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和上海是我读中学和大学的地方，五月份应邀去上海同济大学参加建校一百周年校庆和同学会，在上海和广州小住，有些见闻很乐意与大家分享，让海外读者知道一些大陆的现状。
五月二十号同济大学百周年校庆那天，校园里人山人海，大型电视屏幕播放温家宝讲话。和四十多年前相比，校园面积大了很多，看到宣传材料更吓了一跳，现时在校师生竟达五万馀众！数倍於我们求学的年代，中国大陆的所谓「高校扩招」泛滥成灾略见一斑。怪不得现在的人说，大学生满街都是，博士硕士一箩箩。脱离了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师资设备，竞相扩大学校和招生规模，盲目追求高等教育高速发展并非好事，只能培养出名不副实的大学生，给国家和个人都带来损失。当天举行的许多学术报告会，很多都是变相的商业活动会，笔者见到的大多是海内外商家来推销科学仪器产品，商家赞助学校系科教研组丶学校给商家颁发荣誉证书，也夹杂给贫穷学生奖学金颁奖。中午土木工程学院丶晚上测量系在学校附近同一家酒家大摆筵席，筵开数十席，估计至少耗资十万八万，笔者想，如果拿这些钱真正办些对发展高等教育有意义事情，或者多资助一些贫困学生，不是比吃进到肚子里好得多吗？堂堂一个着名的高等学府都这样大吃大喝，全国真不知道每年有多少钱被吃掉了！
毛泽东时代，全国保上海，上海的消费一直价廉物美，现在也「和世界接轨」了，高档次的消费比比皆是，「老正兴」等老牌本帮菜酒家，人均消费超过百元。有天晚宴，上海同学问一位欧洲归来的同学，上海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麽？
他也不避嫌，直说上海高楼大厦倒是建了不少，但人的素质跟不上：他到上海的当天就被人偷了钱包；去商店储存数码影像又被人偷换了储存卡。我则领教过上海地铁的管理水准，我买了去江湾的地铁票，按照地铁指示图在「火车站」转车，虽然售票处注明要出站再进站，但并没有注明要重新买票，在这个站转车的时候，我特意询问闸口职员，他指示我将车票放入验票机，谁知车票就被吃掉了，同样情况的还有好几个人，他们在闸口大吵大闹，站长不得已打电话通知数百米外的车站放我们这批人进站，但是车票吃掉了，到了终点站又如何出站呢？站长说你们可以对该站的站长声明……。短短时间内已经有一小批人上当了，一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这样的事情？既然这个车站转车必须出站再进站，即是不能原票转乘，为什麽售出超越该站的车票？为什麽在地铁指示图标注与其他转乘站一样的符号？他们宁愿每天面对不胜其烦的投诉，也不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如此混乱的公共交通，谈何「与世界接轨」？
毛泽东死後陆续从外地调回上海的同学，除了少部分当了官或经商者之外，大多数已是高级工程师了，可是退休工资都只有一千多元，面对高昂的医疗费教育费，仅能维持清贫的生活。我同班有一对男女同学成了夫妻，现在一家分两地，男的带一个女儿留在外地，太太带一个儿子生活在上海，重过毛泽东时代那种牛郎织女的生活。男的在校时是共青团员，女的是团支部组织委员，现在两人都是共产党员，退休前在单位里都当了小官。大家围坐在草坪上闲聊的时候，男的说他几次要退党，要不是老婆阻止，早就退了。我问他为什麽？党员不是高人一等吗？他说，高个屁！现在是大款的世界，做个党员反而被人瞧不起，因为贪污腐化的都是共产党员，我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还说，现在他们一家分两地，退休金又少得可怜，每个月还得白白交五十元党费，真是花钱买罪受。五十元对他们已经很重要了，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忆起四十年前的他们，恍若隔世。
同学活动会组织我们青浦一日游，路经「世纪公园」，登上高处一望，万顷良田变成了硕大无比的「旅游胜地」，可是游客却寥寥无几。公园内按照欧美各国的风格，各建造了别墅代表作，可是却完全空置，其中有一两栋变成了学生军训的营地。甚至还在小小的人工湖上建造了一座假「航空母舰」，开放让游客参观，据导游介绍说美国侦察卫星还将它当作真家伙呢！中国大陆现在高叫和平崛起，为了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不惜竭泽而渔，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宝贵的自然环境遭到了肆无忌惮的破坏，上海青浦当政者引以为傲的「世纪公园」就是一个例子。
在上海我还特意去淮海路和浦东看我在香港地产公司工作时跟进了五六年的两座超高层大厦，设计阶段规划局严格要求的屋顶直升机停机坪丶楼层内必须设置的开放空间丶连接比邻大厦的空中通道和挖空心思拼凑出来的达标绿化面积，许多均不见了踪影，肯定是施工阶段讨价还价的结果，由此也可见中国大陆众多所谓的设计规范形同虚设，全由当官一句话定夺，还停留在人治的阶段。
为了解大陆的文化出版事业现状，我去过「上海书城」和「三联书店」，出版物比以前是丰富多了，不过一望而知全是一言堂。「上海书城」的顶楼上设置了一个「港澳台专柜」，我上去一看，数量不多的港澳台书籍全是外文版，连一本中文书都没有，我问营业小姐，她说中文书籍不让进口。「三联书店」也一样，全都是国内出版或是合作出版的书，香港出版的只有几本烹饪书，看不出和其他国内书店有什麽不同，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文化封锁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了。
广州毗邻港澳，自改革开放以後，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论城市面积扩张之速，恐居全国之首，现时包括番禺花县等在内的市区面积与北京上海不相上下。
广州和上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很少外地人和外来民工，而广州则满街都是，广州的出租车司机几乎全都是外省人，而上海则全是上海人。在上海时我好奇问了一下，上海司机告诉我，上海市政府规定申请出租车驾驶执照必须有上海户口，他说否则外地司机把你拉到郊外杀了也没有人知道！真是耸人听闻。从正面看广州比上海的包容性大得多，但从负面看则是广州市政府对保障本地人就业远不如上海，或许是因为上海数十年来一贯奉行经济保护主义的缘故。虽然这些外地司机都很努力去熟悉广州的大街小巷，不过怎麽样都比不上本地人，坐在里面总有一些不放心的感觉。上海广州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两地的出租车司机都必须向「挂靠」单位以昂贵的租金租车，终日两班倒辛苦劳作所得无几，而且永远都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出租车，以至广州本地人都不愿意干这行。
广州城市建设中令人最不解的是在番禺建一个全新的「大学城」，强令市内自中山大学起数十家大学和专业学院集中迁往新址，几个正在读大学的亲友子女无奈地诉说交通和生活的不便。我曾去参观过，与其说是一个大学城，不如说是一个大军营：数十家高等学府整整齐齐并排而立，就像军人列队出操，校舍建筑大同小异，毫无特色，如果说共产主义乌托邦是彻底消灭个性，将世间一切都看作是没有生命力的「螺丝钉」，只求如何管理和奴役他们，这就是最好的活样板，将来应该像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一样记载在人类文明教育史册上！我真为历史悠久，红墙绿瓦的中山大学等感到深深的失落和可惜，也为广东这个经济首善之区的父母官如此低能感到可笑和遗憾。
一个人对社会的认识，往往是从童年时代开始的，并且会深刻地影响他的一生，我也有这样的体会。解放初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和外婆从香港回来广州，因为父亲在广州车站当站长，属於留用的旧职员，而舅父则是从香港回来广州接收海关的中共官员，介绍我母亲入广州海关「参加革命工作」，因而我小时候有幸住在所谓的「机关大院」里面，和中共南下干部厅长局长处长科长的家庭为邻。父亲不是党员他的官很假，反右前就降职降薪了；母亲祇是一般的机关干部，和新朝代的有功之臣住在一起，显然是历史的误会。虽然我和他们的孩子们玩成一堆，可是小孩子们互相争吵，偶尔地从他们嘴里听见「我爸爸是管你爸爸的！」「我爸爸三棵星，你爸爸几棵星？」虽然说的不是我，早熟的童心早已深深地烙上了自卑的烙印(请参阅新出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因此，当我看到曹长青先生有关五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外来政权欺压本地人，机关学校禁止讲本地话，违者处罚……，由此产生严重的族群歧视和矛盾，我深有同感。
那时候，在广州当官的全是北方人，从北方扛枪南下大字不识一个的北方农民，到了广州都当了官，他们总是喜欢说：「我是一个大老粗……」，正如李普先生说的，那是「一个喜欢炫耀粗卑的年代」。随着年龄的成长，「土改镇反」丶「反右」丶「三年困难时期」丶「文化大革命」……让我逐渐地认清了这个农民造反的封建政权，对这些人愈来愈反感，连带对所有在广州的北方人都反感，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他们都是一些政治暴发户。五十年代，机关学校里都以讲普通话为荣，北方籍彷佛高人一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武力南伐馀波渐息，几十年後，风水轮流转，广东一跃而成首屈一指的经济大省，经济北伐方兴未艾，大批贫穷的北方人拥到广东谋生，北方籍不再吃香，往日那种不可一世的劲头已不多见了。就在这时候，我正小住广州，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多，我在天河北路龙口东路站上了135号巴士，当时车上座位满了，只有三四个人站着。车开出不久，我突然听见司机位置旁有个大个子用普通话大声地斥责司机，我见那人穿的好像是制服，还以为是巴士公司的职员，再听下去：「我叫你调到多少度你就要调到多少度！」「你连冷气都不会调，当什麽司机？！」「我开了十几年冷气车比你懂得多！」才知道这个人和我一样是一个乘客。说话间，只见他动手伸过司机的背後到另一边强行调节冷气，全车人对这种危害驾驶安全的举动竟然熟视无睹，当时我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勇气，大喝一声：「住手！你还顾不顾全车人的安全！」，这个北方人望了望我，嫌我多管闲事，我也瞪着他，大声对司机说：「司机，停车！报警！」北方人似乎被我吓了一跳，但还不甘示弱地回骂：「关你什麽事？这麽热的天，你没有看到我满身是汗吗？」急忙之中我反驳他：「无论你怎麽热，你不可以干扰司机开车，全车人的性命都在司机手上，你担当得起吗？！」此时，瘦小的司机才开始回应他：「车内冷气调到多少度是公司规定的，我没有权随便调，如果有人感冒了，我要负责的……」。听口音好像是外县人，可怜兮兮的。这时候，一种同情弱者的本能加上从小就聚积在我内心对这些作威作福的北方人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地爆发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麽脱口而出就大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毛泽东时代吗？你以为你老子当官就可以欺负别人吗？这是什麽地头？你看清楚了！」引起一片哄堂喝彩！此时，後座传来一声女普通话：「XX，回来！算了，别争了！」北方人駡駡咧咧地回後座，经过我身旁瞪了我一眼，我也回敬了他一眼！过後，站在我身边一个知识分子对我说：「骂得好，这些人作威作福太久了！」
耳顺之年的人了，走遍了大半个地球，我已经不再是童年时代在北方人前面自卑的小孩了，也不再是少年时期羡慕北方人「家庭出身好，红遍半边天」的少年学子了，从青年时代起我已经讨厌这种靠武力打天下的外来政权，也讨厌他们代代相传的特权，愤恨他们欺负老百姓。我一点都不後悔，只觉很痛快，几十年的怨气今天当着我的父老乡亲尽情地发泄出来，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赞赏和支持，可能这是我这一趟上海广州之行最大的收获，最值得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6月25日纽约)
(略有删节刊於「开放」杂志07年8月号，此处是全文)
五月二十号同济大学百周年校庆那天，校园里人山人海，大型电视屏幕播放温家宝讲话。和四十多年前相比，校园面积大了很多，看到宣传材料更吓了一跳，现时在校师生竟达五万馀众！数倍於我们求学的年代，中国大陆的所谓「高校扩招」泛滥成灾略见一斑。怪不得现在的人说，大学生满街都是，博士硕士一箩箩。脱离了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师资设备，竞相扩大学校和招生规模，盲目追求高等教育高速发展并非好事，只能培养出名不副实的大学生，给国家和个人都带来损失。当天举行的许多学术报告会，很多都是变相的商业活动会，笔者见到的大多是海内外商家来推销科学仪器产品，商家赞助学校系科教研组丶学校给商家颁发荣誉证书，也夹杂给贫穷学生奖学金颁奖。中午土木工程学院丶晚上测量系在学校附近同一家酒家大摆筵席，筵开数十席，估计至少耗资十万八万，笔者想，如果拿这些钱真正办些对发展高等教育有意义事情，或者多资助一些贫困学生，不是比吃进到肚子里好得多吗？堂堂一个着名的高等学府都这样大吃大喝，全国真不知道每年有多少钱被吃掉了！
毛泽东时代，全国保上海，上海的消费一直价廉物美，现在也「和世界接轨」了，高档次的消费比比皆是，「老正兴」等老牌本帮菜酒家，人均消费超过百元。有天晚宴，上海同学问一位欧洲归来的同学，上海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麽？
他也不避嫌，直说上海高楼大厦倒是建了不少，但人的素质跟不上：他到上海的当天就被人偷了钱包；去商店储存数码影像又被人偷换了储存卡。我则领教过上海地铁的管理水准，我买了去江湾的地铁票，按照地铁指示图在「火车站」转车，虽然售票处注明要出站再进站，但并没有注明要重新买票，在这个站转车的时候，我特意询问闸口职员，他指示我将车票放入验票机，谁知车票就被吃掉了，同样情况的还有好几个人，他们在闸口大吵大闹，站长不得已打电话通知数百米外的车站放我们这批人进站，但是车票吃掉了，到了终点站又如何出站呢？站长说你们可以对该站的站长声明……。短短时间内已经有一小批人上当了，一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这样的事情？既然这个车站转车必须出站再进站，即是不能原票转乘，为什麽售出超越该站的车票？为什麽在地铁指示图标注与其他转乘站一样的符号？他们宁愿每天面对不胜其烦的投诉，也不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如此混乱的公共交通，谈何「与世界接轨」？
毛泽东死後陆续从外地调回上海的同学，除了少部分当了官或经商者之外，大多数已是高级工程师了，可是退休工资都只有一千多元，面对高昂的医疗费教育费，仅能维持清贫的生活。我同班有一对男女同学成了夫妻，现在一家分两地，男的带一个女儿留在外地，太太带一个儿子生活在上海，重过毛泽东时代那种牛郎织女的生活。男的在校时是共青团员，女的是团支部组织委员，现在两人都是共产党员，退休前在单位里都当了小官。大家围坐在草坪上闲聊的时候，男的说他几次要退党，要不是老婆阻止，早就退了。我问他为什麽？党员不是高人一等吗？他说，高个屁！现在是大款的世界，做个党员反而被人瞧不起，因为贪污腐化的都是共产党员，我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还说，现在他们一家分两地，退休金又少得可怜，每个月还得白白交五十元党费，真是花钱买罪受。五十元对他们已经很重要了，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忆起四十年前的他们，恍若隔世。
同学活动会组织我们青浦一日游，路经「世纪公园」，登上高处一望，万顷良田变成了硕大无比的「旅游胜地」，可是游客却寥寥无几。公园内按照欧美各国的风格，各建造了别墅代表作，可是却完全空置，其中有一两栋变成了学生军训的营地。甚至还在小小的人工湖上建造了一座假「航空母舰」，开放让游客参观，据导游介绍说美国侦察卫星还将它当作真家伙呢！中国大陆现在高叫和平崛起，为了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不惜竭泽而渔，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宝贵的自然环境遭到了肆无忌惮的破坏，上海青浦当政者引以为傲的「世纪公园」就是一个例子。
在上海我还特意去淮海路和浦东看我在香港地产公司工作时跟进了五六年的两座超高层大厦，设计阶段规划局严格要求的屋顶直升机停机坪丶楼层内必须设置的开放空间丶连接比邻大厦的空中通道和挖空心思拼凑出来的达标绿化面积，许多均不见了踪影，肯定是施工阶段讨价还价的结果，由此也可见中国大陆众多所谓的设计规范形同虚设，全由当官一句话定夺，还停留在人治的阶段。
为了解大陆的文化出版事业现状，我去过「上海书城」和「三联书店」，出版物比以前是丰富多了，不过一望而知全是一言堂。「上海书城」的顶楼上设置了一个「港澳台专柜」，我上去一看，数量不多的港澳台书籍全是外文版，连一本中文书都没有，我问营业小姐，她说中文书籍不让进口。「三联书店」也一样，全都是国内出版或是合作出版的书，香港出版的只有几本烹饪书，看不出和其他国内书店有什麽不同，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文化封锁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了。
广州毗邻港澳，自改革开放以後，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论城市面积扩张之速，恐居全国之首，现时包括番禺花县等在内的市区面积与北京上海不相上下。
广州和上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很少外地人和外来民工，而广州则满街都是，广州的出租车司机几乎全都是外省人，而上海则全是上海人。在上海时我好奇问了一下，上海司机告诉我，上海市政府规定申请出租车驾驶执照必须有上海户口，他说否则外地司机把你拉到郊外杀了也没有人知道！真是耸人听闻。从正面看广州比上海的包容性大得多，但从负面看则是广州市政府对保障本地人就业远不如上海，或许是因为上海数十年来一贯奉行经济保护主义的缘故。虽然这些外地司机都很努力去熟悉广州的大街小巷，不过怎麽样都比不上本地人，坐在里面总有一些不放心的感觉。上海广州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两地的出租车司机都必须向「挂靠」单位以昂贵的租金租车，终日两班倒辛苦劳作所得无几，而且永远都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出租车，以至广州本地人都不愿意干这行。
广州城市建设中令人最不解的是在番禺建一个全新的「大学城」，强令市内自中山大学起数十家大学和专业学院集中迁往新址，几个正在读大学的亲友子女无奈地诉说交通和生活的不便。我曾去参观过，与其说是一个大学城，不如说是一个大军营：数十家高等学府整整齐齐并排而立，就像军人列队出操，校舍建筑大同小异，毫无特色，如果说共产主义乌托邦是彻底消灭个性，将世间一切都看作是没有生命力的「螺丝钉」，只求如何管理和奴役他们，这就是最好的活样板，将来应该像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一样记载在人类文明教育史册上！我真为历史悠久，红墙绿瓦的中山大学等感到深深的失落和可惜，也为广东这个经济首善之区的父母官如此低能感到可笑和遗憾。
一个人对社会的认识，往往是从童年时代开始的，并且会深刻地影响他的一生，我也有这样的体会。解放初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和外婆从香港回来广州，因为父亲在广州车站当站长，属於留用的旧职员，而舅父则是从香港回来广州接收海关的中共官员，介绍我母亲入广州海关「参加革命工作」，因而我小时候有幸住在所谓的「机关大院」里面，和中共南下干部厅长局长处长科长的家庭为邻。父亲不是党员他的官很假，反右前就降职降薪了；母亲祇是一般的机关干部，和新朝代的有功之臣住在一起，显然是历史的误会。虽然我和他们的孩子们玩成一堆，可是小孩子们互相争吵，偶尔地从他们嘴里听见「我爸爸是管你爸爸的！」「我爸爸三棵星，你爸爸几棵星？」虽然说的不是我，早熟的童心早已深深地烙上了自卑的烙印(请参阅新出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因此，当我看到曹长青先生有关五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外来政权欺压本地人，机关学校禁止讲本地话，违者处罚……，由此产生严重的族群歧视和矛盾，我深有同感。
那时候，在广州当官的全是北方人，从北方扛枪南下大字不识一个的北方农民，到了广州都当了官，他们总是喜欢说：「我是一个大老粗……」，正如李普先生说的，那是「一个喜欢炫耀粗卑的年代」。随着年龄的成长，「土改镇反」丶「反右」丶「三年困难时期」丶「文化大革命」……让我逐渐地认清了这个农民造反的封建政权，对这些人愈来愈反感，连带对所有在广州的北方人都反感，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他们都是一些政治暴发户。五十年代，机关学校里都以讲普通话为荣，北方籍彷佛高人一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武力南伐馀波渐息，几十年後，风水轮流转，广东一跃而成首屈一指的经济大省，经济北伐方兴未艾，大批贫穷的北方人拥到广东谋生，北方籍不再吃香，往日那种不可一世的劲头已不多见了。就在这时候，我正小住广州，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多，我在天河北路龙口东路站上了135号巴士，当时车上座位满了，只有三四个人站着。车开出不久，我突然听见司机位置旁有个大个子用普通话大声地斥责司机，我见那人穿的好像是制服，还以为是巴士公司的职员，再听下去：「我叫你调到多少度你就要调到多少度！」「你连冷气都不会调，当什麽司机？！」「我开了十几年冷气车比你懂得多！」才知道这个人和我一样是一个乘客。说话间，只见他动手伸过司机的背後到另一边强行调节冷气，全车人对这种危害驾驶安全的举动竟然熟视无睹，当时我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勇气，大喝一声：「住手！你还顾不顾全车人的安全！」，这个北方人望了望我，嫌我多管闲事，我也瞪着他，大声对司机说：「司机，停车！报警！」北方人似乎被我吓了一跳，但还不甘示弱地回骂：「关你什麽事？这麽热的天，你没有看到我满身是汗吗？」急忙之中我反驳他：「无论你怎麽热，你不可以干扰司机开车，全车人的性命都在司机手上，你担当得起吗？！」此时，瘦小的司机才开始回应他：「车内冷气调到多少度是公司规定的，我没有权随便调，如果有人感冒了，我要负责的……」。听口音好像是外县人，可怜兮兮的。这时候，一种同情弱者的本能加上从小就聚积在我内心对这些作威作福的北方人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地爆发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麽脱口而出就大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毛泽东时代吗？你以为你老子当官就可以欺负别人吗？这是什麽地头？你看清楚了！」引起一片哄堂喝彩！此时，後座传来一声女普通话：「XX，回来！算了，别争了！」北方人駡駡咧咧地回後座，经过我身旁瞪了我一眼，我也回敬了他一眼！过後，站在我身边一个知识分子对我说：「骂得好，这些人作威作福太久了！」
耳顺之年的人了，走遍了大半个地球，我已经不再是童年时代在北方人前面自卑的小孩了，也不再是少年时期羡慕北方人「家庭出身好，红遍半边天」的少年学子了，从青年时代起我已经讨厌这种靠武力打天下的外来政权，也讨厌他们代代相传的特权，愤恨他们欺负老百姓。我一点都不後悔，只觉很痛快，几十年的怨气今天当着我的父老乡亲尽情地发泄出来，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赞赏和支持，可能这是我这一趟上海广州之行最大的收获，最值得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6月25日纽约)
(略有删节刊於「开放」杂志07年8月号，此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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