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兰萨拉这个好听的名字对於我来说是陌生的，除了在几篇关於西藏问题的文章当中见到过之外，对它没有任何印象。十一月十二号凌晨三点，在断断续续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之後，终於到了印度首都德里。当天晚上在火车上会合了从纽约到德里参加会议，随後前往达兰萨拉访问的项小吉，又坐了十个小时的火车。然後，再坐上由西藏流亡政府派到火车站接我们的吉普车，最後，在经过了又三个多小时的，在盘山路上的颠簸、攀爬、旋转等一系列惊险动作之後，终於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脚下，见了山峦 掩映中的小城达兰萨拉。
小山城远远看上去清雅而扑素，我们兴奋地叫司机洛桑将吉普车停下来让我们拍照。好象我们是怀著好奇心前来观光的游客。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小山城的中心。很快，一种复杂的，莫名的辛酸和悲凉的情绪就取代了兴奋的观光心情。小城本身就迷漫著一股辛酸、悲凉的气氛，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悲凉的故事等著诉说。
喜马拉雅山上绵廷的逃亡人群
在达兰萨拉城中心的难民接待中心，从八九年以来，每年都要接待约两千名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藏人。去年以来更猛增到了四千。我和项小吉在抵达的当天下午，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官员达瓦才仁陪同，来到难民接待中心访问。
难民接待中心是夹在两边的建筑物中的一栋两层的房子。下边一层屋里，沿墙和窗户，以及在中间，是几排通铺，住著刚刚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难民。上一层则就地住著一些女难民。难民接待中心里，当时有约七八十名最近才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藏人，其中有许多是几岁或十几岁的儿童，有些儿童甚至并没有父母陪伴，是他们的父母委托逃亡的人将这些幼小的子女带了出来。
我们走进难民接待中心，大家都怯生生的看著我们。我坐到孩子堆里试著和几个孩子说话，他们很快就放松下来。尤其是小孩子们好奇的围过来。我拿出从加拿大买的笔，分给孩子们，孩子们立即兴奋起来。於是我开始了和他们之间的交谈。
我问一个看上去十岁左右的男孩：＂你叫什麽名字？＂
他用纯正的普通话回答我：
"我叫索南米多。＂
"你现在多大了？＂
"十四岁。＂
"你从拉萨来的？＂
"对，我逃出来了。＂
"你是结伴和朋友一起出来的，还是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那路上需要很长时间吧，用了多久呀？＂
"用了二十几天。＂
"路上要二十几天，那你在路上害怕不害怕呀，一个人？＂
"怕，很怕。＂
"怕呵，那害 怕的时候怎麽办呢？＂
"没有什麽｀怎麽办＇，赶快走，快快走。＂
"嗯，快快走，想快快走到这里是不是？＂
"是，想快快见达赖喇嘛。＂
看著这名只有十四岁的孩子，独自一人，经过二十多天，从拉萨经喜马拉雅山的雪山口逃亡到达兰萨拉，我知道他是那些能够活著到达目的地的幸运者之一。而要翻越常年冰对雪覆、海拔五六千米的喜马拉雅山，随时都有可能遇到雪崩、雪裂，或被冻死、饿死。
我转向另一位约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说他叫巴登江作。
"你从什麽地方来的，到这儿多久了？＂
"我从四川康巴来，四川省甘孜州的。来了快一个月了。＂
"你为什麽要逃亡出来呢？＂
"第 一个是，我想见见达赖喇嘛；第二，我想出来学点技术和文化。＂
"那你学习一段时间之後，是否还想回去？＂这时，在边的 23岁的画家小伙子抢著说："不回去，逃出来了，就不会回去了。将来藏人有了自由的时候再回去。＂
而在我来难民接待中心的路上，遇到的那个十四岁的男孩，就更不会再回到西藏去了。因为他的双脚在翻越喜马拉雅山，逃亡到达兰萨拉的路上已经冻掉了。
男孩有一头黝黑、卷曲的头发，一双眼睛黑黑、亮亮的但十分忧郁。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路边的石头上坐著休息。看到我们几个人走近，用他那双黑眼睛，冷漠的、定定的盯著我们看。我於是走近他向他问好，问他多大了。他移开目光，不置可否的让嘴角动了一下，说了句"十四＂。我微笑著问他在做什麽，他说在休息，他要到达兰萨拉的医院去治疗。我问他生了什麽病，为什麽要到医院去，他说他脚上的伤口还没有好。我很好奇问他脚怎么了，为什麽会伤。他撩起裤腿，我看到他两条小腿上，转圈绑著几条塑料片，把一双鞋固定在脚上。男孩慢慢的解开绑著塑料片的带 子，脱下鞋，我只看到拄在地上的两条腿，没有脚。
我张著嘴怔在那里不知道说什麽好。这时男孩轻轻的说"在我逃过来的路上冻掉了。＂
我的心中一阵刺痛，我不能想象，一个这样年龄的孩子，怎么样用一双冻烂的、或说已经没有脚的双脚，爬过了世界上最壮丽、最令人赞叹的喜马拉雅山。
我蹲下来，用手轻轻的托起他的一双"脚＂，两只脚都在脚 踝骨以下就没有了，伤口还是皱皱的疤痕，我告诉自己要记住这疤痕，这不只是在这孩子脚上的疤痕，这是藏族人在四十年的逃亡路上的一个小小的标记。
我的思绪被身边的争论声拉回来......
另一边，项小吉正在和一名刚刚从四川逃亡出来的，叫多吉才仁的小伙子，谈论著西藏是否应该，和能否独立的问题。
小伙子说："我自己的观点是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境内，要求高度的自治、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人权。＂项小吉追问："你不要求独立是不是？＂小伙子声音微弱的说："我不是不要 独立，但是这希望太渺小了。＂项小吉非常思辨的提示："可能不可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谈应该不应该。＂小伙子顿在那里没有讲话。
我在旁边半开玩笑地插 话说："项小吉，话说得不要太理论。＂
但是这时多吉才仁却突然大声说："我很希望独立，很希望独立。＂跟著，他眼晴红了，声音也颤抖了。他说："从我们藏人在中国境内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独立，我们自己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捍卫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我们的宗教。我很希望独立，我真的很希望独立... ＂。我和项小吉看著他那压 抑和难过的样子，只好等他情绪平静下来。
我告诉他，我们也是不能回家的流亡者，在目前中国专制极权的统治下，汉人一样没有自由，没有尊严。
我问他："有一天中国的制度变了，实现了民主，是民主社会了，西藏可以得到真正的自治了。那个时候你还觉得西藏独立特别重要吗？＂
小伙子略想了一下说：
"我认为，如果中国真的有人权和民主了，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把共产党霸权、专制推翻以後，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相依相存。那样，我愿意留在中国，和汉族人民一起共进退、共存亡。我想，在那种情况下独立不独立并不重要了＂。
刚刚到达兰萨拉才十几天的多吉才仁说，在中国他从小就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後来懂事之後，听到父母讲的一些西藏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等，和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完全不同，他感觉到，做为一个藏族人，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自己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越来越不了解自己民族的真相。於是，他产生了要到外面的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的想法。他说："到了外边，我感觉到很可怜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对外界的认识太少了。我很可怜他们至今生活在一个新闻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我很庆幸我能够逃出来，我真的很可怜他们。＂
在中国境内坐了 27年牢的仁切桑竹先生，在难民接待中心为难民们做了七年饭。他告诉我们，冬天到了，逃亡到达兰萨拉的难民又要多起来了。仁切 桑竹说：这一方面是由於，生活在寒冷的青藏高原上的藏人，无法很快适应印度平原夏天的炎热，有些逃亡出来的藏人在夏天抵达印度时，不久就会染病，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在严寒的冬季，逃亡路上必经的河流都结冰了，比较容 通行。但他强调，每年都有许多藏人在翻越常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时，被冻死或饿死在逃亡路上，有些人被冻坏了手、脚，变成终身残废。
仁切桑竹并向我们介绍，抵达达兰萨拉的难民，都得到了流亡政府妥善的安置。六岁以下，而有没有父母陪伴的小难民，送到流亡政府的孤儿院中抚养。六岁到十七岁的儿童，送到流亡政府设立的儿童村中，并按不同的年龄分人儿童村学校中不同的年级里读书。十八岁以上的青年送到流亡政府设立的"成人教育学校＂里学习。而老年人则有流亡政府的老人院接收。以上所有费用都是由流亡政府负担。
仁切桑竹说，所有逃亡出来刚刚抵达的人，都会成批的得到达赖喇嘛的亲自接见，甚至许多人冒死逃亡前来，就是为了能够见到达赖喇嘛一面。但是，由於逃亡的人数越来越多，流亡政府越来越难於负担如此庞大的支出，所以，流亡政府不得不劝说一些人在见了达赖喇嘛之後再返回西藏。
遥远的山城有中国民运的关注者
达兰萨拉这个黄昏暮景中的小山城并不沉寂，倒是很象在中国乡村中赶晚集时的景象，人们在仅有的几条坑凹不平的街道间往来，小街两边的店铺和餐 漫不经心地招待著游客。
在我们中午抵达时，我们曾邀请往返用了七个多小时接我们上山的司机---洛桑和我们共进午餐，我让他叫一道地道的西藏饭菜，我也和他叫同样的，尝尝藏人的口味。等了许久，厨房端出来两大碗热腾腾的"鸡蛋肉丝汤面"。我目瞪口呆，我问洛桑难道这就是典型的西藏饭？洛桑笑了笑，快乐地吃了起来。
傍晚，我和项小吉走出旅馆（山城中心的西藏饭店），想到街上随便转转。几十米外就是小城的中心地带，我们盘算著是否在街上随便找一家餐馆。尝尝地道的西藏口味。我和项小吉在一家灯火闪烁的餐馆前犹豫，怕错进了印度餐馆。这时，背後有一个十分清脆、十分肯定的声音用普通话说：＂你是项小吉，我认识你，你就是项小吉。＂我们惊讶的转过身，一个二十岁出头，很俊 秀的年轻人正笑眯眯的盯著项小吉。
小伙子自报家门说他叫嘉杨达杰，在《北京之春》杂志上读到过项小吉的文章，和看到过项小吉的像片，所以一下子就把项小吉给认了出来。连项小吉这个平时总是表现得城府深邃、不露痕迹的人，当时也有点＂百感交集＂，他万万想不到，在这遥远的、异国的小山城上，竟然有他的知音。
於是嘉杨和他的朋友陪著我们一起吃了饭，酸辣汤 和炒面。嘉杨说：由於印度无法种植青稞，所以当地的藏人吃的东西和汉人很相似。其实就连西藏内地的饮食也很汉化了。
吃饭期间，嘉杨向我们谈起他三次出逃，两次到达达兰萨拉的奇特经历。
在青海省，海东地区长大的嘉杨，在 1993年他 16 岁那一年，决定和两个同学结伴逃亡。他们从青海先到了拉萨，再坐车到通往边境的日喀则，然後开始步行。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冰雪间经过了十几天的跋涉，并在路上遇到了一对也在逃亡的兄妹、哥哥走在路上掉到了被冻裂开的山缝隙里，嘉杨三个人赶紧帮助救。可是，哥哥很快就被冻成了冰人，和冰雪凝在了一起，几个手指头部被嘉杨他们想要救 他的人拉掉了。
哥哥死了， 妹妹伤心欲绝，决定放弃继续逃亡，往来路上走去。很快就被边防军抓获，从而使得嘉杨等三人在中尼（尼泊尔）边境附近，被骑马追赶上来的中国边防军抓获。嘉杨的第一次逃亡失败了。
但是，他在被送回中国境内之後，立即就开始准备第二次逃亡，这一次，他和另外二十个人一起，经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八天，在冰天雪地的难苦跋涉之後，终於在九四年二月份，到了尼泊尔境内，来到了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这一次的路上，嘉杨亲眼看到两尼姑，站立著被冻死在喜马拉雅山--白雪皑皑的山上。嘉杨说："他们太可怜了，谁也不会知道他们是谁，家里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下落。为了逃亡，好多人就这样死在路上。＂
令人感慨的是，当时 16岁的嘉杨，在达兰萨拉生活了半年之後，决定返回西藏。他在外边的世界看到了太多东西，都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在达兰萨拉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太多东西，都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在达兰萨拉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的书籍，以及关於中国军队当年入藏 对藏人的屠杀的资料。在这期间，他还看到了那时由日本民运组织出版的《民主中国》杂志，开始对中国民主运动有了解。他也理解到，中国人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和藏人有著共同的命运。这一切，让他既兴奋又震惊。
於是他背上了一个大背囊，里面装了二十六本《民主中国》和许多关於西藏历史真相的书藉、资料，以及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录相等，上路了。
他走了十四天，回到中国境内。把身上带的所有书籍、杂 志、录音、录相等，都分发给了他见到的藏人。後来他被捕了，并被辗转於七个监狱中，关押了一年另六个月。最後，由於他在监狱中病得奄奄一息，被狱方送到医院治疗，於是他又选择了第三次逃亡。
嘉杨於九七年一月份，再次来到达兰萨拉。嘉杨说，他现在可以看到《北京之春》杂志，从那里他了解到很多关於中国民主运动的消息，他很关心中国民运的情况，因为他明白，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藏人才会有自由和尊严，藏人才有机会得到真正自治的权力。嘉杨还说，每当他看到民运中有内门的消息，他就心里很难过。
逃亡不应该是人类的命运
嘉杨现在二十二岁了。我看著眼前这个瘦削、俊秀的小伙子，感慨著在他十六岁到二十二岁的年轻生命中，"逃亡＂竟然是他生命的主题。项小吉是个十分深沉、情绪极少外露的人，他除了几声小心的，重重的叹息之外，并没有说什麽。但是我相信他心里翻腾的应该是同一种滋味。
我也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今年夏天以来，六艘偷渡船，载有六百到八百名中国大陆的逃亡者，远涉重洋，在海上分别飘流了四十几天到六十几天的时间，来到加拿大。在那破烂不堪、锈迹斑斑、没有任何救生设施的破船上，成数倍的超载著来自中国的逃亡者。如果在几十天的飘流中遇到任何风浪或故障，船上的人几乎必死无疑。
而我也很清楚，从中国起航的偷渡船，不止是驶向加拿大，它们驶向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墨西哥，总之，它们驶向任何接收中国人的地方，驶向任何给予那些中国人一点自由、一点尊严、一点保障、一点未来的希望的地方。而中国人偷渡的大潮，正向藏人绵廷排列在喜马拉雅雪上的血脚印一样，已经汹涌了十年。
很久以来，我已经越来越参不透，什麽"主权＂、"领土＂、"疆界＂、"国家＂这些词汇的意义。人类生存仰赖的是苍天大地、自然万物。
不错，人类自始就有屠杀、有战事，但无不为争夺生存资源。今日社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昌明，人类也已经发现和创造了丰富的生存资源，但今天人类对人类的仇视和屠杀，人类对人类的无情驱逐和阴谋灭绝，并没有稍或减少，并都是出於要维护什麽"主权＂的完整，保卫"领土＂的神圣，巩固"疆界＂的安全，特别是为了"国家＂的尊严。
今天，我严重质疑这些词汇所应该具有的意义。人类、所有人类（并不只是强势的群体，自认为优越的族群，或那些拥有控制别人生存权的小利益集团）的福祉是最高原则。而达致这一原则的唯一道路就是：人类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之间的宽容、尊重、和爱。
如果"主权＂只是强权欺凌弱小的凭借，如果"领土＂只是政权炫耀的资本，如果"疆界＂只是圈禁人民的藩篱，如果"国家＂只是杀戳百姓的机器；那么，这些东西於我们何用？在中尼（尼泊尔）、中不（不丹）、中（金）边界上部署的边防军，难道是为了防范这些弱小国家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侵犯？不是，那里的边防哨所，是为了严防中国境内的人民外逃；那里边防军的铁蹄，搜寻的是逃亡藏人带血的脚印。
欢快的孩子们 到底有没有未来
在逃亡出来的藏人当中，有大量的儿童和青少年。而且其中很多人并不是有父母陪伴一起逃亡出来的。我们在难民接待中心听到这样一件事：西藏某个乡村的书记决定要出亡到印度达兰萨拉，结果听到消息的同村邻里，纷纷将家里的孩子送到书记家，希望他帮助带到达兰萨拉。结果这位书记到达达兰萨拉时，带来了同村十一户人家的孩子。
到底中国境内有多少藏人把他们的梦想寄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然後，又把他们孩子的梦想寄托在了达兰萨拉这个小山城上了。
达瓦才仁陪同项小吉先生、我、和刚刚上山的倪育贤先生，一起访问了达兰萨拉的儿童村。达瓦才仁向我们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五个地方设立了儿童村。这些儿童村中 90%的儿童，是从中国境内，包括从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西藏等地逃亡出来的西族儿童，而其中大部分儿童没有父母在身边，他们有些是孤儿，有些儿童的父母仍在中国境内。
位於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儿童村，有约一万名年龄从六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我们在访问中发现，这些孩子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大多是为了能在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学校里接受更好的教育，特别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藏语及继承藏族的宗教、文化传统。
来到儿童村，发现孩子们正忙著在一面朝阳的小山破上摆上一些艺术品。那些艺术品是他们根据一些大块的石头的自然形状在这些石头上画的动物图像。有些是可爱的猫、狗、山羊，有些是凶悍的犀牛、狮子或老虎，大都栩栩如生。达瓦才仁说，达赖喇嘛明天会来看望孩子们，孩子们正准备迎接达赖喇嘛。
孩子们看上去都很快乐，喜气洋洋的忙活著。
我想找几个孩子聊一聊，达瓦才仁说，在这里的孩子不比在难民接待中心的孩子们，那些孩子刚刚到，只要上过一点学，就会讲英语。但是，这里有很多孩子来了一段时间，就不会讲汉语了。
我故技重演，混进正在忙碌的孩子堆里，和他们闲聊。会说汉语的孩子很快有了兴致。他们告诉我，他们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六点半吃早饭，七点开始上课，课程是藏文、英文、和数学。午饭以後还要继续上课到四点钟，然後就是自由活动时间了。但大部分学生会用些时间作功课或自习。
一个叫巫山·多杰的男孩主动过来介绍自己："我是从拉萨来的，＂我和他聊起来：
"你来了多久了？＂
"八年了。＂
"你出来八年了，还能说这么好的汉 语？＂
"我在西藏上到初一才出来。＂
"你为什么要出来呢？＂
"我的爸爸、妈妈要我到印度来学习。＂
"为什么一定要你到印度来学习呢？＂
"为什么？因为印度有我们的达赖喇嘛呀，达赖喇嘛他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呀，在印度可以学我们的藏语，所以爸爸、妈妈让我到这里来学习。＂
"那你在这里的学习生活快乐吗，是你想学的东西吗，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很喜欢英语，我长大了想回家乡当一个英语老师。＂
另一个看上去有八九岁的孩子，也跑过来清脆的自报家门说"我叫扎西·才仁＂。男孩大大的眼睛，扬著尖下巴脸，很是可爱。我问他来了多久了，是不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的。他说他来了刚刚一个月，是从青海省来的，爸爸、妈妈没有来，自己是爸爸、妈妈托人带来的。
"你路上用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
"为什么爸爸、妈妈要送你到这里来学习呢？你知道吗？＂
"这里的学习条件好，这里能学藏语，还能学英语。＂
"小扎西紧接著又补充了一句：
"在这里能见到达赖喇嘛，在中国见不到。＂
"你在中国时学藏语吗？＂
"学一点点，主要学汉语。＂
"那么每天的课程当中有几节是藏语，有几节是汉语？＂
"早上四节课，有两节是汉语，一节数学一节是藏语。＂
"在家乡时生活得好不好？ 高兴不高兴＂
"不高兴。上学要给钱，一个学期两千多。＂
"那你爸爸、妈妈付不起钱，所以 让你到这里来学习，是吗？＂
"是，在这里可以学到好多有用的知识，长大了有文化。＂
"你想爸爸、妈妈吗？＂
"想，很想。＂
"那怎么办呢？想不想回家去？＂
"长大了再回去，在这里先好好学习。＂
十七 岁的女孩索兰德洁在达兰萨拉已经生活了七年了。她也是七年前在她十岁大的时候被逃亡的人带到了印度，她说她虽然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但是也很想念亲人。她只能靠写信诉说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她盼望著有一天能够回到西藏去。
我们随同达瓦·才仁来到儿童村孩子们的住处，看到有些住房前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著：小挪威，或美国加洲等等字样。达瓦才仁说，儿童村得到了许多西方国家的资助，才得以设立和维持，这些流亡出来的藏族孩子们也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儿童村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孩子们也很快乐，但似乎每个孩子都作著一个，将来长大了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的梦。
然而，藏人流亡了四十年，眼下还没有任何迹像可以给他们一个确定的承诺。
这些孩子，难道他们注定了是流亡者？
......
十年不能回中国，一直让我耿耿於怀。虽然不管任何人问起，我总说，我早知道我跟强权作对是有代价的，我付得起，无所谓。但，我心里一直很痛。
访问了达兰萨拉，我心里有了更痛的一块地方。回到家里，常常只是静静的坐著，静静地感受著流亡藏人在漫漫的四十年的流亡生活中的挣扎、期待、希望、和绝望。不知道当初他们决定和强权作对时，他们是否想过，那将是什么代价，他们是否付得起。
1999.12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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