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蜀行记：天网人权中心

2008-06-19 04:13 作者:杨银波 ◆第三站：天网人权中心

我与陈云飞赶往住在成都武侯区康华医院的黄琦家。陈云飞谈及个人历程，从物理系的学生，到参与六四，再到从政、经商。他说："我承认我的软弱，我不敢像持不同政见者那样，与当局叫板。我只是为了个人的权利，我要斗争，我要呐喊。我软弱，我有很多缺点。去年，我在《成都晚报》刊登六四广告，没错，那就是我做的事情。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十九年前就死过一次了，军人和警察没把我打死，我活下来了。我多活了十九年。"这确实是一个看上去非常普通，没有任何强者色彩的人。我们初次见面，他却能如此热情，令我感动。他的语言中有悲伤，有让人忍不住哭泣的冲动，虽然很多人都在劝他忍，但他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会自舔唾沫。

黄琦还没回来，正在接受香港记者的采访。这几日，黄琦受《中国天网》读者及朋友（包括姚宝华、庄秀凤、袁天放、沈阿珍、吴荷娣、魏道华、何小成、曾志扬、魏洪南、徐志明、盛林忠、李卓芸、章宝善、朱士青、吴全力、昝爱宗、赵京等人）的委托，一直在冲破阻力，到灾区送物资给灾民。我去时，黄琦运送的物资已是第三次成功送达。先交代背景--

黄琦，今年45岁，四川内江人，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子系，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设立"天网"网站。2000年6月3日黄琦被捕。在被捕近三年后，黄琦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是中国互联网获罪的最早期公民之一。五年之间，黄琦受到海内外广泛声援，而他自己也在做着多种反思。2005年6月4日，黄琦获释。在获得第二届互联网自由奖、中国人权青年奖、赫尔曼·哈米特奖、自由文化奖之"新闻自由奖"的同时，黄琦重操旧业，调整方式，改组《六四天网》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中国大陆第一家综合性人权组织），并于2007年6月在美国成功注册该组织。非常凄惨的一个事实是，黄琦患有脑萎缩，寿命在五年以内。令人钦佩的另一个事实是，这是一个工作狂，实干家。在很多方面，我们之间都有着巨大的相似之处，这一点，曾被广西的戚钦宏记述。

接着，概括一下《中国天网》在那几日的努力及见闻。仅自由亚洲电台、希望之声电台、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就有大量访谈连线，其中台湾名嘴杨宪宏，可谓最深入交流的一位，此处不赘。

◎天网组团救灾速记（简略）

5月17日，天网第一次组团，前往什邡市湔底镇，向100余户受灾村民直接发放救灾物资。湔底中学70余名学生遇难，龙居小学120余名学生遇难，另有20多位村民遇难。一户村民每天只能得到两瓶纯净水、一袋方便面，生活十分艰难，急需帐篷、纯净水、药品等救灾物资。

5月18日，天网第二次组团，前往崇州市，向500名村民分发救灾物资，并现场听取部分灾民的投诉。在崇州市怀远镇，天网走访了崇州市怀远中学，怀远中学当时正在为在地震中因救护学生牺牲的该校英语教师吴忠红老师举行悼念活动。整个怀远镇场镇上的数百幢房屋在此次地震中都没有实质性的损害，可是怀远镇中学一栋教学楼，仅修建不久就在此次地震中倒塌，造成了吴忠红老师与另外三名学生的死亡。崇州市怀远镇枫楠村四组、七组，基本全部报废，村民目前生活极其艰难，他们全部靠在空地里用塑料布搭简易棚居住，没有电，买不到燃料生火做饭，水井里打出来的水极其浑浊不能饮用。

地震灾情发生以后，当地政府除指派村委干部对四组被损毁房屋进行了初步勘察外，再没有对受灾民众表达过关心。而七组村民则说：地震发生已经六天了，政府从来没有派人来过问过他们的灾情。在街子镇白象村三组，灾民投诉：基层组织上报灾情时，存在严重的厚此薄彼现象（5月 19日，怀远镇陈书记迅速亲临一、四、七组察看村民房屋受灾情况，当天下午便通知三个村民小组派人到镇上登记灾民人数）。

5月20日，天网第三次组团，前往都江堰市青城镇石桥村。该村大部分农宅垮塌。随后，抵达都江堰市中心镇红旗村二组，走访了王伟等村民家中。受部分江苏人士委托，天网又前往崇州市街子镇白象村三组黄碧春家中。黄碧春是一个哑巴，其丈夫于两个月前去世。黄碧春女士听说天网赶到后，随即赶回临时搭建的窝棚，收下了江苏人士捐助的2,000元人民币救灾款。

5月21日，天网第四次组团，将姚宝华、魏道华、庄秀凤等人及作家昝爱宗捐给灾民的款项，送到四川崇州市怀远镇枫楠村灾民（房屋垮塌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枫楠村村民骆才刚、李学明妻子张淑君、赵有军）的手中。

5月22日，天网第五次组团，前往彭州市磁峰镇发放物资。这是周钰樵、陈云飞、李栋柏、陈涛、李德铭与我及妻子共同参与的一次救灾行动。由于当地距离地震震中较近，整个磁峰镇几乎没有完整建筑，死亡人数在100人以上。当日，天网又前往距离地震震中仅十公里的彭州市银厂沟景区，并向银厂沟深处进发，抵达了银厂沟的谢家店地区。由于地震造成了严重的山体滑坡，谢家店地区数十家为旅客提供服务的农家乐全部被摧毁，有数十户农家乐的经营户全被在山体滑坡中丧生。整个谢家店地区仅余部分幸存，很多家庭只有一两人在灾后幸存。由于山体滑坡情况非常严重，被掩埋的50余农户已无生还可能，遗体也无法找到。

5月23日，天网第六次组团，与成都市太平村遭受野蛮拆迁的村民一起，前往什邡市、绵竹市等，向部分受灾民众发放救灾物资（我与黄琦分别的当日，这几位非常善良的村民我见过，其中两位是刘忠林、刘勇琼。他们希望灾民能够直接搬到他们家中居住。不料，5月30日，300 多名成都警察和施工人员开着挖掘机，赶到刘勇琼家，开始强行拆迁。滑稽的是，参加强拆的车辆还标有"抗震救灾"标识）。

（一）死难学生杨丹的父亲杨木顺说："这次前氐镇中学死难的学生，大多是学习成绩较好的初三实验班学生，在即将进行的中考中很有希望考入高中。农村人抚养孩子都很不容易，现在孩子死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孩子死了以后，我们去大队要救济物资，大队居然说死了就死了嘛，你们怎么能想全部靠救济？最后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才发一点方便面和帐篷给我们。而我们看到大队里面堆积了很多救灾物资，他们就是不发给我们。而且我母亲知道我孩子被压死后第二天就被气死了，我们一家在短短几天死了小孩又死了老人，这个日子完全没有办法过了。"

（二）死难学生王兵的父亲王真富说："这次死这么多学生，完全是人祸。地震以前学校的教学楼早就成危房了，可是教育局两次下发建设费，学校都不管，只是把教学楼重新粉刷了事。而且尤为恶劣的是，地震发生时，我们孩子班上的老师喊学生们不要动，自己反而跑了。"

（三）死难学生吴小亮的母亲赵延芝说："地震发生后到现在，学校和镇政府都没有管过我们，还把学生的书包以及课本全部销毁。他们说只有20个学生死亡，我们认为这个数字的水份很大。实际数目要大得多。我们去问死亡情况，他们也不告诉我们。"

在离开前，太平村村民向死难学生家属王真富、杨木顺、陈先银、吴应兵、赖维聪等五人捐款1,000元，黄琦也代表赵京向他们发放5,000元人道慰问金。

5月26日，天网第七次组团，前往彭州市九峰村10组、11组，594位村民发放一万斤大米。前往途中，遭遇塌方，又巧遇解放军某上将考察灾区。

5月29日，天网第八次组团，《丹麦消息报》记者马丁先生等随行，前往什邡市湔氐镇、八角镇、红白镇，以及都江堰市蒲阳镇等地。天网报道了灾民的遭遇后，多名村民都接到了匿名电话，质问为什么接受记者的采访，并指责死难者家属别有用心。5月27日，多名家属在准备集体前往什邡市政府上访时，当地政府不仅没有积极处理问题，反而威胁搭载家属的巴士司机。（完）

◆黄琦很忙，忙得必须以忙来减低痛苦

5月21日这一夜，我与黄琦从夜间十时，谈到次日凌晨五时。首届自由文化奖之"新闻自由奖"的奖匾，放在简陋居室的电视机上，闪闪发亮。这个中国首批网络受难者，高大挺拔，刚毅坦然，此刻就坐在我的面前，一边繁忙工作，一边与我攀谈。他的四川话已经有些生硬，代之以习惯成自然的普通话。他的助手，温和善良的女律师温霞已经疲惫至极，睡去了。陈云飞强打着精神，也与我们一起天马行空，如入无人之境--当然，这一切都是能够被窃听到的，因为黄琦那台装着神秘的、不知名的、技术精湛的某种软件或程序的笔记本电脑，能够得知我们的任何细节。

◎黄琦口述速记（简略）

我主要与社会底层打交道，逐渐获得民间及官方尊重。我们的《天网》，已经成为另类内参，非常有影响力。我在这里住，是因为我帮助过一个人，这个人为了感谢我，只收我一个月一元钱的房租。我遇到过很多威胁，被跟踪，被监视，包括我的电话、电脑，全被监视。今天你在这里，每一句话都是能够被知道的。官方为了《天网》，每天投入七万元来监视。他们的手段非常高明，我们传资料到《天网》网站的难度，是读者看《天网》难度的五倍。有人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有危险时，会被送走，离开现场。在工作中，我们才会感觉到不会越活越小。

有人提倡民间串联，其实没必要串联，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这个对象是底层人，是具体的事，不是写文章，不是学术，而是最真实的维权。国民党当年的失败，就是因为是一群杂牌军，不是铁打的兵。铁打的兵是谁？是工人和农民。有四个字，你以后会在文章里消失--"民粹主义"。我是坚持民粹的。这次地震，躺在路边帐篷的，多是小资、白领，而不是农民和工人。那些高喊素质、文明、民主、自由的，反而不如这些工人和农民。民运有许多都是从文学之路开始的，但大都不成气候，其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与底层人紧密结合，变成了空喊和想象。我不搞"自由领导人民"那一套，30年民运，最能推动民主运动的，是民间维权运动，而不是文章、文化或者其它。草根一旦成为精英，他们的路就狭窄了，逐渐脱离了民众。我看你就有这个过程，从你最近的文章来看，你想重新回到那个底层去，不去当精英，继续当草根，回到实干家的身份。

六年前，我不怕共产党。六年后，我也不怕民间。有人整郭飞雄、高智晟，现在来整我，我不怕。我们既独立于官方，也独立于海外，我们可以自己做自己。反共不能证明什么，只有历史和人民才能作出判断。大浪淘沙啊，随着时间的流逝，该淘汰的都会淘汰，最后留下来的才是金子。坐牢的时候，我抗争过，我恨那些人。可是，他们也让我警醒到自己：难道我真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认识你自己"，自己就是自己，需要自己的内省。如果什么都对着干，因为仇恨而仇恨，以仇恨来判断一切，那么就丧失了判断力，也做不成事情。人是容易善变的，我不会随流，我只会想到民众需要什么，那么我就尽力提供什么。天网能够赢得体制内的尊重，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真真正正为民众做事情。

民众为大，其利益为最大，如果中共能够顺应民意，那就表扬它，肯定它。不是一味地对着干。历史是会重演的，文化人的梦想，原来就有过，东林党就是其中之一嘛。有没有成功？没有。我觉得人需要反诸自身，不要让仇恨代替一切，要抛弃小圈子思维，真正走向民众。是不是在反共立场之下，一切都是天然的、理直气壮的？真实，是最重要的，不能有虚假。如果我今天去嫖妓被抓了，我绝不会说这是政治迫害，事实就是事实，不能拿来掩盖自己，推脱自己。我有错就要承受，就要忏悔，是我错了就是错了，这很鲜明。我不希望把矛盾激化，那样只会压缩自己的空间。文化人很难集合起来，很难形成牢固的凝聚力。比如陈云飞他们的散步游行，多是文化人参加，没有工人和农民，为什么？因为与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相隔太远。人的利益性就是人的本性，为人民，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谈到民间维权，我抛出两个问题：律师收费打官司是不是维权？为自身利益、本群体利益抗争，是不是维权？我认为都不是。维权是免费，是超越自身利益的。同时，维权的领域也有金子塔结构，越往上走，成了精英，就越脱离民众，就越来越不是维权，而是"维我"了。得到新闻自由奖，我的第一反应是有钱了，可以办更多实事。以前我也得过其它奖，这次这个奖不一样，它有推选的过程，有审核评议的过程，搞得非常正规。

我们这次去灾区，政府的态度不是默许就是置之不理。我们遇到阻力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把物资直接给灾民，就直接带我们去跟灾民接触。他们懂这些。我们把组织化的东西抛掉，直接与民众的需求对口。有的NGO，包括反对党，说打他们的旗号，我看都不必，只要灾民受益就行，这是根本目的。我们去了三次，送了两万多元的物资，矿泉水、牛奶、面包、方便面。（这时，湖北潜江的姚立法打来电话，谈稿件问题）我们要树立一个品牌形象，那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民众，可以直接与民众一道来办事。

"反共就是正义，反共就高于一切"，这是非常狭隘的。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也是非常卑鄙的手段。边缘化的话题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流行圈子的边缘化，一种是民间的边缘化，怎么去判断这个边缘化，要人民说了算。每个人只能做自己所处时代的事，只有做得多与少、好与坏的区分。历史在进步，我们在成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民间的力量，一是传统民运，二是文化人组织，三是脚踏实地的维权者。虽然是群雄逐鹿，但最后还是由老百姓作出选择。主义，常常是打棍子的把戏。其实，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做了，就要承担责任，承受代价，不用给自己披上外衣，加上标签。面子是双方给的，不要弄得别人下不了台。

这次，我到了地震灾区，到了现场反而没有眼泪。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的悲剧。5月12日14时 28分发生地震时，我们立即下楼。然后，又立即冲上来，以最快的速度发稿，三分钟以后稿件就发出来了，在14时39分，迅速发给各大媒体。我们去的某些地方，还没有被报道出来，比如有个中学死了近80人。我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与以欧美文化为主体的异议圈恐怕不尽相同。政权不等于民族，民族不等于政权，民主化之后的俄罗斯同样把目标对准了民主化的美国。我们的《天网》，在美国有人翻译，中国的政府、军队、总政内部，都看得到《天网》。

业绩是打拼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我不是那种"三天憔悴，七天崩溃"的人，是越干越有劲。郭飞雄为民众维权，反而遭到文化人的指责，这是很悲哀的。我们《天网》是站在委托人的立场上，为委托人办事，张扬委托人的利益。最终，老百姓的选择比天大。发稿、照相，是很多人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有太多人都拒绝做事。留在《天网》的义工没有一分钱的利益，有的走了，但留下来的都是了不起的人，坚持到了最后。按你的话说，有的青年义工，是有"维权的历史感"，也就是"维权的长度"的。北京有位著名人士说：你们《天网》的人是最会打仗的人。

一般来说，只要海外已经介入的案件，我们都不再关注。我们关注无权无势无名的人。"势"是什么？势就是一群人的聚合。名嘛，肯定要有一定的表达能力。这些我们都不关注。六四事件，就是以学生和教师为主，工人、农民参加甚少。加之许多人的精英态度、精英路线，因此失败。精英政治在中国是不可行的，李敖就不如阿扁，因为阿扁是维权出身，票数很高。1979年，阿扁担任黄信介的辩护律师，名声大噪。他是出身社会底层的贫民子弟，民进党的建党初期就是捍卫各种弱势者权益。虽然共产党采取暴力手段打土壕分田地，但农民毕竟有实惠，迎合了人的利益性需要。

《窃听风暴》我知道，我觉得这部电影人为的痕迹太重了，太注重去追究这个历史。《天网》是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因为未来看不清楚，每个群体都在张扬自己的主张。你没有必要去故意激怒政府，否则你做不成事。我们介入报道了3,000余起案件，坚持到现在，很不容易。

人类是善于进化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道路。贬损他人，或者拔高与自己有关联的人，都是不好的做法。我在监狱里看《世界通史》，起码看了20遍。得到许多援助，要感谢很多人。里面有一件事，有一天一个狱警对我说："黄琦，你长胖了。"我很反感，狱警付之一笑。我有个反思，难道那种问候真的是恶意的吗？我的心灵什么时候被仇恨扭曲了？这时我发现，我需要审视自己，正确地面对周围所有的人，调整心态。这是我这些年做人做事的态度。

我出狱以后看到，当时国内非常活跃的人，比如杨天水、东海一枭、你。你们走的路，与一些圈子化的路线有区别，是关注底层的努力。走民间道路一定会持续成长。我们当然需要抢救历史，更需要关注现实，按照共产党的话说，还要继往开来。（完）

【编者注：据BBC 6月13日报道，6月10日晚上约七点后，黄琦同天网的义工蒲飞、前乐山师范学院教师左小环三人去成都一家餐馆用餐，被几名不明身份的人强行塞入一辆汽车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