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

公元1074年正是北宋的熙宁七年，一个空气里都弥漫着焦躁气息的年份。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这实在令王安石想不明白。

　　他想不明白，皇帝神宗赵顼更想不明白——“富国”、“强兵”，这变法多好!怎么竟会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结局。

　　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了历史的前台。1068年，年仅二十岁的赵顼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皇祖皇宗对辽和西夏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畏葸保守，安于现状，不图兴革。神宗只能变换方向，在朝外积极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那时，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烦越多。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十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蹙眉难展。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神宗不禁为之潸然：以王安石如此能臣，一场富国强兵的大变法怎么会搞得百姓如此凄惨，民不聊生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神宗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政治动作，将郑侠搞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试想，连首都汴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办法刮出钱来，甚至连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门去交费，“食土之毛，莫得免焉”。这种于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变法成色可想而知。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都不识字呀。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糟糕的是，王安石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手段，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政府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以为既为变法，便是对传统机制的突破，必须嘉许，而不论实际结局如何。现在回溯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端的气势恢宏，于是终极答案的追寻并不重要。但还是那个道理，姿态再高，事物终究要还原本相。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平心而论，王先生的“三不”原则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的过头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地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撤中丞，贬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传》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十九位台谏名单。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 “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