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乡里有一人，其人对乡中的妇孺老壮少，平民权贵绅皆和善有礼，对流氓土匪、贪官恶吏亦唯唯诺诺。乡里上下都把他当做谨慎老实的人，都说他是个好好先生。但是孔子听到了却不以为然，称其为乡愿，斥之:“乡愿，德之贼也。”
因为乡愿所为并非孔子所倡导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而是貌似忠厚，却阉然媚世。按孔子说法真正的好人应该是善恶分明的，即“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与乡愿相对的是狂狷。《论语·子路》中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说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与之交往,也要与狂者、狷者交往。孔子以为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洁身自好，也是值得肯定的。古代有不少文人是不拘一格，积极进取的狂士，同时又有不少是志向高洁，谦守志道的狷者。
在道德强势，为政清明的社会，狂狷之士能大胆直言，乡愿之人也许会改行迁善。但在道德败坏，昏庸腐朽的社会里，乡愿只会随波逐流，趋炎媚俗。而狂狷者却能以高贵的气节，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所以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合奇序》中写道：“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
近代中国的文人中也不乏“狂士”，在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国力日衰，民族饱受欺凌的时候，他们发起“五四运动”，希望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民主”来改变近代民族多舛的命运。在剑指满清腐败无能的同时，他们却把民族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病急乱投医，致使被“民主”叫的最响的中共所欺骗，有的也成为XX主义的狂徒。这些“狂士”们万万想不到，在引狼入室后，他们“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狂”在后来的党文化里会被彻底改造，从此“狂”字在现代含义里更多的只有贬义，成了病态的疯狂，而“狷”就慢慢演变成了自保和狭隘。
以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信奉“假、恶、斗”，在其窃国以后，自然惧怕那些保持传统的中国人，更惧怕善恶分明，坚持正义，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因此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大搞反右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其运动之残酷足以让“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们和其他许多中国人“破其胆魄，杀其灵魂”。从而产生出一大批对党和党划定的“人民”表现出忠诚的“党愿”。
乡愿外表谨慎忠厚，实则虚伪矫饰，做人没有原则，善恶是非模糊不清，但不一定没有善心，而中共治下的“党愿”却更卑劣可怜。由于党需要不断对“党愿”进行改造，最终达到使其出卖自己灵魂如同党文化割裂传统价值与历史一样彻底。郭沫若这个典型代表人物，他的一生正是反应了那个时代的“党愿”的悲惨与心酸。
再看今天的“党愿”已达到了党改造的标准，表面也被党包装的光鲜起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唱起了“纵做鬼也幸福”，“含泪劝灾民”，“不差钱”，“中国人‘自由’太多需要有人管”的和谐主旋律。这些昧着良心，助纣为虐的“党愿”又何尝不是“道德之贼”？
中共建政以来，60年暴政造成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20年前六四被屠杀的无辜学生和民众至今未得昭雪伸冤；10年来对法轮功残酷迫害仍在持续。90年过去了，“五四运动”的“狂士”们心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北大等造就“志士精英”的学府，今天又是什么状况呢？要么对疯狂的施暴者集体失声，要么在中共默许下搞一下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么就是出一个把不屈中共暴政的民众划定成“精神病”的专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曾经是有理想、有良知的狂狷真的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吗？
单位新招聘来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闲聊之时谈到了退党，他问我如何退？我告诉他用化名或小名即可退党。他说，我很反感XX党，早就想退出。他告诉我，他的组织关系在学校，学校曾打来电话催缴党费，他对学校的人说，“《XX党章》规定两次不缴党费，就算自动退党，我已经超过两次了，就算我退了吧。”电话那端说了句，“你疯了！”便赶紧挂断了电话，从此再没有催他缴党费。
我打量着身边这位相貌平凡的年轻人，虽然并无多少狷狂的气质，却透着一股率直与正气，赞叹他的一句“就算我退了吧”，竟能让邪党组织气的发疯，怕的要死，其风度与气质远远胜出昔日的狂狷。
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态是前古未有的恶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乡愿已蜕化为“党愿”，而狂狷则更是凤毛麟角，偶有出现，不是被绑架监控，便是被放逐海外，但是人心与良知，毕竟不会泯灭，越来越多的民众逐渐觉醒，选择正义，抛弃中共，中华大地的阴霾开始散去，正气正在回升。共产幽灵是导致今天民族精神丧失的祸根，是真正的道德的大贼大盗。唯有彻底解体邪恶专制的中共，才能再塑民族道德的正气。已有五千四百万退党义士的退党大潮所展现的强大道德勇气，正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
(清心论坛文学原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因为乡愿所为并非孔子所倡导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而是貌似忠厚，却阉然媚世。按孔子说法真正的好人应该是善恶分明的，即“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与乡愿相对的是狂狷。《论语·子路》中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说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与之交往,也要与狂者、狷者交往。孔子以为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洁身自好，也是值得肯定的。古代有不少文人是不拘一格，积极进取的狂士，同时又有不少是志向高洁，谦守志道的狷者。
在道德强势，为政清明的社会，狂狷之士能大胆直言，乡愿之人也许会改行迁善。但在道德败坏，昏庸腐朽的社会里，乡愿只会随波逐流，趋炎媚俗。而狂狷者却能以高贵的气节，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所以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合奇序》中写道：“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
近代中国的文人中也不乏“狂士”，在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国力日衰，民族饱受欺凌的时候，他们发起“五四运动”，希望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民主”来改变近代民族多舛的命运。在剑指满清腐败无能的同时，他们却把民族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病急乱投医，致使被“民主”叫的最响的中共所欺骗，有的也成为XX主义的狂徒。这些“狂士”们万万想不到，在引狼入室后，他们“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狂”在后来的党文化里会被彻底改造，从此“狂”字在现代含义里更多的只有贬义，成了病态的疯狂，而“狷”就慢慢演变成了自保和狭隘。
以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信奉“假、恶、斗”，在其窃国以后，自然惧怕那些保持传统的中国人，更惧怕善恶分明，坚持正义，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因此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大搞反右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其运动之残酷足以让“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们和其他许多中国人“破其胆魄，杀其灵魂”。从而产生出一大批对党和党划定的“人民”表现出忠诚的“党愿”。
乡愿外表谨慎忠厚，实则虚伪矫饰，做人没有原则，善恶是非模糊不清，但不一定没有善心，而中共治下的“党愿”却更卑劣可怜。由于党需要不断对“党愿”进行改造，最终达到使其出卖自己灵魂如同党文化割裂传统价值与历史一样彻底。郭沫若这个典型代表人物，他的一生正是反应了那个时代的“党愿”的悲惨与心酸。
再看今天的“党愿”已达到了党改造的标准，表面也被党包装的光鲜起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唱起了“纵做鬼也幸福”，“含泪劝灾民”，“不差钱”，“中国人‘自由’太多需要有人管”的和谐主旋律。这些昧着良心，助纣为虐的“党愿”又何尝不是“道德之贼”？
中共建政以来，60年暴政造成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20年前六四被屠杀的无辜学生和民众至今未得昭雪伸冤；10年来对法轮功残酷迫害仍在持续。90年过去了，“五四运动”的“狂士”们心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北大等造就“志士精英”的学府，今天又是什么状况呢？要么对疯狂的施暴者集体失声，要么在中共默许下搞一下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么就是出一个把不屈中共暴政的民众划定成“精神病”的专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曾经是有理想、有良知的狂狷真的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吗？
单位新招聘来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闲聊之时谈到了退党，他问我如何退？我告诉他用化名或小名即可退党。他说，我很反感XX党，早就想退出。他告诉我，他的组织关系在学校，学校曾打来电话催缴党费，他对学校的人说，“《XX党章》规定两次不缴党费，就算自动退党，我已经超过两次了，就算我退了吧。”电话那端说了句，“你疯了！”便赶紧挂断了电话，从此再没有催他缴党费。
我打量着身边这位相貌平凡的年轻人，虽然并无多少狷狂的气质，却透着一股率直与正气，赞叹他的一句“就算我退了吧”，竟能让邪党组织气的发疯，怕的要死，其风度与气质远远胜出昔日的狂狷。
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态是前古未有的恶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乡愿已蜕化为“党愿”，而狂狷则更是凤毛麟角，偶有出现，不是被绑架监控，便是被放逐海外，但是人心与良知，毕竟不会泯灭，越来越多的民众逐渐觉醒，选择正义，抛弃中共，中华大地的阴霾开始散去，正气正在回升。共产幽灵是导致今天民族精神丧失的祸根，是真正的道德的大贼大盗。唯有彻底解体邪恶专制的中共，才能再塑民族道德的正气。已有五千四百万退党义士的退党大潮所展现的强大道德勇气，正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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