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地震一周后,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已知死亡人数达到4万多,受伤人数24万多,无家可归者,多达500多万。预估死亡人数将超过6万,经济损失将超过百亿美元。位于震中或接近震中的重灾区,三十年经济建设毁于一旦,等于推倒重来。
中外人士,极大地关注着遭受空前浩劫的中国,也密切注视着中国政府在这场灾难中的表现。
5月18日,中国政府宣布:设立三天哀悼日(5月19至21日),期间,全国下半旗,暂停奥运火炬传递。这是中共执政近60年来,首次,不是为领导人、而是为平民所举行的全国性悼念。
为此,有人称赞中共「进步」。如果这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么,这恰恰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证明批评和压力,有可能促使中共改变。多年来,每逢天灾人祸,就有人呼吁,政府应该为受难平民下半旗、设立哀悼日,却一律得不到当局响应。这次大地震之后,类似呼声愈加高涨,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都在不同场合、不同行文中,发出呼声:设立哀悼日,全国下半旗,暂停奥运火炬传递。或以批评,或以劝告,对中南海施压。
5月16日,远处中美洲的秘鲁政府,颁布最高政令,确定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在四川大地震中死难的中国人。秘鲁政府此举,显然极大地触动了中国政府。试想,如果秘鲁举国哀悼中国地震受难者,而中国竟毫无动静,中国人情何以堪?中国政府如何在国际上自处?秘鲁政府的决定,构成直接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急转弯,两天后,即5月18日,中共跟进,宣布设立中国的「全国哀悼日」,也是从5月19日开始。
首次接纳外国救援队伍,是中共在内外批评和压力下,被迫作出的又一调整。四川大地震发生之日起,多国就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向中国派遣专业救援队伍,协助拯救濒危民众。日本与加拿大等国的救援队伍,甚至立即待命机场,只待中方同意,即刻起飞。但中共当局却以种种借口,予以婉拒。在外界压力和民间批评声浪中,僵持几天后,中共最终让步,先后允许日本、俄罗斯、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救援队伍进入灾区,但已经错过了拯救生命的「黄金72小时」。与此同时,中共仍然婉拒来自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救援队伍,尽管,中共也清楚,美英等国救援队伍,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装备、技术和最训练有术的专业人才。
灾情相对公开,镜头相对直接,是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媒体报导方面的又一大「改善」。毕竟,中共需要履行对奥运会的承诺:自2007年1月起,开放境外媒体,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和报导。与「承诺」对应的,就是国际监督与国际压力。既然纸包不住火,不如自己公开。外界并不知道,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内情和激烈程度,但,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如温家宝等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承诺」,来打开官方新闻封锁的沉闷局面。
必须提到的,是跨越省界国界的互联网,对灾情公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次大地震,强度极高(已经修正为8级),波及范围极大(大半个中国),四川省内的许多市、县,尤其被深山阻隔的镇、乡、村等,得不到政府的及时救援,当地民众纷纷展开自救和互救。知情者将这些得不到政府和外界救助的灾情,及时传到互联网上,补足了官方媒体的「疏漏」,更塑造了中国地震灾情空前公开的「新形象」。就此,应该说,中国网民功不可没。
中国网民还集中曝光:地震后,学校倒塌最多,无数花季儿童惨死。于是,民间纷纷质疑「豆腐渣工程」,谴责贪官污吏,问责于中共各级政府。中共当局虽百般辩解和淡化,但也不得不表态:灾后要予以调查,发现问题,将予以追究。
这一切,诚如著名作家章诒和的慨叹:「仅仅是政府、国民在抗击灾难、拯救灾民吗?不,灾难和灾民也在拯救政府和国民,让权力学会靠近人性,叫人心学会仁厚悲悯。」
说到中共表现,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调整」。而中共的这些「调整」,均属被动。中共之改变,永远落在民众之后,而且是在民众的不断批评和外界的持续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
不管是台湾的「九二一」大地震,还是美国的新奥尔良风灾,执政的台湾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受到民间的激烈批评,或被谴责缺乏预警,或被批评救援不力。民选政府尚须批评,何况专制政权?当然,相对而言,民选政府更在乎批评,专制政权更不在乎批评,但这绝不是专制政权不应该受到批评的理由。而且,事实证明,专制政权仍然惧怕舆论,舆论的压力,或多或少,令其忌惮,或稍加收敛,或改弦易辙。
犹记四川大地震发生后,某种声音甚嚣尘上:「这种时候,救灾要紧,不要批评,不要谴责......」或者「先救灾,再反思......」于是形成一种奇特的逻辑:太平盛世,不能批评,因为,「政府已经做得很好,无需你们多嘴」;天灾人祸,不能批评,因为,「救灾要紧,谴责无益」;灾难之后,不能批评,理由是,「何必纠缠过去?一切向前看。」
于是,在中国,每一次天灾人祸之后,政府和民间,鲜闻反思与批评,只见感恩涕零的歌功颂德。以年初的大雪灾为例,事后,何曾有人反思?何曾追究政府责任?几个月间,只有对「藏独」的围剿,只有对奥运火炬的狂热。大雪灾的悲剧,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出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大饥荒,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直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四十多年过去了,天灾与人祸的恶性循环,并没有终结。迄今未能建立起保障监督与制衡的民主制度,是其中关键。
但愿,经历大地震的阵痛之后,中国上下,能够痛定思痛。民间逐渐强化自主与监督,政府逐渐习惯问责与批评。使即将主办奥运会的中国,理性地,成熟地,迈向文明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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