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至4月，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陆续发表三篇呼吁中共进行民主改革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包括二月号刊载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所写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三月号刊载「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四月号刊载中共前中宣部长陆定一之子陆德的文章，表示陆定一主张媒体应该负起监督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其中，造成最大回响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作者谢韬是中共的革命老干部，曾经担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中共建政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等，谢韬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经否定了暴力革命以及共产主义，走向和平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调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化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列宁过于强调暴力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和马克斯分道扬镳，谢韬同时呼吁中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以民主为核心，只有透过民主宪政才能根本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否则中共政权将走向失败。
《炎黄春秋》连续三个月发表敏感的政治民主议题，但是至今没有受到严厉的惩处。中共宣传主管机关决定不公开谴责，仅将刊载「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二月号从网上删除，并在一些内部会议中表达反对立场而已，但是，不是所有媒体都可以受到这种言论自由的保障，2006年的「冰点事件」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
《炎黄春秋》之所以获得特别待遇，与其背景息息相关。《炎黄春秋》创刊于 1993年，主管成员大多是有革命经验的老干部，现任社长杜导正，曾任广东《羊城晚报》、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还曾经担任中共新闻出版署署长，他是中共现任主管意识形态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老上级，这是近期《炎黄春秋》安然无恙的原因之一；副社长吴思，因为出版《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而声名大噪；另一位副社长杨继绳，原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因报导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对话，引起海外嘱目。
此外，《炎黄春秋》的主要支持力量还在其作者群及读者群，该刊主要刊载历史评论文章，著者以中共党内元老、作家和学者为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此外，大陆许多自由派「老革命家」也都支持这份刊物，包括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以及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以及胡绩伟、杜润生、于光远、朱厚泽、阎明复等多位党内元老都曾在刊物上撰文发表，因此该刊深受大陆党内民主派欢迎，这也是中共中央特别容忍《炎黄春秋》言论尺度的原因。
然而，这种特殊待遇是源自于刊物创办者与阅读群的特殊背景，而不是来自于政治制度对于人民言论自由的保障，换言之，在中共决定是否取缔某一份刊物时，人治色彩仍然非常严重，这种「因人而异」的标准将会是中共迈向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障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其中，造成最大回响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作者谢韬是中共的革命老干部，曾经担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中共建政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等，谢韬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经否定了暴力革命以及共产主义，走向和平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调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化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列宁过于强调暴力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和马克斯分道扬镳，谢韬同时呼吁中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以民主为核心，只有透过民主宪政才能根本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否则中共政权将走向失败。
《炎黄春秋》连续三个月发表敏感的政治民主议题，但是至今没有受到严厉的惩处。中共宣传主管机关决定不公开谴责，仅将刊载「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二月号从网上删除，并在一些内部会议中表达反对立场而已，但是，不是所有媒体都可以受到这种言论自由的保障，2006年的「冰点事件」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
《炎黄春秋》之所以获得特别待遇，与其背景息息相关。《炎黄春秋》创刊于 1993年，主管成员大多是有革命经验的老干部，现任社长杜导正，曾任广东《羊城晚报》、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还曾经担任中共新闻出版署署长，他是中共现任主管意识形态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老上级，这是近期《炎黄春秋》安然无恙的原因之一；副社长吴思，因为出版《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而声名大噪；另一位副社长杨继绳，原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因报导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对话，引起海外嘱目。
此外，《炎黄春秋》的主要支持力量还在其作者群及读者群，该刊主要刊载历史评论文章，著者以中共党内元老、作家和学者为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此外，大陆许多自由派「老革命家」也都支持这份刊物，包括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以及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以及胡绩伟、杜润生、于光远、朱厚泽、阎明复等多位党内元老都曾在刊物上撰文发表，因此该刊深受大陆党内民主派欢迎，这也是中共中央特别容忍《炎黄春秋》言论尺度的原因。
然而，这种特殊待遇是源自于刊物创办者与阅读群的特殊背景，而不是来自于政治制度对于人民言论自由的保障，换言之，在中共决定是否取缔某一份刊物时，人治色彩仍然非常严重，这种「因人而异」的标准将会是中共迈向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障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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