官员也指出：“的确有些跨国公司到了中国就降低了环保要求，这跟地方的营商环境有关。为了不得罪外商，吸引更多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对跨国企业的排污行为睁一眼闭一眼。”
成思危呼吁媒体和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谴责不良行为，向“不负责任的企业” 施加更大的道德压力。他还建议，加大法律对消费者权益、劳动者、工作安全及环境的保护力度，但没有详细阐述该怎样做。
面对众多重量级官员的呼吁，许多企业还是不了解何谓社会责任，以及如何履行这些责任。北京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说：“一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人们总是首先想到捐钱捐物。”
在出席一个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论坛时，一个旅行社的负责人就道：“对一个企业而言，首要任务是赚到足够的钱。连员工的工资都无力支付，承担社会责任就无从谈起。”
如今，上至大小官员，下至学者百姓，要求政府强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有增无减。事实上，在不少国内企业看来，中国正处于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资本主义初期。它们一方面死死抱着这种早已过时思维不放，另一方面又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强调的可持续性发展观，视而不见。一些专家相信，这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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