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一：谨贺“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暨苦难文学研讨会圆满成功

柳浪闻莺的仲春时节，《自由圣火》也在漫漫冬日之后勃发了新生命的萌芽，她汲取自由的春风、雨露与阳光，最终结出了累累硕果，其标志便是这近五十年来，中国自由文学终于有了如此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躬逢其盛，自由文化运动亦以悲天悯人的菩萨心愿，在鼓励与扶持“独立思想与自由写作”的文化层面之外，亦时时关注着中华大地的苦难现实。今日之中国，迫切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充满着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内涵的文化运动，尤其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整体性的堕落与颓废的景况下，中国当代文化需要的不是愤世嫉俗的犬儒，更不是为暴政者与既得利益者鼓吹的二丑伪类，中国所需要的是“自由文化运动”这样有勇气、有决心又有成果地对抗中国精神整体堕落的精神力量。

当今之中国，确如一个巨大的铁屋，人们或碌碌以求生，或蝇营狗苟，或醉生梦死，稍有独立思想的人，在如此一种禁锢中的重浊空气下，苟延残喘，“自由文化运动”对于独立思想者，就如打开铁屋一角的轻风，带来和煦的阳光，带来新鲜的空气。文明与愚昧、自由与专制的较量，正犹如这铁屋里的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虽然只有这稍许的阳光、稍许的清风，然而星星之火，终可以燎原。从《自由圣火》开办以来，那些无法在铁屋里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与自由写作者，终于在这片圣坛上获利了他们自由自在地表达与思考的机会。或许理性的思维在暴虐的权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借用康德的话说：“世间最强大的武器，正是借助于言论、观念、文学与艺术的创造而表现的。思想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心灵，进而影响社会，影响数代的思潮。”

2007的《自由圣火》，“自由文化运动”高擎“人道主义”的大旗，更以“中国苦难文学”为核心，关注着现实的苦难，亦深刻关注着心灵与精神层面的苦难。“自由文化运动”的作者，以笔为犁，在坚硬而冷漠的专制暴虐所冰封的大地上，着力开辟出一条能够开启理性、民主和人权的光明大路。自古及今，中国那“沉默的大多数”除了默默流血，苦苦呻吟外，却没有什么人能够为他们发出声音。作为统治性的专制暴虐的压迫力量从政治、宗教、社会、伦理、教育、风化、时尚等种种方面，霸占着权力的话语，压制着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独立思想和自由创造的力量。而中国传统下的知识分子，要么热衷于与暴虐统治者同流合污，成为他们的吹鼓手与帮凶；要么是自求多福，闷声发大财，完全没有社会良知与悲天悯人的情怀。正如袁红冰先生所言：伪类知识分子，“是一群早已丧失梦想能力的卑俗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心只能听懂现实厉害权衡的召唤。”

除了主观方面的考量，当然这一切还有客观的原因。在当今之中国，封锁独立思想与自由写作，恰如封网以禁锢人们的自由表达与自由交流一样，这种种所作所为，恰如传统历史上那各种各样的文字狱、搜书焚书。出版检查制度与网络封锁过滤，为的只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强迫灌输，竭力以一种统一性的思想来封闭一切自由思考的可能性。在这样一种压迫性的政策下，所以的文化与精神层面的活动，都只有为了维护统治权力话语的专制。专制惶悚于人们同情心的表露，进而害怕这样的同情心成为一种愤怒的对于制度的批判，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当今的中国，那些自发的对于受苦受难者的帮助与志愿者的行为，总是遭受到官方或明或暗的打压，最近的例子便是在今天春节前南方初遭大雪时，官方意识形态与媒体所表现的那种一贯的冷漠。

然而，同情与悲惨，正如自由一样，天然地存于人心。追求自由与自我尊严的人，正是那些对于他人的苦难有着敏感而悲悯的情怀的人。只要有机会，这样一种天性中的同情心与对自由的追求，就会生发出来，不论外部世界有怎样的压力，怎样的打击，或者是形诸文字，或者以群体抗争的方式释放出来。可以这样说，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暨中国苦难文学国际研讨会的精神意义，正是着意于深刻探讨精神层面的悲悯情怀及自由精神在暴虐现实与权力话语下的抗争。

在今天苦难重重的中华大地上，通过自由表达所导致的思想启蒙，以及基于维护个人尊严与权利的群体抗争，人权与自由的观念正在变得深入人心。今天的人民，迫切需要那些能够基于个人尊严与价值，而作出独立思考的自由表达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本着他的“人道主义”情怀而行事，才能称得起“社会良知”与“公众良心”。 笔者深为赞同袁红冰先生的一个论述，在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知识的堕落是最深刻的民族悲剧。因为，知识对良知、正义和真理的背叛，必然导致民族人格的非道德化。‘伪自由知识分子’正是由于非道德化而腐烂的中国民族人格所孕育出的人格怪胎。”今天的中国，并不需要这样的“伪自由知识分子”，而是需要那些对于表达之权利有着本真的道德心与良知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勇于表达并捍卫自己的观点。思想自由与自由表达，不仅涉及到出于个体性的对于维护个体性尊严的重大伦理价值，而且更涉及对于社会规范及社会结构的功能性的问题，对于整个社会的苦难的认识与理解，具有着特别重大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具有独立思想的人道主义者而言，社会背景下的苦难现实，使得精神层面的“心灵苦难”变为了一种尤其难以忍受的存在。文学与艺术所崇尚的独立自由的精神，从它们本身的形式便构成了对于专制暴虐背景下的话语权的挑战。那些能够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深入细致地描述并反省当代中国的苦难现实与心灵苦难的作品，直接构成了对于官方话语所宣扬的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的和谐社会的反讽与冲击。在这种关注苦难的现实背景之下，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有着尤其特别的意义。作为文学家与艺术家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实际上揭示现实，捍卫自由的崇高，从而能够从社会舆论角度对于民众的引导，甚至在更深刻的意义下，这些作为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知识分子还能运用他们所掌握的符号权力，在现实生活的实际中干预社会，甚至引导社会潮流的发展。如上种种正是由此而“拉开了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序幕。”笔者所理解的“‘中国苦难文学’的价值目标在于：让当代中国管辖范畴内的心灵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诗和人性的悲歌……”，便是如法国知识分子史所表现出的那样，从伏尔泰到左拉，直至萨特和五月风暴，“独立思想与自由写作”的法国文学家与法国艺术家，他们在对社会的发展和良性循环中所起到的巨大的精神推动作用。

无论是“自由文化运动”还是“中国苦难文学”，作为一种自由文化的表达与自由文学的创作，其现实性都取决于这一文化自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空间，笔者多次强调，自由文化运动的旨归，一定会不仅促进并推动文学艺术领域的发展；促进在当代中国的苦难现实中，那些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而且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而言，“自由文化运动”最终将有助于由独立自由的公民所组成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建立。目前的中国，苦难重重，她所面对的一个尤为悲剧性的事实便是：基于独立而尊严的个人之上的公民社会始终无法成长起来，在二十一世纪普世民主化的世界大潮前，中国人依旧未能建立起普遍性意义之下的自立的个体。除了由于暴虐专制的压迫与控管，严重缺乏对于人权或个人权利的依法保障外，那些所谓的掌握着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或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充当着愚化民众的工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或在体制内发出附和喉舌的声音，或者从所谓“独立知识分子”的角度，为专制制度唱赞歌。这两类人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征便是自私与冷漠，其后果便是，无论是主流或另类的文化与思想，当被如上种种人士所把持时，其结果就是无论是现实的苦难，还是心灵与精神层面的苦难，都变得无人关心。

幸而还有在自由圣火照耀下的浩浩荡荡的自由文化运动，擎举起“人道主义”的大旗，在崇尚独立思想与自由表达的精神感召下，有着仁心大愿，而又具有独立思想与自由表达的人们，他们以“吾笔写吾口”的方式，关注社会现实的苦难，义在改善受苦受难者的物质生活，并改变社会的不公与罪恶，还大地一个公平与正义；他们更以“吾笔写吾心”的方式，关注着人类精神层面的苦难，义在改变当今中国时代精神所表现的那种冷漠、自私与麻木，从而带来中国文化在风尚与制度方面的变化，进而对于全人类的思想的提升起到一种促进的作用。

思想，具有理性与悲悯精神的思想，将以自由圣火心手相传的方式，直面人类现实与心灵深处的苦难，必将最终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以及个体性在精神层面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谨贺“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暨苦难文学研讨会圆满成功！祈愿“自由文化运动”如人权圣火那样传递，于人心结下“自由”与“悲悯”的种子，并永远光大下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