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过一个患急性白血病的男孩子,这么久了,我一直认为是我杀死了他。
他刚刚升入高三,马上就要参加高考。小时候,他母亲带着他改嫁,如今他生病了,他的继父要把房子卖了给他治病,但是钱还是不够。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他的妈妈一直对他说,医生说就是有点儿发炎,要慢慢调养。他还对他妈妈说,那你得把我书带过来,我还要看书准备考试呢。他转头对我说,他早就想好了去甚么大学,去看过好几次,等病好了考试过了就能去哪里上学了。
病房外,他妈妈对着我们泪流满面:医生告诉他们,这孩子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家里实在没钱做手术,孩子的继父已经在联系人买自己家的房子,拿着钱给孩子治病。但是时间每拖一天,治愈的希望就少一天。求助媒体,已经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后一个办法。
我当时还是个实习小记者,我几乎是一直带着眼泪写完稿子的,可是被主任枪毙了,说我写的太平淡,要改。改了,交上去,还是不行,继续改,终于主任满意了,但是还是发不了。前前后后几乎一个月。我中途也去看过他们,眼见着那孩子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现在报纸看起来版面很多,但是广告更多,留给记者的空间很小,如果娱乐界发生个甚么事情,社会新闻的记者更是可怜。就在有限的社会新闻的版面里,还有等级之分,首席记者>正式记者>实习记者。也就是说,版面是优先安排给首席记者或者正式记者的,只要他们有稿子,就一定会登他们的,不管实习记者写的有多好,特别是实习记者自己写的。
终于,过年前一个时间,我的稿子发了,埋没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和中年妇女吵架的新闻中,照片上的孩子,躺在病床上,或许他已经察觉到了甚么,我从照片上,看见了他的茫然和绝望。后来有个记者悄悄告诉我,排版的时候,本来要把这个照片作为头版图片的,但是临时找不到拍照片的记者,就放中间了。
我脸上不动声色,心底却透凉:对于报社来说,这只是一个稿子,只看你有没有新闻价值,有新闻价值了,又仅仅因为一个偶然的时间,上不了头版。但对于这孩子这个家庭来说,却是他们最后一个救命稻草。一旦上了头版,市民关注他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或许能救他的命。这就是媒体和读者之间巨大的反差,而我站在这反差中间,可能是我做的不好,我写的不好,我没有一开始就写的让主任满意,反而还给了这孩子一家一些缥缈的希望,最后却是更深的失望。
当过年之后,我再联系这家人的时候,他的妈妈很平静的告诉我,稿子她已经看见了,但是,孩子还是走了,她还是很谢谢我。听着她的话,我惭愧的无地自容,为我自己,也为媒体本身。的确,媒体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充当救助员的责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在百姓出了问题没有办法找相关部门解决的情况下,在媒体通过一系列所谓的贴近生活的救助性的报道之后,媒体开始上演了一出“当了鸡,还要立牌坊”的戏。在普通百姓中摆出贴心人救世主的神情,转过身去就和商家索要高额的广告费或者关系。
既然如此,我情愿呆在商业公司里面,起码在那里,做交易、拉关系,都是赤裸裸的,而不像媒体,偏偏还要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
我的自责无法释怀,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死,我是要负责任的。我离开了报社,因为不想再做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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