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继续与诺贝尔奖无缘?
金秋10月,地处北美和东北亚的美国和中国,各出了两条足以和绚丽多彩的红叶相比美的令国人自豪的新闻,值得对比介绍。中国的新闻当推中共10月15号到22号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一周的十七大。中国官方媒体使用了《喜迎十七大,党旗更鲜艳》这样的标题。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中共十七大。社论说:“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灿烂辉煌,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蓝图激荡人心。幸福的明天,属于人民;美好的未来,要靠奋斗。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就在中共召开十七大之际,很多美国人欣喜地获悉又有6名美国人分别获得2007年诺贝尔奖,诺贝尔奖从10月8号开始陆续公布获奖者名单,到15号结束,也是历时一周。
8号首次公布的生理学/医学奖的获得者为两位美国科学家,马里奥.卡佩奇和奥利弗.史密西斯和一名英国科学家马丁.埃文斯,表彰他们在干细胞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
在随后的一周中,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陆续公布了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
10月15号,也就是中共十七大召开的当天,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了6个奖项中的最后一项: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3位美国经济学家,明尼苏达大学的赫维茨、芝加哥大学的罗杰.B.迈尔森,以及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的马斯金,分享了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54万美元)的奖金。
对分别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的两条大新闻,海内外媒体既有冷思,也有热评。对比人民日报社论对十七大的高度赞扬,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在10月20号也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原地踏步: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将在今后的5年继续不进行政治改革》。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本周对中共十七大发表的讲话中,用了60多次民主这个词汇。听上去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使胡锦涛相形见绌的是江泽民在2002年十六大的讲话中使用民主的频率更高。从那之后,尽管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曾给人们带来了期望,而随后中国的极权政治系统并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这个星期在北京的十七大透露出任何迹象的话,那就是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将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胡锦涛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5年。他的两名可能的继任者,上海的习近平和辽宁的李克强,本周在外国记者面前短暂地亮相,然而他们仅仅重复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的口号。”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接着说:“这些口号并非完全是空洞的。在中国经济继续飞速增长的同时,胡锦涛谈论著需要解决社会分化和环境污染等增长的副产品。当中国沿海城市的居民享受繁荣的同时,很多中国内陆地区的城乡居民被遗忘在后面。北京和中国其他大城市被烟尘所窒息,很多河流中充斥着有毒化学品。腐败已经成为党内外和政府的流行病。
“胡锦涛先生有权提到这些问题,但是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缺了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被证实行之有效的方式,那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挣脱锁链的新闻媒体可以揭露腐败,但是胡先生在他的任期内却发动了对中国媒体的压制。通过选举的形式竞争党和政府的职位可以提高政府的问责,但是胡先生放弃了向那个方向的跨出的脚步。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本身象征着中国领导人将继续致力于自我封闭和墨守陈规的过去的做法。秘密和木纳的表演充斥大会的日程。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持不同政见者受到清洗,报纸在几个星期之前就被命令只能报道正面新闻。”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出于这些原因,我们觉得很多普通中国人可能会感激美国国会和总统布什作出的在中国十七大正在举行之际,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发奖的决定。北京对隆重的发奖仪式感到极端地愤怒,但是,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以及国会向他颁发金质奖章将提醒胡锦涛,他将无法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忽视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合理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府幸运的是,达赖喇嘛以及香港的民主派反对党和北京的政治异议人士,都是温和而寻求妥协的。不过,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无视经济改革的同时需要政治改革,未来面临的挑战也许不那么和平与理性。”
刚才对比介绍的是华盛顿邮报关于十七大的社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在十七大召开的同时,6名美国人获得诺贝尔奖引发的不同分析和评论。
美国人获诺贝尔奖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据有关资料显示,历年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各国科学家中,美国人大约占70%。今年的诺贝尔得主共有11名个人和一个组织,美国人约占一半左右。然而,这次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再次没有中国本土科学家,仍然在中国产生震撼并引发热烈讨论。
中国大陆以言论大胆的《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说:“眼见得发也白了、牙也缺了,就是不见金灿灿的诺贝尔奖。眼见‘实在对诺贝尔奖没有期待’的美国9旬老头儿捧回奖章,我们心头怎能不五味翻涌?没有期待,诺贝尔奖偏偏意外降临;望眼欲穿,却始终与诺贝尔奖天人相隔。这看起来似乎偶然的一个现象,其实正好揭示了我们的思维盲区。”
南方周末的文章呼应了华盛顿邮报关于中共十七大的社论中的观点,那就是不能只推行经济改革,而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南方周末认为,中国再次和诺贝尔奖无缘说明,中国不能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学先进的民主体制。
南方周末的文章承认了正是美国的民主体制培养了造就了科学家自由探索精神,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聚集在这个新大陆上,探索人类和自然的奥秘。
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打开国门,对外开放,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学习美国等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和开放,并没有逃出清末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中国试图只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不学西方的自由民主,结果只能是一条腿走路,走不快也走不远。
南方周末注意到诺贝尔奖不仅有物理、化学、生物、医学,也有和平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诺贝尔奖的诸奖项覆盖了人类文明的3个领域:科技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另外,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物欲横流的现象,也污染被称为象牙宝塔尖的高教和科研领域。南方周末指出,很多学术与科研单位习惯于“定计划、下指标、给任务、作指示,举国以克之”,这种做法“适用于捞一把就走的机会主义,却断断乎对不上诺奖的胃口,更是对自由创造精神的扼杀”。
南方周末对如今的中国学术文化圈子走上这条不归路感到痛心疾首。南方周末举例说,被称为中国最高学府,曾经滋生过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国最高学府,“热心于修筑5星级酒店,它的教学楼却出了名的破烂不堪,可想而知,呆在那里的学生们会构思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南方周末援引中国教育专家的话警告中国大学急速官僚化的颓势说:“学术GDP固然是蒸蒸日上,精神自主却岌岌乎殆哉。人们被驱赶着、禁锢着,匍匐在各色权威脚下,内心为偶像所蛊惑,无法轻装上阵。如此这般,怎么还会有人倔强地坚持精神探索呢?温家宝总理去年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清醒地发出锥心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一语刺破虚假繁荣包裹着的脓疮。”
南方周末在回答温家宝总理所问的那个“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时指出,原因“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是否自由的问题”。南方周末的文章说:“谁都明白,大师只是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所有大师都善于学习,但都不善于学习循规蹈矩,因为他们个个性格独特,不可复制。”
一些中国高教分析人士指出,在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中,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到了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会被看成是“一段段扭曲的人性之材,必欲去之而后快”。
中国的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机制僵硬,容不得那些有独立思维,有个性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相反,中国的学术界和官场一样,盛行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刘晓波说说的“逆淘汰”法则。也如南方周末所说,“淘汰优秀、提举平庸,甚至高捧顽劣。难道能拿这种人去竞争诺贝尔奖吗”?
南方周末在分析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现象时指出:“频频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自然流露。获奖是无为而为、无心之得。所以拥有高度文明的美国人成了诺奖竞赛的大赢家。据说武功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在创新这件事上,是不是无奖也胜有奖?”
而新华网最近发表一篇文章,对诺贝尔奖距离中国到底有多远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新华社的结论是,“应该说,已经不远了”。据新华社援引近日中国科技部提交的中国科实力报告的各种数据表明,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新华社报道说,目前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中国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科技投入规模不断增长,投入强度持续提高,已经成为全球研发投入的一支重要力量。2006年,全社会科技支出经费总额4500亿元,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总额 3003.1亿元,居世界第5位;研究开发投入强度达到1.42%。
新华社的报道说:“这一组闪亮的数据,揭示了近年来中国科技实力的强劲增长。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与诺贝尔奖的距离,也应当是日益接近。”
海外中文网站新雨丝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目前居住在北美的以学术打假而著称的海外学人方舟子的文章,轻轻捅破了这个本来根本无须一个象他这样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有着东、西方文化背景的生物学博士也一眼就能看出破绽的巨大的科技肥皂泡。
方舟子说:“在庞大的科技、开发队伍中,有多少是真正合格、尽职的?科研资金的增多固然令人欣慰,但其中又有多少是真正用在了有价值的科研上,而不是被浪费甚至腐败掉?在数量众多的发明专利中,有多少是有实用价值并实现产业化的?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又有多少是具有影响力的?还是只是一堆所谓的‘垃圾专利’、‘垃圾论文’?甚至只是用一稿多发、剽窃、抄袭的手段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
方舟子指出,中国国际论文总数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单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排名却是第117位,大多属于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影响力(无人引用)的“垃圾论文”。 他对用数字游戏来完成科技“大跃进”感到悲观。
中国财经门户网站“和讯网”刊登了对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的专访。梁教授说:“转型时代就是浮躁的时代,利益的追求要远远高于对真理的追求。所以,我理解温总理所说的仰望星空,就是中国要有一批人仰望天空看着未来,而要脱离现在城市的喧嚣。很多的喧嚣很正常,也不应该指责,但是一定要有少数人关注天空。”
在回答记者为什么诺贝尔奖总是在美国, 为什么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占到全部诺贝尔奖的70%以上,为什么美国的创新精神会高于其他国家这一问题时,曾经在美国留学的梁小民教授高度评价了宗教自由在美国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方面的重要作用。
他说:“在美国刚开始建国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精英们都是英国来的清教徒,他们来了以后有各种不同的宗派信仰,所以允许信仰自由,你信仰你的,我信仰我的,互相尊敬。其实这是一个合作,就是思想自由,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想。应该说这是最重要的。”
另外,梁教授还高度评价美国大学里面实行的终生教授雇佣制,认为这是保证学术自由的基础。在美国,如果一个教授想创立自己的一套体系,一套思想,但是学校要解雇你,终身教授雇用制就保证了学校无法解雇这名教授。再者,美国宪法也保证了美国的信仰自由以及表达自己的自由。
对比中国,在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教授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焦国标教授,就因为观点与当局不同而遭到解聘。 这样的事,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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