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良言：中医向何处去（十九）

(五十五) 要脑也要心
  
这么说来，亲人、朋友得了忧郁症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员还帮不上忙了？因为专家说作“思想工作”没用。据资料统计，忧郁症在人群中的人数比可近百分之二十。专家说，对忧郁症的最有效治疗方式是电击，把人击昏了，击得在昏迷中抽搐，还要防止他在昏迷中因呕吐而窒息。

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们工作的紧要关头，他对我说：“我犯病了，要去做电击”。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刚击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车回来？如果我说：“你先挺一挺，等把这件工作干完了再去”可他要是转身就跳楼了怎么办？

按比例，五个人里就有一个忧郁症，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中就应有几个忧郁症者，我应听从专家建议，以平常心看待他们，百分之四的同性恋能正常看待，百分之二十的忧郁症不正常看待？他们忧郁他们的，我乐我的，因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这又被说成是没用的。——他要跳楼呢？我说“请便”？我要是拼命阻止他自杀，和招来许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那这些忧郁的人会不会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自杀！给我们自杀的自由？”

好在我们单位没有按比例出现二十个忧郁症。这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按比例出现应有成分呢？”

其实，经过我观察，我单位人员中不是没有相应气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应的可能成分，但却没有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我认为是集体性的社会生活框正了他们。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集体对个性是抑制的从而加以反对，而我认为社会与个人联系的过于松散也是个体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

美国有位临床医生我认为他触摸到了忧郁的本质，他认为忧郁症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没有按照医嘱疗养，做过手术后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当做奇迹，记者也来采访。后来有一位上级领导认真研究了她的情况后得出一个结论并向她宣布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个好的集体中，如果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有你的今天。”有些记者总是不解，再三追问：“你们领导怎么会这么残酷，让一个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上班，难道不知道白血病人需要无菌环境吗？”这样问题让我们一时真是难以回答，让我这位同事上班的确是件十分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我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两头感染，搞得动不动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这么死了，真要是有人就这件事追究责任的话，这话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的做法既没有遵医嘱，还颇违反科学，又不好解释动机。可如果让她躺在床上像她一起做手术的那些人一样静养的话，我想，她很可能也像他们一样早不在人世了。

到单位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话讲她可以一整天没有机会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养病环境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她最有得忧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她前两天还说到一个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复发时他从九楼跳下，家人还没发觉，回头却不见他在床上，只有窗户是开着的……

想不到自己的病，而只要活着就能品尝到活着的乐趣，这样一来，人就不会忧郁，又怎么会要寻死呢？而做到这一点仅仅通过她个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个集体的共同努力。

时候不理解我奶奶的很多思想。我奶奶无比地强调家族，强调家人的亲情，强调利他和无私，强调责任和奉献，总之，都是老一代人的旧思想。当有人强调为自己而活时，我奶会蔑视地一笑说：“如果要是为自己而活，可能会活得很好，也可能早就不活了。”小时我只听懂了前半句，因为我奶奶为了她的子孙，让自己吃苦挨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可为了自己为什么就可以不活了呢？这后半句是我成人之后才理解的。

我对白血病同事说：“你可别想死，你说你要是死了会造成几大人生悲剧？你儿子是早年丧母，你丈夫是中年丧妻，你父母是晚年丧子。而我们是赌输了钱。你这手术可是我们大伙捐款给你做的，你要死了，我们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她肯忍受排异反应的巨大痛苦，其精神支柱也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了自己，人的一生会撒手多次，一条命可能不够自杀的。

现在的人过于强调自我，心里没有别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了，却轻易地就撒手生命了。这说明以自我为中心时，“我”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我”是一个集团军，你的父母身上有你，你的儿女身上有你，你的兄弟姐妹身上有你，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所处的社会都有你的成分，失去哪一部分“我”，你都会感到失去一部分自我生命，如果丢失了太多的“我”，虽然你没有自觉，可你的“我”却不受欺骗，他会不快乐、郁闷，乃至忧郁。把“我”全部回收的思维方式就是自杀性的。

无论是人的脑还是人的心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过于强调人的社会性和过于强调人的个性对人都是有害的。人的脑和心就是在人的个性与人的社会性之间寻求平衡。

（五十六）“看”见病了
  
有专家分析美国孩子之所以抑郁是由于大人换工作和住所比较频繁，许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搬迁中度过的，致使他们从小就缺少固定的玩伴，加上美国家庭的离婚率比较高，孩子有个心理适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就是建立不起来稳定的社会关系。

儒家文化作为一门社会学，对这类问题的确有比较好的处理方式。真正的社会学不是建立一套独立在人心之外的所谓正确的理论，而是协调种种关系。

总有人找我倾诉些什么，求我帮拿个主意。女儿观察久了说：“你帮人出的主意并不是正确的和最好的，也不是你的主意，你实质上是告诉了人家内心最想做的。你不是帮人出了你的主意，而是帮人明确了人家自己的主意。”我说，对，算你看明白了。因为我认为是正确的和好的主意对当事人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一个违逆当事人内心情感的主意再好，也不是好主意。大学生为什么忧郁？他们难道不是按父母、按老师的要求考上大学了吗？他们不是成功了吗？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忧郁，还要跳楼？

当一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时候，我们头脑能够理解，可这不代表我们的心能够接受。归根到底，我们不光是用头脑活着，更是用心活着。再明白的道理，头脑压制着心去接受，一天两天可以，天长日久，这心就要疲惫，要病。

对自杀的研究，仅仅有医学家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专家的多角度投入，仅仅有西方也是不够的，对于他们思维方式的产物，他们恐怕是个人刀削不了个人把。

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在这种现状下要取缔中医，如同让中国人一天不是吃三顿粗粮而只吃一顿细粮。

中国人现在有近一半的病人应就诊而未就诊。有官员说：“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可能满足所有医疗卫生需求。”说到底，还是一个字“穷”。如果我奶奶还活着她会说：穷有穷的过法，穷就不过日子啦？穷就让一半中国人不治病？从什么时候开始只会过富日子，不会过穷日子了？

仅仅讨论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就算西医是百分之百的好，可它在中国占有全部医疗经费，却只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务，这不是贵族医学？我估计，反对中医的人也是百分之二十。医院总是盖更大的楼，进更好的设备，给更贵族化的人服务。科学在不停地发展，为了追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医院只能一再投资高科技，在贵族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看病和治病在西医这里是分开的，如果治病需要十元钱的话，“看”这个病可能得需要九十元。只要你有钱，把各种检验做一遍，虽然你不是医生你也看到了你的病，如果全部检查完了，你没看到你的病，那么，对不起，医生也没法看到。

记得刚有核磁共振时，医生让我做个检查，价格是我月工资的两倍。我问，这机器能治病吗？说是不能，只能让医生看到我的“病”而已。医生要看我的“病”让我花钱，难道医生要是近视，我还要给他配副眼镜？

上医院看病，我的感觉就是我一会掏钱给医生戴上X镜，一会戴上超声镜，还有什么CT，什么核磁共振等等。如果我不投币给医生戴眼镜，医生就无法工作。我觉得我的病很具有观赏价值，我还是留着不给医生看好。

我问医生，如果瞧见“病”了怎么治呢？医生说目前没法治。我问，那做这个检查有何意义？医生说可以弄个明白。这让我想起了死后的解剖，对医生和医学有意义，对死人没有意义。我不掏自己的解剖费。

“五四”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曾为终能看到“病”而欣喜，便是治不了，也心里透亮高兴。可现在，花了很多钱，却只是看到“病”，让许多国人不甘。他们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也就是治病上。所以，医院中的检验费是很让人望而生畏的。

西医的贵族性表现在离开大医院、离开设备，医生就很难说是个医生，医院中许多有高级职称的医生是只会操纵一种仪器的技术人员。让他们到没有仪器的乡镇医院，到社区门诊，他们就不是医生了。光说医生们拼命往大医院挤，没有可调动的仪器，光杆医生还叫医生？光说百姓趋高，现在医生这个名字不再是个体意义的，而是整体的，是一个大医院中的人和仪器的总称。

可这个占有全部医疗经费的大“医生”只能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治病，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还必须是有钱人，因为这个大“医生”的新陈代谢功能特别强，消耗量很大。于是，恶性循环，大医院之外无医生，百姓进不去大医院就只有等死。我一个同事最近做了胃贲门癌手术回来，他花了近三十万元。他说，病人可以三分，三分之一的人治不起，三五万元钱几天就没了，也就不治了；三分之一的人忍受不了治疗的痛苦，或不治了，或被治死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完成治疗。他求我写篇稿子“表扬”一下他妻子。看到我奇怪，他告诉我说，看到许多病人被配偶抛弃了他很感慨，觉得很感谢妻子。他一再感慨治病难，他说“难于上青天”。他这还是能得到医治的百分之二十的人。

（五十七）穷日子也是日子
   
母亲有个绰号叫“于大头”。“大头”，在我们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这源于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可我现在想，母亲为什么搭钱搭药？她这一做法是从她师傅那里承传下来的。我是母亲的药剂师，她赔不赔钱我知道。中医，在社会上可以充当杀富济贫的调剂角色。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门外？因为富人有点小病就看，平时注意养生，为什么中医有许多补养和调养方剂？那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总有一些相对富裕的人要无病防病，小病大养，养生保健，母亲把治贵族病挣来的这部分钱用在穷人的救命上，这样就不会出现见死不救，拒医停药这种违反医德的事了。

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种公告，公告说，请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请你往如下号码打电话，救济站会来人提供救济。我想，这救济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但作为星级宾馆怎么养得起乞丐？要饭到宾馆的乞丐是要被打出去的。如果所有旅店都是星级宾馆，让穷人住大街上？

所以，母亲为穷人提供救济性治疗，为富人提供贵族式治疗。我没有看到母亲因为病人无钱看病而拒绝给予治疗的，如果病人得的不是不治之症，母亲总是按需舍医舍药。要知道，母亲可是以私人之力在这么做，这绝不是母亲高尚，我说了，我母亲是个极单纯的人，她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是中医的本质决定了她的本质，因为他的师傅就是这么做的。给富人以充分治疗，给穷人以必要治疗，中医在历史上是一直这么做的。中医的社会及利人属性看来也大大超于西医了。

所以，中医在历史上没有遭过唾骂，中医被骂是在西医东进之后的事。

女儿说她将来就到乡镇卫生院行医，覆盖几万人口，以中医的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的技术，开展医疗工作。投入少、效益好，以预防为主，在确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

就像美式民主我们有点用不起一样，大“医生”我们也不能养得太多。用三分之二的钱养大医生，用三分之一的钱养一些像中医这样灵活机动、平民性强的医生。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我们还没得到面包呢，先把窝头扔了，来个吃不到面包勿宁死，这是什么逻辑？

女儿说，百分之八十的病都可以用普通方法医治，可大医院垄断了人才、设备、技术、价格，却效率低下，普通病到医院去看，往往与其说是去治病，不如说是去受宰割。这也是人们怨声载道的一个原因。

虽然医疗本身具有趋高性，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事实上，人们真正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议，人们需要信得过的医生朋友。女儿努力学习西医，广交西医朋友，为的就是了解西医学前沿的情况，以便给病人提出最佳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中西医的通用人才，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由于少年时挑水、担柴，过于负重，造成我脊柱侧弯，用X光看是S形的。我调侃说，歪脖树也是树，歪着也能活，要是把歪脖树整直了，会要它命的。十几年前走路时被迎面而来的一个彪形大汉猛地撞了一下，当即贴在墙上就不会动了，站着缓了好一会才慢慢蹭着回家去，至此，左半身就不灵便，尤其是左臂麻痹、无力，随之失去了痛疼感、温度感等感觉。我认定是那一撞，把我本来就已改变生理弯曲的颈椎给撞出毛病了。看别人治疗颈椎病效果也不好，加之没有时间看病，这一拖就是六、七年。

有一次在医院抽血，护士是个新手，连扎三针没回血，就有些慌。我劝她别急，慢慢扎，说我这条胳膊不疼，她不要有压力。一个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医生就批评我说：“你这人太嘎咕了，她给你扎不上，本来就慌，你用这种方式挖苦她，不如直接批评她。”我大呼冤枉，申明我这条胳膊真的是没有疼痛感，跟一条木头胳膊差不多……医生奇怪了，问是什么病？我说是颈椎病。医生说，笑话，你们这些病人就能自己乱起病名，颈椎病怎么是这症状？他便给我做了一番检查，断定我是脑袋里长瘤了，让我做CT。那时做CT很贵，我不肯做，反驳他说：“这瘤子是突然长在脑袋里，又六、七年不再长大？”他觉得我这话有道理，于是说，这么着吧，你别在咱们这里检查了，我就是这的最高水平，你去找专家看看。他给我写了一个人名，让我到另一个城市去找一位神经专家，回来把诊断结果告诉他。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