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指出，中国的大学教授愈来愈意识到，大学要办好必须教授治校，而不是由政党或教育部的官员来治理；中共在意识形态环境的合法性丧失后，对大学的控制愈来愈赤裸裸，有时候会很粗鲁地去行使这样的权力，自然会引起大学教师反弹。
上个月，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张鸣，疑似因为在部落格中公开他与国关学院院长李景治的分歧，表示“现在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院长掌握的资源非常大，你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因而被撤销系主任职务。
贺卫方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中共在意识形态环境的合法性丧失后，对大学的控制愈来愈赤裸裸，愈来愈变成出于自身的利益，而非某种正义的目标。
贺卫方说，“他没办法论证它，有时候就显得很粗鲁地去行使这样的权力”，导致大学教授与官员治校理念的不同“现在看起来像拉锯战，教育部天天做一些让我们（大学教授）感觉很不好的事情”。
他指出，近年来，中国大学校园出现此起彼伏的不满与抗争。贺卫方由于不满北大硕士班招生体制的弊端，宣布停收硕士生；更早之前，美术家陈丹青因为不满博士班招生体制，辞去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一职。
贺卫方表示，这些行为表达中国大学教师要求独立的地位，要求政府必须有清楚的界线，在管理学校时，厘清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能行使的权力。
他指出，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无论在对国民的号召力、在国际舞台的形象方面，传统社会主义那套思想观念体系都愈来愈失去正当性。
贺卫方说，“我们总是说我们经济发展多少多少、GDP增长如何如何，用这个来表明这个政权是正当的。”不过，政权的合法、正当性不能总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上，否则，经济发展若出现问题，要拿什么来号召？
他表示，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种胶着与僵持的状态，就是中国“还要穿着社会主义的外衣不能脱掉”，但实际上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因此形成语言和行为的巨大冲突。
贺卫方指出，政府不能老是插手经济事务。基于经济需要，中国人民愈来愈趋向于要求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包含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中国年轻人对文革记忆空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表示，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不那么光彩的历史。中国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等历史记忆的空白，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
贺卫方接受中央社专访时指出，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官方应该好好研究，应该接受历史的教训，应该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他表示，尽管各个民族都有虚荣心，喜欢表彰历史中辉煌、伟大的一面，试图去抑制那些糟糕的一面，不过，就像国际社会要求德国不要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求日本人不要忘记他们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我们自相残杀的历史”。
贺卫方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更早的知识份子整肃运动，以及土地改革期间，对地主的大规模杀戳、国家对资本家财产的剥夺，都是中国这种自相残杀的历史表现。
他指出，一九四九年以后，知识份子逐渐变成斗争、改造的对象，因为一有知识，你就变成“麻烦制造者”。“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运动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知识份子哪有什么安定的日子？”
贺卫方表示，反右运动发生至今满五十年，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对后来的知识份子来说，他们就是一群异己份子，就是一群时刻都要警惕的人。
他指出，由于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下令，要知识份子畅所欲言，保证绝对不会像从前一样加以整肃，最后却回头秋后算帐，使得共产党的诚信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到了文化大革命，死亡人数达到非常恐怖的高峰，“这是一个民族心灵特别严重的创伤。”
贺卫方说，去年是文革结束四十周年，但中国官方千方百计压制，不允许有任何纪念活动，不允许报纸上发表反思文章，今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也同样如此，这种作法非常不智。
他指出，官方刻意压制各项纪念活动，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变成一种图腾，变成一种没办法推翻的符号。如果不彻底检讨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所犯下种种严重的错误，“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地面对未来，没办法告诉下一代，我们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
贺卫方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去年三月，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贺卫方在会中提出中共一党专政违反宪法，建议共产党分化为两党或多党等说法。
不久后，中国左派网站曝光这场被称为“新西山会议”的会议内容纪要，引发保守派人士抨击。
贺卫方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去年三月，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贺卫方在会中提出中共一党专政违反宪法，建议共产党分化为两党或多党等说法。
不久后，中国左派网站曝光这场被称为“新西山会议”的会议内容纪要，引发保守派人士抨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上个月，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张鸣，疑似因为在部落格中公开他与国关学院院长李景治的分歧，表示“现在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院长掌握的资源非常大，你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因而被撤销系主任职务。
贺卫方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中共在意识形态环境的合法性丧失后，对大学的控制愈来愈赤裸裸，愈来愈变成出于自身的利益，而非某种正义的目标。
贺卫方说，“他没办法论证它，有时候就显得很粗鲁地去行使这样的权力”，导致大学教授与官员治校理念的不同“现在看起来像拉锯战，教育部天天做一些让我们（大学教授）感觉很不好的事情”。
他指出，近年来，中国大学校园出现此起彼伏的不满与抗争。贺卫方由于不满北大硕士班招生体制的弊端，宣布停收硕士生；更早之前，美术家陈丹青因为不满博士班招生体制，辞去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一职。
贺卫方表示，这些行为表达中国大学教师要求独立的地位，要求政府必须有清楚的界线，在管理学校时，厘清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能行使的权力。
他指出，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无论在对国民的号召力、在国际舞台的形象方面，传统社会主义那套思想观念体系都愈来愈失去正当性。
贺卫方说，“我们总是说我们经济发展多少多少、GDP增长如何如何，用这个来表明这个政权是正当的。”不过，政权的合法、正当性不能总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上，否则，经济发展若出现问题，要拿什么来号召？
他表示，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种胶着与僵持的状态，就是中国“还要穿着社会主义的外衣不能脱掉”，但实际上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因此形成语言和行为的巨大冲突。
贺卫方指出，政府不能老是插手经济事务。基于经济需要，中国人民愈来愈趋向于要求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包含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中国年轻人对文革记忆空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表示，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不那么光彩的历史。中国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等历史记忆的空白，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
贺卫方接受中央社专访时指出，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官方应该好好研究，应该接受历史的教训，应该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他表示，尽管各个民族都有虚荣心，喜欢表彰历史中辉煌、伟大的一面，试图去抑制那些糟糕的一面，不过，就像国际社会要求德国不要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求日本人不要忘记他们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我们自相残杀的历史”。
贺卫方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更早的知识份子整肃运动，以及土地改革期间，对地主的大规模杀戳、国家对资本家财产的剥夺，都是中国这种自相残杀的历史表现。
他指出，一九四九年以后，知识份子逐渐变成斗争、改造的对象，因为一有知识，你就变成“麻烦制造者”。“我们可以说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运动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知识份子哪有什么安定的日子？”
贺卫方表示，反右运动发生至今满五十年，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对后来的知识份子来说，他们就是一群异己份子，就是一群时刻都要警惕的人。
他指出，由于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下令，要知识份子畅所欲言，保证绝对不会像从前一样加以整肃，最后却回头秋后算帐，使得共产党的诚信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到了文化大革命，死亡人数达到非常恐怖的高峰，“这是一个民族心灵特别严重的创伤。”
贺卫方说，去年是文革结束四十周年，但中国官方千方百计压制，不允许有任何纪念活动，不允许报纸上发表反思文章，今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也同样如此，这种作法非常不智。
他指出，官方刻意压制各项纪念活动，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变成一种图腾，变成一种没办法推翻的符号。如果不彻底检讨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所犯下种种严重的错误，“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地面对未来，没办法告诉下一代，我们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
贺卫方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去年三月，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贺卫方在会中提出中共一党专政违反宪法，建议共产党分化为两党或多党等说法。
不久后，中国左派网站曝光这场被称为“新西山会议”的会议内容纪要，引发保守派人士抨击。
贺卫方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去年三月，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贺卫方在会中提出中共一党专政违反宪法，建议共产党分化为两党或多党等说法。
不久后，中国左派网站曝光这场被称为“新西山会议”的会议内容纪要，引发保守派人士抨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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