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新闻自由
去年我在香港采访时,不少人士说起香港的骄傲,除了自由的经济外,就是独立的司法、自由的新闻,而我也基本表示赞同。前天(11号),我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由于东道主在会上告诫全体与会者:不得将研讨会内容公开和外传,一个参加会议者接着强调,更不能写到个人blog上,我顿时觉得这本来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学术研讨会,现在似乎变成了秘密会议。我们不过是根据宪法的言论自由,谈了点新闻媒体的表达自由嘛,难道自由就这么可怕吗——遇到了香港的一个同行,把我教训的无地自容。
会上,有内地媒体人士向这位香港同行提出了很多问题,并且都是幼稚得不能再幼稚的问题,香港同行解释了一通,我自认为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认识比内地新闻界人士要深刻的多,便中途插话说:“其实,这些问题在香港是不存在的,比如,因为媒体、记者批评了政府,政府部门就对其进行报复,捏造罪名把总编辑或者记者抓起来,这在香港是无法想象的。我们生活在广州,每天都可以看到香港的电视,一个新闻突然发生了,一边是手忙脚乱的警察,一边是脚乱手忙的记者。在报纸上,哪一个报纸那一天不批评政府和政府官员……”未曾想,这位香港同行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那是你没有认真读那些报纸,有些报纸是小骂大帮忙,它根本不会真正地去批评政府。”这位同行说,很多香港媒体的老板还有其他身份和产业,与政府有关系,他们不会跟政府对立。还有的媒体老板在内地有产业,需要内地政府和官员的支持,他们也不会揭露内地的问题,所以,现在香港的媒体已经很少见到批评内地的新闻,即使有也不过是一些小事情。
我被教训了一通,为自己的无知和肤浅感到惭愧!事实上,我总是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天,我一个人坐在香港立法会门前的摭打广场,忽听得人声鼎沸,请愿者的呼喊声此起彼伏,约有100多人手持各种标语牌,有的头上还缠着布条,在区议员的带领下,来到立法会门前请愿。原来,立法会当时正在开会,要讨论的正是涉及他们请愿的内容。我起身近前观看,发现现场只有一个警察,站在一边看着,而各大媒体、包括国外媒体的记者上下忙乎着,又是采访请愿的组织者,又是拍照,香港电台更是来得直接,它把转播车开到现场,直播请愿,从头到尾没有人干预,也很少有人围观——游行、示威、请愿,这些玩意在香港实在让人见多不怪。
那时候,特首还是董建华,实际上他已经熬不住了,香港的报纸每天都在批评他,并且给他起了个雅号“废董”。我想,在这满是 “政治刁民”的地方当政治家,实在不容易,没有海量的心胸,没有对民主、自由、法治的深刻认识,自然是一天也呆不下去,没准还要被“政治刁民”们整出点心脏病之类的东西,所以,老董同志果然很快宣布辞职。在我们的这次会议上,香港的这位同行说:“我们对他(董建华)的评价,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很好的老人家,他应该回家带他的孙儿。”呜乎!哀哉!
最后,说到香港的新闻自由,这位同行认为,距离理想状态相差甚远,香港的媒体老板应该向美国的媒体老板那样,不准担任其他职务,尤其是与政府有关联的职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持新闻媒体的独立。
(2006年3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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