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用“黑势力”下台阶

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称628瓮安事件为“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7月1日，贵州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将事件定性为严重打砸抢烧的突发事件。研究中国黑社会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这些说法是中国政府的策略，意在用奥运打压各类群体事件：“在奥运稳定和安全的大环境下，政府把一切事情都往里边靠。这样一可以推卸责任，二来给他们回避社会矛盾和采取极端的打压措施提供了空间。”

刚刚从四川地震灾区回到美国的夏明告诉多维社：“在四川灾区有死难学童家长请愿，当地官员用邪教之名来打压他们，这次瓮安事件又被冠以黑势力之名。因为政府希望这样能吓住各地可能上街的人，让他们呆在家里。”

瓮安事件暴露社会矛盾

尽管引发瓮安事件的真相众说纷纭，但参与628事件者达万人之众，使人不得不正视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各类社会矛盾。夏明认为在目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中，公安问题严重，治安案件引发的瓮安事件里面涉及公安，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通过私了的方式把当事人打发了。夏明说：“根据我对事件报道的阅读和分析，当事 人和公安内部人员有八成的可能有关联，因为案件定为自杀，则可将当事人的责任推的一干二净。即使没有牵连，公安这样做也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造成 很强的反弹，因为官员制定了节制生育的政策，但又不重视学生的生命。”







夏明告诉多维社，目前在中国，基层官员的狂妄自大和对老百姓生命财产及权利的冷漠令人无法忍受：“老百姓忍辱受屈，上告无门，常用的办法就是群体闹事，小 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因为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积聚很深，各种矛盾都在寻找自己发泄的出口，被矛盾所苦的人们在寻找机会搭便车。当事件发生时，不仅当事人想闹 事，下岗职工想闹，失去田地的农民想闹，被强制搬迁的居民想闹，年老无依的人也想闹。各种社会冲突积在一起，就能将一个事件像滚雪球一样滚在一起，动辄有 上万人之众。”

政府用高压实现平安奥运

平安而成功地举办北京奥运，是中国政府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夏明认为中国公安在奥运前加强了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打压，这种高压强化了一些人对公安的愤恨， 不排除在事件中有社会黑恶势力浑水摸鱼，故意和公安做对兴风作浪，进而烧砸公安车辆和大楼。他说：“贵州官员用个别现象概括事件性质，只能说是当地官员借 奥运之机上纲上线，掩盖了事实真相。”

夏明认为历史上贵州就地处偏远，地方官员对百姓可以关起门来打狗，鱼肉百姓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这次事件经过网络曝光，令官员十分不堪，把事件上升到黑 社会性质可以给地方官员一个台阶下。夏明说：“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政府对群体事件一直采取高压措施，现在为了平安奥运，政府对群体事件更是采取高压，以 便渡过奥运这个关。对于长期和大的社会冲突，政府无暇顾及。”


夏明认为北京对于偏远地区的冲突，在它星火燎原之前，能压就压下去，因为贵州事小，即使翻船，也不会影响国体，中国更关注的是北京奥运这第一要务。奥运临近，北京像避雷针一样，所有的高压都想通过北京而出，除国内矛盾外，国际上的冲突也通过奥运表达出来。

黑势力参与中国危机处理

一直关注中国黑社会势力发展的夏明教授，目前正在写作其著作《国家、市场和黑社会》，他认为谈到黑社会就避免不了谈到黑手党正义，那是在政府运转失灵的情况下，可能提供的有效的解决方式。夏明认为贵州的黑社会文化根基比较深，当事人寻求黑势力的帮助完全有可能。

经过长期观察，夏明发现在中国政府在各种危机管理中，有四个层次的管理人员在同时行事。第一个层面是政府官员出场，他们与老百姓对话沟通，他们的言行被媒体广为报道；在官员前面有另一群人，他们是政府的人，但不招摇，他们有时为老百姓打点圆场，好像是为老百姓说话，但更多的是让老百姓理解政府的难处；第三组是政府以外的人，如与政府关系很好的企业家，利用其民间的身份解决政府与百姓的冲突；第四批人是地痞流氓，他们与政府私下沟通，政府故意让他们去捣乱， 使群体事件非理性化，制造暴力冲突，抛出于群体性事件不相关的其他议题，来模糊视线和分裂群体。夏明说：“在一些事件中，政府可能雇佣一些烂仔行事，以便 政府将一揽子脏事扣在群众组织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