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一名癌症患者,因不满媒体在帮助自己的“爱心报道”中编造情节,而将媒体告上法庭,索赔450万。这给媒体敲响了一记警钟。
人们一直对“善意的谎言”都比较宽容。如果谎言是为了“帮穷”或“扶困”,甚至还能成为佳话或轶事。这类佳话或轶事,正半明半暗地流行于中国传媒界,成为社会新闻中常见的多产品种。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媒体现在已基本放弃追问的天职,甚至早年流行的针对注册资金50万元以内、行政级别不高于科股级的监督对象进行的暗访偷拍,也难以为继了。媒体赖以树立正面形象的惩恶扬善功能,就此消失一半。
幸好还有扬善之类的事可以做,这种既不得罪人又不招灾惹祸的新闻,可以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可以赚取读者的眼球和眼泪,可以因“感动”的名义入选各种月度年度新闻评奖,可以挣千字千元的稿费。从媒体管理者,到具体操作的记者,到被采访对象甚至读者,都能得到正面收益。
扬善类新闻便层出不穷地出现。媒体和记者循着本能自然地做出选择,四面出击,寻找各种奇异的感人情节,拿出言情剧编剧的煽情文笔,将那些原本有一点感人情节的新闻,无休止地添油加醋加芥末加洋葱油,但求催泪,不计其余。某些媒体明确将受访者流不流泪、观众落不落泪,作为新闻的优劣标准。笔者就亲眼见到两次编导因为采访对象没有哭得符合标准而勃然大怒。因而每看到此类镜头,都会产生一种病态的想法:这不会是编导把人家说哭的吧?
这样的“新闻”太多,必然的后果,就是受众被感动的门槛越来越高。以往,一个尿毒症或白血病无钱医治的消息,吸引个三万五万甚至更多的捐款跟玩似的。但这种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各种青出于蓝的疑难杂症和悲伤的人生故事,而透支了原本就稀缺的社会良知与善意;以至于到了后期,太一般的病症和没有什么奇异情节的求助者,也即是被某些记者称为“病得没有新闻由头,穷得连故事都没有的人”,便基本退出了媒体关注的视线。
在一些媒体放弃的情况下,另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则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们以写小说或拍电视剧的方式,策划各种“有看点”的所谓“感动”新闻。因为有“助人”之类的崇高动机做支撑,他们怎么编排都没有心理障碍,信马由缰,以至于连当事人的感受都无须考虑。
但是,凡事总有代价。善意的谎言毕竟也是谎言,也要走到尽头。黑龙江那则“爱心报道”引来的天价索赔案,正好敲响了这个警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人们一直对“善意的谎言”都比较宽容。如果谎言是为了“帮穷”或“扶困”,甚至还能成为佳话或轶事。这类佳话或轶事,正半明半暗地流行于中国传媒界,成为社会新闻中常见的多产品种。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媒体现在已基本放弃追问的天职,甚至早年流行的针对注册资金50万元以内、行政级别不高于科股级的监督对象进行的暗访偷拍,也难以为继了。媒体赖以树立正面形象的惩恶扬善功能,就此消失一半。
幸好还有扬善之类的事可以做,这种既不得罪人又不招灾惹祸的新闻,可以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可以赚取读者的眼球和眼泪,可以因“感动”的名义入选各种月度年度新闻评奖,可以挣千字千元的稿费。从媒体管理者,到具体操作的记者,到被采访对象甚至读者,都能得到正面收益。
扬善类新闻便层出不穷地出现。媒体和记者循着本能自然地做出选择,四面出击,寻找各种奇异的感人情节,拿出言情剧编剧的煽情文笔,将那些原本有一点感人情节的新闻,无休止地添油加醋加芥末加洋葱油,但求催泪,不计其余。某些媒体明确将受访者流不流泪、观众落不落泪,作为新闻的优劣标准。笔者就亲眼见到两次编导因为采访对象没有哭得符合标准而勃然大怒。因而每看到此类镜头,都会产生一种病态的想法:这不会是编导把人家说哭的吧?
这样的“新闻”太多,必然的后果,就是受众被感动的门槛越来越高。以往,一个尿毒症或白血病无钱医治的消息,吸引个三万五万甚至更多的捐款跟玩似的。但这种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各种青出于蓝的疑难杂症和悲伤的人生故事,而透支了原本就稀缺的社会良知与善意;以至于到了后期,太一般的病症和没有什么奇异情节的求助者,也即是被某些记者称为“病得没有新闻由头,穷得连故事都没有的人”,便基本退出了媒体关注的视线。
在一些媒体放弃的情况下,另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则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们以写小说或拍电视剧的方式,策划各种“有看点”的所谓“感动”新闻。因为有“助人”之类的崇高动机做支撑,他们怎么编排都没有心理障碍,信马由缰,以至于连当事人的感受都无须考虑。
但是,凡事总有代价。善意的谎言毕竟也是谎言,也要走到尽头。黑龙江那则“爱心报道”引来的天价索赔案,正好敲响了这个警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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