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启示录之我的反共启蒙
我之自小受中共教育跟许多人一样也为不过一中共小儿而已。我幼年长大的地方，也就是在我那首诗《我古老的故乡那条古老的河》中所提到的那条老街，住有一个叫哑巴儿的苦孩子，有一天，哑巴儿与两个孩子来找我，要大家玩一个游戏，我欣然答应，于是他很认真要求其中的一个人去打他，大家当然愿意，于是大家都去打他，你猜怎么着？他突然喊起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来，结果哪个打他，哪个倒霉，因为他喊这样的口号时打他，就是反动的，他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要我们不要同他玩了，而我们也义愤填膺的没有任何疑问的接受哑巴儿的建议跟那个人划清界限-此哑巴儿之游戏，居然一时在那里东成西就、所向披靡，而中招者也往往自动伏罪，诚惶诚恐,一度成丧家之犬，好比王胡之不敢接近阿Q不敢来接近我们。我的小学就是在那样灰色的环境下确立了自己对中共的定位，那个时候在心理对中共有种父亲式的意象，有次做了个梦而且梦的很舒服：就是梦见了跟红军在一起去攻克一座城池，醒来还仍意犹未尽，尽量想象着梦里头的情景。甚至有时在夏日，看蚂蚁打架，也是看蚂蚁的颜色来区分好坏：红的就是好的，黑的那就是坏的。
在初中因为喜欢自然科学对中共没有象小学那样对起迷信的成度，所以那时对中共的影像有些模糊。在高中，因为对哲学好奇，对辨证唯物论也感兴趣，对中共哲学自认为从理性上推崇，我利用每天半夜里的时间把《毛选》读了三十多遍，但那时心理上对中共有着隐隐约约的说不太出来的一种失望，这失望主要来源于中共的电影作品，只觉的里面的中共主角永远是露出一把包谷牙齿自以为是土哩巴叽的粗鄙、不孚审美要求，但还没有到反对它的境界。
我对中共起厌恶之心的缘起于我的一件政治事件，那时本来因为好玩在政治书本上写了"大中华联邦帝国"几个字，不料被人举报给了政治教员，该政治教员报告给我当地教育局随后通知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自然找到了我告诫我这件事情的以后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从此觉得中共政治之险，也体会到了其中人心之恶与中共的恐怖，也许那时在我心底已经有了对中共正确认识的底片，只不过还没有彻底成型。
到了大学的时期，那时我学校的后山长有一片青幽幽的松林。有不少同学上去野合赴年桑林之会。我呢，却爱和另一位带有酸葡萄心理的同学到那儿去偷窥。结果偷窥不成反而在那儿随心所欲的高谈阔论促成了彼此共同的对中共的反省意识，因为这位同学知道一些中共的黑暗面，也就把它讲了出来，有时清风明月大家谈的甚为高兴，后来我们几乎每周都要去一次，当然每次也买了些小吃上去以佐谈兴，再后来也有其他的同学参与进去，我们或论风月，或论政治,论政治则必论中共，初则批之后则骂之：那时我们就按数学的方法导出了中共可能是个"邪教"的推论。但大家对外却谁也不说，仍然是面团团、笑嘻嘻服从中共理念的"好学生"。当时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是个年青女子，我们就跟她开一些擦边球的玩笑来表示我们消极的抗议，有次记得是在她的讲案上放了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参加工作后，我遇见了一个有强烈反共意志的朋友，他是市长的侄子，但他的反共完全是从政治权力出发，不过是"嗟乎,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但也许我们互相影响，中共在我心目中完全成了贬义词，因为我这位朋友了解中共运作的黑幕更多。从那时起，我就发誓绝不参入中共，如有可能，必当承担起终结这个集团的运命。
我想如果中共是个正常的物体，反共只不过是能作为一个社会人或团体一种普通、自然的权利；但于目前按中共已被它自己的历史所定义，反共被中共烘托成了一件人间最为伟大的事情，是一切道德中的道德、一切正义中的正义、一切真理中的真理，所以以后当这段历史被结束，当然它也肯定会结束，我们也许会说：这是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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