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庭 大时代

李大立的回忆录《中国──个普通家庭的故事》通过其家庭群体命运的真实记述，反映了赤色思潮的辗压痕迹。

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说：「自传虽是一个人的历史，但却是史学家最原始的材料之一。离开了传记材料，历史的建构，无论规模大小或时间长短，都是不可能的……自传出於传主的亲笔，是所谓第一手史料，价值更高，远在后人所写的传记之上。因此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无不盼望著自传的出现和流传。」（注）笔者近年专力於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研究，读了数百部（篇）个人传记，十分认同余先生「传记建构历史」的论断，每一部自传的出现都会引起我强烈的阅读期待。尤其海外出版的自传，由於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期待度会更高，渴读度也更强。

小家庭的悲欢离合
李大立先生的《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乃是李先生六旬过后的回忆录，且因身患癌症，有了强烈的生命叙述愿望，故而勉力留传於世。李先生本名容国维，字张之，喻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名字搭配如此机巧，一望可知出身书香。祖父容伯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既认识孙中山，任职国民党广东支部总务主任（支部长胡汉民），也认识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主办过广东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中华新报》，并宣传过共产主义，被吴铁城枪杀。外祖父毕业於美国康奈尔大学。其父毕业於交通部柳州高级铁路学校，抗战后出任广州铁路站长。其母出生香港，就读於贵族名校圣保罗女子书院，中英文俱佳。李先生本人不足五岁入学，一九六二年毕业於广州顶尖中学──广雅中学，一九六七年毕业上海同济大学。这样一位出身与教育俱佳的「中产子弟」，躬逢反右，文革这样的大时代，小家庭的悲欢离合自然捎带上时代的兴亡盛衰，不免有了许多曲曲折折的故事，一经撰述风咏，当可嚼吮一番。

真实最有力量
该传的最大特色是真实性。同济出身的李先生以工科态度操文科之事，追求客观真实乃是本色当行，或曰「习惯性思维」。该传一路据实写来，入微的描述、详尽的细节，处处可引起亲历者的回忆性映证，事事可找到历史背景与时代逻辑。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尤其是作为那个时代的研究者，也从中得到似曾相识但又首次听闻的许多故事。

真实总是最有力量的，真实也一定来自於细节。如该传对大饥荒（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有一段堪称经典的描述。一九六O年初，年近六旬的姑母从澳门偷渡入港，以家庭妇女身份月赚九百港币，时合人民币三百余元，达到七八级中共高干的薪阶。她那时每次回穗探亲，最好的礼物竟是带一 锅红烧肉：

在那段全国陷入大饥荒的岁月，姑母每次上来广州都带一大铝锅红烧肉，一寸见方肥瘦相间的红烧肉浸在褐色的酱油里面，面上漂浮著一层白色的猪油。在那段饥饿的日子里，这是比金子还要贵重的礼物。我只记得自己在饥肠辅辅的情况下，吃下一块姑母带回来的红烧肉，空荡荡的肚子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脂肪，没有能力消化它，反而不断从胃里往上涌出一股蛋白质的气味，几乎因此引致呕吐：吃下一块这样的红烧肉，好几天都觉得饱。姑母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家，肩挑背驮带著一大铝锅红烧肉长途跋涉给我们这些年轻人补充营养，真是令我既感动又伤感。（一 六二页）

该传的另一特点是家族群体列传，从一个家族的整体遭遇上反映赤色思潮的碾压痕迹。如表姐朱丹霞原本嫁与才郎，亲戚们都认为天造地设，育有一子二女。但成分论及南下干部插足弄得这对恩爱夫妻反目成仇，表姐为追求「进步」，不顾子女尚幼，硬与资本家儿子的丈夫离婚，以示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逼得温文尔雅的丈夫居然想自杀与杀人，最后触电断失二指。妹妹容洵美天生丽质，聪明伶俐，不得已嫁给外省工人子弟，年仅三十三岁即劳累而死。一条阶级论，当年摆弄出多少这样「成分婚姻」的悲剧。

由於家庭出身及父母历史问题，少年李大立初识愁滋味。其后，父亲一步步降职降薪，从广州站长调为佛山站长、西南站长，最后降为普通员工。而父亲的每一步遭遇又如何牵挂著家人的命运，包括母亲的下放劳动、妹妹的婚恋与死去，他内心所激起的阵阵涟漪与波涛，无不在书中一一展现。

另一富有历史资讯与阅读趣点是：貌正学高的广州觎仔李先生，居然三十岁尚未找到对象，而之所以沦落至此，乃是因为大学里错过很多机会，毕业后却想找一位女大学生，而且独锺上海小姐。身在贵州大山里的李先生，他的婚恋轨迹最后竟是「宝鸡相亲」、「昆明邂逅」。原本上宝鸡去见一位西安女大学生（被认为是「最后机会」），失望而回，却在昆明挽上一位上海知青，还是一见锺情。如此偏爱上海小姐，既有时代特色，也有个人因素，趣味多多。

李先生不避丑陋地记述了大饥荒年代如何偷吃食堂炒河粉、如何省钱搭车、如何为七元薪差盘算心机，以及如何一点点对共产思潮产生价值质疑，清晰留下一位一九六O年代中国大学生对社会与历史的反思脚印。

命运转机──移居香港
李先生的命运转机发生於一九八O年代中期，得力於母亲首先移民香港，然后他以四十一岁之龄携家移港，完成人生战略大转移，打拼於港美。近年关掉纽约曼哈顿百张座席的中餐馆，转行「自由撰稿人」，专心撰述，已发表百余篇政论，并撰成这本传记，希望能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毕竟还惦记著这块土地上的事儿。李先生能够留下自己走过的脚印，将自己的个人生平留示世人，且达到一定深度，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尊敬的。雁鸣长空，暮云播雨，该传忠实记录了一个家族的「非正常活著」，林林种种，让读者通过事实去得出自己的判断。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世上惟有符合人性的价值理念才能天长地久，社会科学领域的所谓真理也只是符合人性的一种认识。各种被描绘得再好的东西，只要与人性相悖，即使一时其兴也勃，但历经实践的检验，最终必然其亡也忽。任何政治人物的政绩最终须由人民评说，依靠暴力把持话筒的自说自好，只会留笑於后人。而且，历史又不可能只由大人物独唱独演，经济基础的小人物联系著巍巍高耸的上层建筑，他们的每一声泣笑都在注释著时代，都是对政治大人物功过的评估考量。从广义上来说，李先生这本回忆录乃是赤潮退落后留在沙滩上的一粒贝壳，里面既存有大海曾经的轰鸣，也留下种种无声的昭示。

历史需要叙述才能得以保存，人生需要记载才能成为经验。尊重每一位生命就是尊重我们自己，阅读别人的传记，会得到许多意外之财。虽然该传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情节失於枝蔓，篇幅失於冗长，但真实性使它拥有自身的重量，会沉淀为那一时代整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最终进入学者视野，成为中国知识份子研究的基础资料。

（注）余英时：《代序：人生识字忧患始──中国知识人的现代宿命》，参见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5月第2版，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