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援助他国与本国人民的经济权利之间

写这篇评论，缘于近日一次电台的听众电话叩应节目。

　　3月3日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民主沙龙做嘉宾时，一位元听众在电话里谈到他读到一些国内书籍没记载的历史：毛泽东为了满足其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欲望，花费大量金钱造原子弹，援助越南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导致国内 3800多万人饿死。这位听众表达了他的惊讶：过去从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段历史。毛主席怎么能不管本国人民死活，一意孤行？

　　于是我问这位听众，他知不知道以下事实：中国目前有一亿多人每天依赖不足一美元的钱生活，而中国却支持柬埔寨政府花4900万美元修建了一座政府办公大楼；中国大多数中等城市（包括一部分省会城市）都没有现代化体育场馆，而中国从1980年到现在，援助修建的体育场馆遍及数十个国家。据中国政府骄傲地宣布，这些体育设施全部是可以举办大型国际比赛的高水准、符合奥林匹克高标准要求的场馆；中国本国尚有5000多万失学儿童得不到帮助，但却为埃及援建了一个最现代的远端教育项目。中国政府这样的行为与毛泽东所作所为在本质上相同，我问这位听众对此有什么想法？

　　这位听众嗫嚅了一阵，最后回答说，他也知道目前中国政府在援外，但只要不饿死本国人民，这种援助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真心这样认为，还是出于惧怕而这样说。但我想在援助他国与本国人民的经济权利之间，一个国家的当家人――政府，应该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政府必须为供养它的纳税人负责，只有在有余力时再帮助其他国家；用中国古语来说，就是家有七件事，先从紧处来。

　　中国现在国内要紧的事件还真不止几件。往大里说，中国的环境生态已经接近于崩溃――前年一个长江万里行专家小组考察过长江之后，预言长江水系在10年内将崩溃，而沙漠化、各类环境污染更是频发不绝。环境生态关乎每一个中国人，除了那些可以全家移民外国的上层精英之外，生态灾难无人能幸免。如何挽救生态，应当是国之紧要大事吧？那掠夺生态而积聚的国家财富总应该往这上面贴了吧？

　　往中里说，教育投资总应该是国之大事，虽然不是与每一个人相关，但至少与每一个有学龄子女的家庭有关吧？但这些年来，国家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始终未超过GDP总量的4％，而据政府10多年前的承诺，早就应该达到这一比例了。但中国这些年来教育费用直线上涨，政府投入不见增加，而国民负担却年年加重，大学年均学费早就超过人均GDP的100％了（美国则只有10％左右）。据说，国内一些省份还将中小学教育“改革”成民办，当地居民交不起昂贵学费的，子女也就只好失学。

　　再往小里说，中国是个体育金牌大国，但却是个体育弱国，人均体育设施率非常低。如果政府有钱援建非洲几十个国家现代化高标准体育场馆，何不将这笔钱花在咱们中国人自己身上？如果将标准降低一点，中国至少可以在几十个中等城市里建有群众性体育场馆了吧？

　　当然还可以再列出一大串嗷嗷待哺的公共设施，比如正在苟延残喘的公共防疫系统，比如中国那一亿多贫困人口。这些关系到本国人民、本民族的生存大事，在我等民众眼中，永远比援助外国重要。

　　再退一步说，如果这种援助能够为中国，而不仅仅是为中国政府的面子与国际地位带来好处，或者至少能让受援国民众承情，那中国人民也算是有点想头了。问题是，这种有政治交换条件的援助，受援国从来就不领情。比如中国曾倾力支援越南，仅仅在1975年，中国就曾把国家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向越南一国提供的援助共计达200亿美元之巨，但与越南最后还是兵戎相见。而今天援助非洲，非洲人民并不领情，不仅受到非洲人权组织的责难，非洲各国的精英层也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在推行新殖民主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争取它国君主尊为老大与本国人民的拥戴之间，孰轻孰重，只要统治者还有点政治良知，不难做出判断。一个视人民如草芥、一味依赖政治暴力与高压来维持“稳定”的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国家“崛起”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