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窑善后似乎已到高潮。到了高潮，也就接近尾声了，似乎可以总结一下自己了。
昨天鄢烈山兄写了篇文章，说他对黑窑事件并不震惊。看了文章，我得承认他的逻辑是对的。冷静想一想，黑窑事件，原本确实不应在我的意料之外。最早可能是在七八年之前，我就听说黑窑了。一个河南人告诉我，说他家乡附近有个砖窑，工人都是拐骗来的，来了之后没有任何自由，连晚上睡觉，都要把衣服脱光交给工头看管才能睡，目的很简单，他们赤身裸体就没法逃了。他们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一分钱的工资没有。还说有几个想逃的被工头打死了，尸体拉出去埋在沙地里，埋的很浅后来还被发现了，但都没人管。那时我只是一个穷教员，很少与人交往，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加上那个河南人自己也很恐惧，没有交代黑窑的具体所在。所以只是跟学法律的同事商量了一下，彼此除了摇头叹息，都没别的法子可想。
这方面我还听说过更惨的故事。那时收容经济还挺繁荣的，被收容的“无证人员”，一般的下场是到挖沙场当劳工，实际上就是奴工。据说年老体弱的，没有压榨价值的收容对象，就让铁路方面押走。铁路方面把他们押出省界后，往往一脚把他们从正在行驶的火车上踢下去，他们往往因此致残。
再过几年，我离开大学去了北京。北京警察找我交流思想，我不胜其烦，曾提示他们，不妨把找我的精力，用来给农民工讨公道，比如那些被踢下火车的农民工就很需要他们。但警察听了只是笑笑，说他们也没办法，敢这么干的都是有背景的，他们去了也对付不了，甚至可能自身难保。
报上的黑窑报道，不是经常，但偶尔看到。那些报道常常神龙见头不见尾，故事开了头，再就没下文了。老实说，我也没有追问的兴趣。为什么呢？慢慢我就觉得平常了。
这就是说，我已经逐渐麻木了，有了一种审恶疲劳。刚开始出校门，到北京一家杂志社，那时很冲动。因为到了北京才知道，原来中国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苦难。不断有访民找到我的杂志社。于是打抱不平，介绍了几个冤案给主流媒体，几个冤案居然也报出来了。但结果我发现，报道用处不大，地方政府开始会紧张一下，但媒体关注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的起，拖到媒体不再关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脸，苦主这时一点辙没有。这样一来，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解决问题有希望，事实上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早该撒手。但媒体给了他们幻觉，他们就更来劲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们投入的、即浪费的生命成本更高。
经历的这种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当初的冲动，往往下意识地回避访民。回避不了的，就尽可能把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劝他们早收手，早回家，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无限的时间，但他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更可怕的，或者说最可怕的是，他们往往不只浪费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甚至往往拖家带口，把自己该上小学、该上中学的孩子也带上，把孩子也完全耽误了。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农妇，她的几个孩子就一直跟着她多少年风餐露宿。她的事情见报后，她好多次带着孩子到我办公室道谢。第一次见到她的几个孩子时我真的太震撼了，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把孩子也陪进去？后来她再带孩子来，我能躲就尽量躲着她了。
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讲这些主要是想讲清楚一点，没有罗宾汉了。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都是卑微的，无力的，无奈的。根除那么多的罪恶和苦难，这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的责任，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能够胜任的。
北京几年，彻底粉碎了我的自大狂。我不再相信自己能帮的上谁了。非但如此，我发现好心帮人有时反而起反作用。这个判断应该是大致不差的，我的朋友何三畏就正在印证我的这个判断。他也是热心快肠地要帮广州的一个农民工，鼓励那个农民工要敢于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人家听他的，就把老板告上了法庭。到了法庭才知道，农民工告状成本巨高，3000多块钱的诉讼费，对白领可能不算什么，但对农民工可能就是半年的总收入。那个农民工咬咬牙交了这3000多块钱，却什么结果都没有，跟老板的关系却更激化了，更站不住脚了。
维权就是走媒体路线，就是走法律渠道，斗争，对抗，这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固有的理念。不排除群体性事件这一套可能管用。但个体遭遇的不平，这一套基本无用则是可以大致确认的。基于这种认识，我渐渐的就生长出一种审恶疲劳，能不介入的苦难和不平，尽可能不介入。
正是因为这种心态，当媒体最初报道山西黑窑事件时，我没太在意。新京报第一时间向我约稿，要我点评山西黑窑，我拒绝了，这种事早就不新鲜，我能说些什么？这就是我当时拒绝新京报的理由。但最终这件事还是激怒了我，我最终还是不能不发飙了。
最早激怒我的是新京报的跟进报道，报道说，窑主仅仅被判15天拘留。直觉告诉我那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起码涉及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怎么15天拘留就算了结了？当时我就把这则报道贴到了报社内部网，建议编辑部做头版，建议记者追踪报道——其实我这是马后炮，编辑部已经做了头版安排，记者也已经在火线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当时还承诺，如果本报报道出来，我力争做社评。
很快本报头版就报道出来了。一气读完报道，一股血直往我脑门涌。奴工也就罢了，在我意料之中，我没想到居然还役使童奴。连几岁十来岁的孩子都下的了手，还有什么下不了手的？这种人不是畜生是什么？
盛怒之下，当晚就写了《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的檄文，可以说是一挥而就，从开笔到结稿也就半个多小时。写完了关机睡觉，打算次日投给南都评论版。但在床上睡不着，想来想去，南都再生猛也不可能发我这篇文章。既然纸媒发不出来，何不如干脆第一时间上网？
因此从第二天起，几个大网站都有了我那篇檄文。我希望网上疯狂转载，我要首先把山西奴工事件的性质确认下来，那不是普通的事件，居然在文明时代还要复辟奴隶制，而且是比奴隶制更残忍的地下奴隶制，完全把人当牲口的地下奴隶制。这难道不是反文明，反人类的颠覆性事件吗？难道不是对我们的公共安全的最高级别的威胁吗？所以我把它定义为一场叛乱。我希望尽可能多的网友读到我的这篇檄文，清楚事件的严重性。
现在看来，我的目的是达到了。那篇檄文，以及我后来呼吁军管洪洞县的另一篇檄文，几个网站的直接点击量加起来大概有50到60万，还不算大量的转贴。接下来的作用当然跟我这两篇檄文就没啥关系了，而只能归功于整个公共舆论。从定性为非法用工、劳资纠纷，到现在终于不能不承认是黑恶势力作奸犯科，不能不承认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并且承认需要全国普查，这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靠强大的民意、靠强大的公共舆论的直接推动。事件的真相不能说已经都揭示出来，真相或许还很远。但就我们已经知道的来看，事件的性质已经是不容争辩了。山呼海啸的公共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已经摆明：谁要想在事件的性质上搞走私，玩花样，肯定无法完全得逞。非要一意孤行，很可能要把整个的信用赔进来。这个风险成本太高，所以，仅仅定性为非法用工、劳资纠纷的尝试，最终还是不能不放弃了。
这么长时间舆论一浪高过一浪，总也平息不下去，这种景观是近几年少见的。以往每当舆论达到高潮，相应的管制措施马上会跟上来，舆论高潮马上就会平息。但这次不同。这次民愤确实太大了，是个人都不会容忍。这种情况下，赤裸裸的封杀谁都不好意思，是个人都不敢赤裸裸地直接封杀。所以直到现在，最高级别的管制措施，也不过是要引导，不要炒作，如此这般，大意无非是你们可以说，但你们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我们曾经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处于分散之中，所以我们才卑微，才无力，才无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互联网成了最强大的粘合剂，正在把我们黏合在一起，把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变成每个人可以互通互联的巨大网络。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形成合力，我们终于开始有力量，我们终于可以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部分地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有了力量，还需要理性地运用力量。盲目的力量是吓人的，会把人家也吓得盲目起来。毕竟，中国还没有完全告别国家主义时代，最强大的资源，还是在国家机器掌握之中。所以，既要显示力量，保持足够的压力，使其不能不有所忌惮，有所节制，但也不可过分激越，不要刺激野性。野性真要爆发出来，还是非常恐怖的，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那种只求一时痛快，要冲决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飙做法，看起来似乎很彻底，很英勇，其实要么是天真烂漫，要么是别有用心。一方面，一点点地扩张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互联网，让尽可能多的人互通互联，一点点地为社会积攒力量；另一方面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克制，既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让步，又不要指望自己全赢，而是要留一点空间，要给一点办法，要给一点退路，不要把人逼急了，不要撩拨野性。这方面，我们过去的代价已经够沉重的，该变得聪明一点。
不放过任何博弈的机会，但每次博弈都应该是恰到好处。就这样稳健地博弈下去，不仅能博弈出规则，而且能博弈出价值。比如要把人当人，不可以把人当牲口，把人当牲口最终要付代价，这样的常识，就会因着此次黑窑事件而最大限度地深入人心，并直接反映到以后的规则修改之中。博弈不仅可以推动规则上的进步，更可以推动价值上的进步。而价值是什么？价值就是方向，价值就是灵魂。过度物化的当下中国，最缺的就是价值，最缺的就是方向，最缺的就是灵魂。而要补救这一切，端赖博弈。
博弈在黑窑事件善后的全过程中，一直在推动进步。这么说不是庆功，不是丧事当喜事办。的确，博弈推动的这点进步是很可怜。不能把人当牲口，不能搞地下奴隶制，到了21世纪我们还竟然需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没办法，现实就是如此，甚至还要严峻。黑砖窑可怕，黑煤窑不可怕？黑作坊不可怕？在各个中心城市随处可见的，把拐骗到手的小孩当乞讨道具不可怕？其中还不乏故意把健康小孩弄残的。我们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恶和苦难其实一直朝夕相处，我们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恶和苦难常常擦肩而过。还有很多更可怕的罪恶和苦难，甚至是我们明明知道却现在根本无法讨论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更坏，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我们已经习而不察。山西黑窑事件不过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刺激了我们，惊醒了我们，让我们明白了我们真正的处境。
所以我才同意鄢烈山兄的判断，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好震惊的。当初的震惊，现在冷静的回顾起来，的确显得有些可笑。我们的进步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起点。这很无情，但这就是现实。我们不是从零开始，我们根本就是从负数开始，我们的最低纲领因此只能是首先怎样消灭负数。这就注定了，我们现在的所有进步，都只能是一种可怜的进步，一种悲哀的进步，一种让人心酸的进步。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有这样的进步，所以即便是这样的进步，我们也需要，也必须花大力气去争取，一顶点点这样的进步也不可以放弃。
看透了这一层，就知道怎么给自己定位了。不求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只求不断地推动，有一点点推动都是成就，都该高兴。用伯恩斯坦的话说，即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是无所谓的。无所谓目标，也就不容易失望，更不至于绝望了。就这样做一头老黄牛，不急不躁地坚韧地拉车，拉这辆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老牛车。或许这辈子根本到不了终点，那没关系，那就慢慢享受过程吧，拉着，并且快乐着。(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昨天鄢烈山兄写了篇文章，说他对黑窑事件并不震惊。看了文章，我得承认他的逻辑是对的。冷静想一想，黑窑事件，原本确实不应在我的意料之外。最早可能是在七八年之前，我就听说黑窑了。一个河南人告诉我，说他家乡附近有个砖窑，工人都是拐骗来的，来了之后没有任何自由，连晚上睡觉，都要把衣服脱光交给工头看管才能睡，目的很简单，他们赤身裸体就没法逃了。他们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一分钱的工资没有。还说有几个想逃的被工头打死了，尸体拉出去埋在沙地里，埋的很浅后来还被发现了，但都没人管。那时我只是一个穷教员，很少与人交往，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加上那个河南人自己也很恐惧，没有交代黑窑的具体所在。所以只是跟学法律的同事商量了一下，彼此除了摇头叹息，都没别的法子可想。
这方面我还听说过更惨的故事。那时收容经济还挺繁荣的，被收容的“无证人员”，一般的下场是到挖沙场当劳工，实际上就是奴工。据说年老体弱的，没有压榨价值的收容对象，就让铁路方面押走。铁路方面把他们押出省界后，往往一脚把他们从正在行驶的火车上踢下去，他们往往因此致残。
再过几年，我离开大学去了北京。北京警察找我交流思想，我不胜其烦，曾提示他们，不妨把找我的精力，用来给农民工讨公道，比如那些被踢下火车的农民工就很需要他们。但警察听了只是笑笑，说他们也没办法，敢这么干的都是有背景的，他们去了也对付不了，甚至可能自身难保。
报上的黑窑报道，不是经常，但偶尔看到。那些报道常常神龙见头不见尾，故事开了头，再就没下文了。老实说，我也没有追问的兴趣。为什么呢？慢慢我就觉得平常了。
这就是说，我已经逐渐麻木了，有了一种审恶疲劳。刚开始出校门，到北京一家杂志社，那时很冲动。因为到了北京才知道，原来中国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苦难。不断有访民找到我的杂志社。于是打抱不平，介绍了几个冤案给主流媒体，几个冤案居然也报出来了。但结果我发现，报道用处不大，地方政府开始会紧张一下，但媒体关注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的起，拖到媒体不再关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脸，苦主这时一点辙没有。这样一来，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解决问题有希望，事实上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早该撒手。但媒体给了他们幻觉，他们就更来劲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们投入的、即浪费的生命成本更高。
经历的这种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当初的冲动，往往下意识地回避访民。回避不了的，就尽可能把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劝他们早收手，早回家，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无限的时间，但他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更可怕的，或者说最可怕的是，他们往往不只浪费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甚至往往拖家带口，把自己该上小学、该上中学的孩子也带上，把孩子也完全耽误了。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农妇，她的几个孩子就一直跟着她多少年风餐露宿。她的事情见报后，她好多次带着孩子到我办公室道谢。第一次见到她的几个孩子时我真的太震撼了，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把孩子也陪进去？后来她再带孩子来，我能躲就尽量躲着她了。
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讲这些主要是想讲清楚一点，没有罗宾汉了。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都是卑微的，无力的，无奈的。根除那么多的罪恶和苦难，这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的责任，原本不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能够胜任的。
北京几年，彻底粉碎了我的自大狂。我不再相信自己能帮的上谁了。非但如此，我发现好心帮人有时反而起反作用。这个判断应该是大致不差的，我的朋友何三畏就正在印证我的这个判断。他也是热心快肠地要帮广州的一个农民工，鼓励那个农民工要敢于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人家听他的，就把老板告上了法庭。到了法庭才知道，农民工告状成本巨高，3000多块钱的诉讼费，对白领可能不算什么，但对农民工可能就是半年的总收入。那个农民工咬咬牙交了这3000多块钱，却什么结果都没有，跟老板的关系却更激化了，更站不住脚了。
维权就是走媒体路线，就是走法律渠道，斗争，对抗，这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固有的理念。不排除群体性事件这一套可能管用。但个体遭遇的不平，这一套基本无用则是可以大致确认的。基于这种认识，我渐渐的就生长出一种审恶疲劳，能不介入的苦难和不平，尽可能不介入。
正是因为这种心态，当媒体最初报道山西黑窑事件时，我没太在意。新京报第一时间向我约稿，要我点评山西黑窑，我拒绝了，这种事早就不新鲜，我能说些什么？这就是我当时拒绝新京报的理由。但最终这件事还是激怒了我，我最终还是不能不发飙了。
最早激怒我的是新京报的跟进报道，报道说，窑主仅仅被判15天拘留。直觉告诉我那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起码涉及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怎么15天拘留就算了结了？当时我就把这则报道贴到了报社内部网，建议编辑部做头版，建议记者追踪报道——其实我这是马后炮，编辑部已经做了头版安排，记者也已经在火线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当时还承诺，如果本报报道出来，我力争做社评。
很快本报头版就报道出来了。一气读完报道，一股血直往我脑门涌。奴工也就罢了，在我意料之中，我没想到居然还役使童奴。连几岁十来岁的孩子都下的了手，还有什么下不了手的？这种人不是畜生是什么？
盛怒之下，当晚就写了《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的檄文，可以说是一挥而就，从开笔到结稿也就半个多小时。写完了关机睡觉，打算次日投给南都评论版。但在床上睡不着，想来想去，南都再生猛也不可能发我这篇文章。既然纸媒发不出来，何不如干脆第一时间上网？
因此从第二天起，几个大网站都有了我那篇檄文。我希望网上疯狂转载，我要首先把山西奴工事件的性质确认下来，那不是普通的事件，居然在文明时代还要复辟奴隶制，而且是比奴隶制更残忍的地下奴隶制，完全把人当牲口的地下奴隶制。这难道不是反文明，反人类的颠覆性事件吗？难道不是对我们的公共安全的最高级别的威胁吗？所以我把它定义为一场叛乱。我希望尽可能多的网友读到我的这篇檄文，清楚事件的严重性。
现在看来，我的目的是达到了。那篇檄文，以及我后来呼吁军管洪洞县的另一篇檄文，几个网站的直接点击量加起来大概有50到60万，还不算大量的转贴。接下来的作用当然跟我这两篇檄文就没啥关系了，而只能归功于整个公共舆论。从定性为非法用工、劳资纠纷，到现在终于不能不承认是黑恶势力作奸犯科，不能不承认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并且承认需要全国普查，这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靠强大的民意、靠强大的公共舆论的直接推动。事件的真相不能说已经都揭示出来，真相或许还很远。但就我们已经知道的来看，事件的性质已经是不容争辩了。山呼海啸的公共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已经摆明：谁要想在事件的性质上搞走私，玩花样，肯定无法完全得逞。非要一意孤行，很可能要把整个的信用赔进来。这个风险成本太高，所以，仅仅定性为非法用工、劳资纠纷的尝试，最终还是不能不放弃了。
这么长时间舆论一浪高过一浪，总也平息不下去，这种景观是近几年少见的。以往每当舆论达到高潮，相应的管制措施马上会跟上来，舆论高潮马上就会平息。但这次不同。这次民愤确实太大了，是个人都不会容忍。这种情况下，赤裸裸的封杀谁都不好意思，是个人都不敢赤裸裸地直接封杀。所以直到现在，最高级别的管制措施，也不过是要引导，不要炒作，如此这般，大意无非是你们可以说，但你们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我们曾经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处于分散之中，所以我们才卑微，才无力，才无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互联网成了最强大的粘合剂，正在把我们黏合在一起，把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变成每个人可以互通互联的巨大网络。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形成合力，我们终于开始有力量，我们终于可以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部分地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有了力量，还需要理性地运用力量。盲目的力量是吓人的，会把人家也吓得盲目起来。毕竟，中国还没有完全告别国家主义时代，最强大的资源，还是在国家机器掌握之中。所以，既要显示力量，保持足够的压力，使其不能不有所忌惮，有所节制，但也不可过分激越，不要刺激野性。野性真要爆发出来，还是非常恐怖的，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那种只求一时痛快，要冲决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飙做法，看起来似乎很彻底，很英勇，其实要么是天真烂漫，要么是别有用心。一方面，一点点地扩张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互联网，让尽可能多的人互通互联，一点点地为社会积攒力量；另一方面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克制，既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让步，又不要指望自己全赢，而是要留一点空间，要给一点办法，要给一点退路，不要把人逼急了，不要撩拨野性。这方面，我们过去的代价已经够沉重的，该变得聪明一点。
不放过任何博弈的机会，但每次博弈都应该是恰到好处。就这样稳健地博弈下去，不仅能博弈出规则，而且能博弈出价值。比如要把人当人，不可以把人当牲口，把人当牲口最终要付代价，这样的常识，就会因着此次黑窑事件而最大限度地深入人心，并直接反映到以后的规则修改之中。博弈不仅可以推动规则上的进步，更可以推动价值上的进步。而价值是什么？价值就是方向，价值就是灵魂。过度物化的当下中国，最缺的就是价值，最缺的就是方向，最缺的就是灵魂。而要补救这一切，端赖博弈。
博弈在黑窑事件善后的全过程中，一直在推动进步。这么说不是庆功，不是丧事当喜事办。的确，博弈推动的这点进步是很可怜。不能把人当牲口，不能搞地下奴隶制，到了21世纪我们还竟然需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没办法，现实就是如此，甚至还要严峻。黑砖窑可怕，黑煤窑不可怕？黑作坊不可怕？在各个中心城市随处可见的，把拐骗到手的小孩当乞讨道具不可怕？其中还不乏故意把健康小孩弄残的。我们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恶和苦难其实一直朝夕相处，我们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罪恶和苦难常常擦肩而过。还有很多更可怕的罪恶和苦难，甚至是我们明明知道却现在根本无法讨论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更坏，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我们已经习而不察。山西黑窑事件不过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刺激了我们，惊醒了我们，让我们明白了我们真正的处境。
所以我才同意鄢烈山兄的判断，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好震惊的。当初的震惊，现在冷静的回顾起来，的确显得有些可笑。我们的进步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起点。这很无情，但这就是现实。我们不是从零开始，我们根本就是从负数开始，我们的最低纲领因此只能是首先怎样消灭负数。这就注定了，我们现在的所有进步，都只能是一种可怜的进步，一种悲哀的进步，一种让人心酸的进步。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有这样的进步，所以即便是这样的进步，我们也需要，也必须花大力气去争取，一顶点点这样的进步也不可以放弃。
看透了这一层，就知道怎么给自己定位了。不求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只求不断地推动，有一点点推动都是成就，都该高兴。用伯恩斯坦的话说，即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是无所谓的。无所谓目标，也就不容易失望，更不至于绝望了。就这样做一头老黄牛，不急不躁地坚韧地拉车，拉这辆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老牛车。或许这辈子根本到不了终点，那没关系，那就慢慢享受过程吧，拉着，并且快乐着。(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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