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谁是真汉奸?
10月中旬,香港立法委员、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访问欧美。期间,李柱铭向欧美政界呼吁,利用明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机,促使中国政府改善中国人权。李柱铭同时在《华尔街时报》撰文,表达类似观点。李先生的作为,基于他一贯的民主和人权理念,也基于他对香港和中国始终不渝的责任感。信念执著,言行如一,是真正的爱港爱国人士。然而,待李先生回到香港,竟遭到左派和亲共人士的围剿。亲共的党派、立法委员、媒体、甚至一些左倾的“普通市民” (未知是否假冒?),一律大做文章,直指李先生为“卖国贼”、“叛徒”、“汉奸”,帽子满天,唾沫横空,狂轰滥炸,气势汹汹,大有要置李先生于死地的架势。其面红耳赤和青面獠牙的愤恨状,仿佛李先生刨了他们的祖坟!
李柱铭在《华尔街时报》撰文,是10月17日,香港左派和亲共人士、连同中共当局,在一个星期里,并无反应。却突然于10月25日开始发难,群起围攻。中共在港喉舌《文汇报》和《大公报》,更是口诛笔伐,铺天盖地。显然,这是一波具有中共特色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其幕后主使,只能来自北京。据说,目的是要影响香港立法院的补选。
论爱港爱国,民主派以是非为标准:善恶对错,不分国界。那些反民主、反人权、反文明的政权,不仅是与本国人民作对,也是与世界人民作对,也即反人类。对这种反人类的政权,唤起和联合人类共讨之,合情合理。
而在左派或亲共人士那里,爱港爱国,以国界为标准:拥护本国政权的,就是“爱国”,而不论这个政权好坏;批评本国政权的,就是“卖国”,而不论是否在理。依照这一标准,当年支持纳粹政权的德国人,都属于“爱国者”;今日批评美国政府的美国人,则都属于“卖国者”。
在左派或亲共人士的舆论下,国界以内,不论对错,是不容国界以外过问的。就如,一户人家,对邻居的家庭暴力,不得表示愤慨和批评,更不得干涉和报警。另外,家庭中受压的弱者,如果求助于外人,就成了“奸细”。左派或亲共人士定义:如果中国人与外国人谈论本国事务,或要求关注中国事务,就属于“汉奸”。果真如此?那么,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共历155年,这些左派或者亲共人士,或其父辈,都曾奉英国人为主子,都曾与英国人共商港事,岂非一律都是“汉奸”?
什么是“汉奸”?直接说来,就是“汉人中的奸细”,就行为而论,就是“损害中华民族”的人。说到这一层,恐怕没有任何团体与个人堪比中共合格的了。半个多世纪前,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中共割据一方,消极抗日或拒不抗日,甚至与日寇、汪伪、满伪集团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配合,遥相呼应,合谋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就是铁板钉钉的汉奸行为。
中共篡政后,大规模残害残杀汉人或中国人,数千万人被饿死,数千万人被屠杀或迫害致死,总计七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对同胞的加害、监禁和杀戮,至今没有停止。即便把历史上所有针对中华民族的暴行和罪行加在一起,也不及中共一家。换言之,中共,以其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累累罪行、欠下的斑斑血债,铁证如山地,成为最大的“汉奸”。
中共是“汉奸”,支持和庇护中共的亲共人士,自然也是“汉奸”,碍难推卸。自己是“汉奸”,却骂别人是“汉奸”,岂不是“贼喊捉贼”?
什么是“卖国贼”?说到“卖国”,首先有一个“卖”字,手上有货,才能言卖。卖国贼,手上需有“国”。显然,卖国贼的角色,绝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担当,只有那些掌握了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的团体或个人,才有可能“胜任”。
今日中国,官商勾结,低价变卖国营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为卖国;垄断国家土地和矿产资源,向外商廉价批发,谋取私利,是为卖国;出于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拒绝民主改革,导致监督无效、腐败泛滥、贪官外逃、资金外逃,任由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是为卖国。这一切,都是中共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为,一群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中共是“卖国贼”,支持和庇护中共的亲共人士,自然也是“卖国贼”,碍难推卸。自己是“卖国贼”,却骂别人是“卖国贼”,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
左派人士、香港工联会发言人王国兴,把李柱铭比喻为“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明显缺乏历史常识。需知,吴三桂本人,并非平头百姓,也非只是动口动笔的“议员”,却是明朝政府中的高官,手握重权,有国可卖;他引满人入关,灭掉汉人政权,留下千古骂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汉奸”。
王国兴似乎又不知道,明朝政权中,还出了另一个“吴三桂”,也是有名的叛徒,叫做“施琅”,他身为明朝将军,却做了满清的降臣,并充当满清的马前卒,前往攻打台湾,捣毁盘踞那里的最后一个汉人政权----郑明王朝。近年,中共专门拍了电视剧,号称《施琅大将军》,公然为其歌功颂德。
王国兴拿吴三桂来造句,不仅引喻失当,还犯了中共大忌:依仗苏军后援、也从东北叩关、最后入主中原的中共本身,就是“满清”的翻版;侍奉马列洋教、屠戮华夏儿女的中共人物,都是“吴三桂”和“施琅”的化身。
谁是真汉奸?让我们一一检视香港左派或亲共人士堂而皇之的“批李”言论: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说:“李柱铭议员跑到外国,藉此机会引入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奥运,我感到好气愤。”但谭某对中共欺压弱势群体、为办奥运驱逐饥寒交迫的访民同胞,却从不“感到气愤”。谭耀宗是真汉奸。工联会会长、并身兼中共“人大”代表的郑耀棠,炮轰:“有人钟意做汉奸,我唔会阻止人!但我必须谴责这些出卖国家利益及背叛国家民族的行为。” 但郑某对中共“出卖国家利益及背叛国家民族的”种种行为,从未予以谴责。郑耀棠是真汉奸。
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说:“李柱铭的言论,对国家不利,影响了香港民主派与北京的沟通,不利香港的民主发展。”在这里,周梁某将中共混淆为中国,将“与北京的沟通”置为首要,指望民主派变为亲共派,意图削弱香港民主,取消港人治港。周梁淑怡是真汉奸。民建联前任主席曾钰成说:“李柱铭发表演讲及文章,呼吁外国直接介入,来迫使中国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在这里,曾某敌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政改,反对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交流。曾钰成是真汉奸。
香港政务司长唐英年对此声称:“北京主办奥运是国家大事,不应将奥运政治化。”但唐某没有指出,中共为办奥运,加强监控维权人士,加紧封锁网络,才是“将奥运政治化”。唐英年是真汉奸。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中方不单在举办奥运时才保护人权,在任何时候都依法保护及发展人权,并会继续取得成果。”事实是,中共不单在举办奥运时才践踏人权,在任何时候都侵犯和践踏人权,并会继续制造恶果。刘某颠倒黑白、戏弄国人。刘建超是真汉奸。
据了解,李柱铭先生走访欧美时,言辞极尽温和,针对北京奥运,甚至连“施压”、“抵制”、“杯葛”等词汇,都没有用上。面对亲共分子围攻,部份民主派还拿这一点为李先生辩护。其实,即便说到“施压”、“抵制”、“杯葛”,又如何?
难道在汉城奥运会时(1988年),国际社会向韩国当局“施压”,迫其实现民主转型,是大错特错?难道在莫斯科奥运会时(1980年),半数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展开“抵制”,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大错特错?难道在柏林奥运会时(1936年),国际和平人士动议“杯葛”(未能成功),以唤醒国际社会对纳粹德国的警觉,是大错特错?
凭什么,中国标准,就要有别于世界标准?凭什么,中华民族,就要自外于国际主流?说到底,将中国与文明世界相割裂的言论,就是汉奸言论!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相隔绝、认定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的人,就是真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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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
來源: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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