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有两本村史。一本村史写在纸上，藏在镇里的档案柜里，随着不同的政治需要，内容会不断地改变；另一本村史记在人们的脑子里，流传在人们的口头上，经年累月，口口相传，每当当局控制得稍松一点，真象就遍地开花。或许有一天，纸写的村史被作为废纸一样扔掉，而口传的村史却会历经沧桑，常说常新。
这是一个古老的村镇，早在元朝的时候这里就有人定居。据村里有学问的人考证，这里居住的村民最少属五、六个民族，元代的遗迹在五十年代时还能找到。这里的农民，象全国各地的农民一样，老实、淳厚、勤劳、俭朴、轻信、乐观。一家有事，全村无论穷人富人都热情地去帮忙。如果没有那场一些人为争夺权力而挑起的战争，这些人一定会很和睦发生活的一起。
在那些即将走完人生之路的老人中，那个遥远的年代是他们最甜蜜的记忆。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它属于白洋淀的东淀，周围散落的村庄都建在很小的一片片高地上。民国年间水路发达，坐船可东达天津，西到三、四百里以外的保定。冬天，冰船是主要交通工具。
在这初冻的季节里，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坐在向阳的墙跟里，他们在望着、想着，依稀看到了那一望无际的水淀，淀边的荷塘，一片片的苇地，天上飞的野鸭和远处打鱼的船只。当年的潮湿和清新在向老人们袭来。仿佛他们又在跑着跳着去拾野鸭蛋、去河沟里掏螃蟹、在浅水池里摸鱼或者是跟着那些打鸭猎人去老远老远的地方抢拾他们打伤的野鸭子。但是，现在一切都仿佛十分遥远了，那些美好的东西只是作为记忆留在人们的心里。谁也不明白，上苍为什么收回了他的慷慨馈赠。
民国年间，村里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民国著名画家周紫阳出资建了当时全村唯一的一所楼房，可以说这是北方农村最早的教学楼。村里饱学之士张孟儒任学校校长，村里一个梁姓老太太在死之前把全部所有约140余亩土地捐献给学校作校产，家里穷的孩子上学可减免学费并能得到救济。到40年代末期全村学校发展到了四个，有学生六七百人。人们计划，要在村东建一座石碑，来记念这位惠及了全村人的妇女和所有为村里教育作出贡献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人们就把这个记念碑建在了心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最初的老师在学生们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姓周的老师是一个阳光青年，是个热情、浪漫、正义、好学的帅哥。在大雨过后，他带着学生们到村外的大堤上去看远在四、五百里以外的大山，峰峦起伏，威武壮观。这是平原地区少见的"显山"奇景，一般在雨后才能出现。
周老师指着远处的大山说："小朋友们，在那遥远的大山里，住着和你们一样的小朋友，他们在大山里念书、写字，我有一个朋友就在那里教他们学文化，你们愿不愿意给他们写信呀？"大家都说："愿意！"，"好，我们大家都给他们写信。"
"没想到真的回了信。"一个老人在回忆那时情景时无比怀念地说："那个遥远的大山充满了神密，我们居然同它有了关系。大山里住着和我们一样的人。"
后来周老师去上海国民党军医学校了。走的时候，全校师生依依不舍，很多学生和老师为他的走痛哭流泪。在国民党退走台湾时，这个老师跟着去了台湾。80年代，老家的乡亲们在台湾各媒体发广告找这位老师。但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要是能和老师照张像就好了。"老人们说。
早年的学校生活是他们最幸福的一段儿日子。直到现在，他们还记得当年他们的校徽和校歌。校徽是一朵梅花，校歌是借用了苏武牧羊的曲子，学校自己编的歌词。老人们唱道：
校徽扬，梅花朵朵放。辉映着文明之光，依太行建礼仪之乡，滨渤海开辟文化港；炼铁成钢，植木成梁，碾平崎岖成康庄；智、仁、忠、勇，我之所求，以正纪纲，以淳风尚，引领二代远航，征服潮和浪。
这些珍贵的资料在村史中是看不到的，但他却活在人们的口头上，以致于六十几年了人们还能清楚记得。
老人们永远也忘了对新政权的最初印象，几十年来，虽然他们在表面上慑于暴力，不敢说错话，但在背后，一直用"匪"来称新政权，好听一点的称呼是"穷八路"。
1943年的夏天，"东挺纵队"进攻我的家乡。据老人们说，由于当时匪患严重，县里武器不够用的，就把村里的好武器都要到县里去了。要不然，"东挺纵队"也许打不进我们村。进村后，他们挨家挨户地抢东西，抢骡子、马、驴，烧房子、杀人、奸淫妇女，还绑架了好多人。有的一家就被绑走了五口。当时有一个孩子刚几个月，也被绑走，后来用钱赎回。为纪念这件事，被绑的孩子取名叫"小八路"，现在此人还健在，因此事成了家乡的名人。
有一个地主叫杨洪武，他家附近有一家刚结婚的姑娘，丈夫也叫杨洪武。"东挺纵队"进村时这家正回姑爷（就是在新婚后的第二天，姑娘家里请新婚丈夫。）"东挺纵队"的人问他说："你是谁？叫什么名子？"他说："我叫杨洪武。"来人说："奥，你就是杨洪武呀？"抬手一枪，就把这个无辜的青年枪杀了。可怜这家，姑娘刚结婚第二天，就成了寡妇。
进村的军队要强奸一个姓何的年轻女人，何姓女子拼死反抗，也被军队枪杀。
"东挺纵队"从村东往西边打边烧房屋。占领村子一半多的时候天快亮了，他们就撤走了，所以西半边村民没受多少损害。
在这场战斗中，有一个人受到了人们永远的怀念。到了我的老家，只要你问一问人们知道不知道早年有一个叫赵傻子的，大多数人都还记得他。那次"东挺纵队"攻打我们村，村里青壮男人每人发了一土篮子手榴弹。这些人一看敌方来势汹猛，把手榴弹藏得到处都是，然后都跑散了。只有赵傻子提着篮子，不住地向敌方扔手榴弹。对方向他喊话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放下武器可以不杀你。"赵傻子就象听不懂他们的话一样还是不住地扔，结果被对方乱枪打死。
老人们说："他们说他们是抗日的队伍，我们这里有日本吗？连个日本的影子也没有呀，进村杀的、抢的、烧的都是老百姓。"
村里文化人为了追悼这个为全村舍弃性命的赵傻子，为他编了歌儿：
呜呼，追悼我烈士，去年六月间，奸匪攻我村。我烈士，义勇为，为乡亲，献身躯，热血抛弃高堂母，妻子儿女唤不回，灵魂缥缈去，唯有梦中会。村民光荣，忠、智可嘉，英名万古垂。同胞好伤悲，珠泪往下垂，我村失勇士，同胞失膀臂......
从文学角度讲，歌词写得也许不是太好，由于事件比较重大，人们还是记住了，而且一记就是几十年，老人们低声为我回忆，就好象又回到了当年。
对于那次进村的部队，人们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八路，有人说是地方土匪。但从被绑票后来又放回来的孩子取名叫"小八路 "，可以证实那是中共军队。况且后来有人到县里办事，看到了那次在村里烧房子、抢东西、绑票的人，他们都成了县里的干部。农民老实，怕那些干部见了他们会为那次抢劫绑票难为情，就藏着没见这些干部。其实是多想了，那些人可能还会认为他们作的很光荣。
在敌来我往的年代，打仗的事时常发生。人们记得最清楚的除上边提到的战斗外，还有一次村民打胜了的战斗。那时辽沈战役还没发生，中共的军队还不占绝对优势。我的家乡处于敌来我往的拉锯状态。有一次国军有两个县队来到了我的家乡，晚上就发生了战斗。村子东边一片苇塘边有一个文昌阁，那里乱草丛生。中共的军队在那里埋伏了一个连的军力。另有大部队从另一边往村里进攻。如果村民和县大队的人被打败，埋伏在文昌阁草丛中的军队就可以出来阻击，把县大队和村民自卫队一举歼灭。但是，县大队和村民没败，正面进攻的部队扔下埋伏的一个连不要，慌慌张张地跑了。伏军始终没动，后来被发现，一个连全部被歼灭。有人看到被抓到的伤员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唏嘘不已。据说，有一年轻女子还来找她弟弟的尸体，守在地里哭了两天，哭得悲悲切切，让人肝肠寸断。
老人们心中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和官史没有相同之处。人们说，后来大势逆转，中共的军队铺天盖地的压过来，村民自卫队的主要人员就到野外藏着去了。夜里他们回来，烙好多的饼，围在腰里，就睡在野外。当时村里中共政权给他们准备了大米饭炖肉，这是人们过年才能吃上的好饭。让他们回来，他们就是不回来，被抓住后，个个死得都很英勇。也有当时没被抓到跑了的。村里的刘二奎跑到了东北，在那里安了家。后来他给家里人写信，有人把他的信拆开看了，然后报告了中共政府，他被抓了回来，没等公审他就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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