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人物话当年：周锋锁回顾六四事件（图）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回顾他 在六.四事件前后的亲身经历，以及过去20年中国的民主进程。

图片：89年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本人提供）

周锋锁1989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四年级学生，在学生运动中组建 "学运之声"广播站，传递广场信息，救助绝食学生。5月20号北京宣布戒严后，周锋锁任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后在5月31号辞职，

" 辞职是因为，当时我跟北大自治会主席杨涛，我们在北高联反复通过了让学生撤离广场的决议，但是（5月）26号到28号在广场没法实行，我觉得这个运动快要进入一个人气会散掉的局面，也很痛心，但是没想到后来会镇压，就是觉得这个人气散掉了，觉得当时我能做的很少，就辞职了。"

周锋锁说，6月1号到3号，他都在清华校园，本来打算4号去内蒙古旅行，但是6月3号的一个消息让他隐约感到政府可能要开始镇压学生，于是在3号下午重返天安门广场，

"3 号早晨我们听到，广场附近，2号晚上3号凌晨有一次很突然的进军，有一辆装满武器的军车被送到学生手里，学生把军车送到了公安局，并留了收据。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四.五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中共镇压的过程就是从诬蔑老百姓烧军车开始，我当时意识到这是个镇压的信号，所以6月3号下午，我和清华筹委会的一些人去了广场。我们到广场的时候闻到很浓的催泪弹的味道，大概下午4点钟左右，从那开始冲突越来越血腥、激烈，大概晚上8、9点钟，不停的有军队冲过来，有坦克、装甲车冲过来，9点以后就开始听到很重的枪声，开始得到很多死难的消息。当时我们一直在天安门广场，大概最后有3000多人，清华同学大约有100多人，都是从纪念碑下最后离开。我们觉得广场是最危险的地方，尽管在那之前，我们是希望大家撤退的，但是在这个镇压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为着我们在外面抵挡，我们当时还是非常想在那里能够坚持下去，无非就是想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愿，就是我们并不是不会被吓走，但是后来我们没想到在外围牺牲的市民和学生是最多的。"

周锋锁回忆说， 6月4号凌晨4点半左右，他被赶下纪念碑，

"我是最后被赶下纪念碑的几个人之一，当时还有刘晓波的太太，还有人大的一个女教师。我们被赶走是因为，周围开枪的子弹打到纪念碑上，他们很快冲上来，用枪托砸我们，后来我们知道他们一开始是想抓我们学生骨干，后来觉得人太多，没办法，就驱赶。我离开的时候我身后就是坦克。"

如果学生在戒严后撤离广场，是否会避免六.四的惨烈结局？周锋锁表示，

" 实际上这也是这些年我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也经常回想，作为学生领袖，不管当时是不是自己觉得是，实际上我一直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学生领袖，我们是不是尽了我们所有的力量，保护所有的同学了，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事情的结局不一样，这当然也是我一直回想的一个问题。对我个人来讲，我对于所有的死难者，还是有一种亏欠吧，这也是我的动力，也是每年尽力寻求真相，为六.四死难者寻求正义的一个动力。因为毕竟我们作为学生领袖，是站在前面的，很多事情的确是受我们的影响的。另一方面，镇压本身来讲，我们是受害者，没人想到政府会动用坦克、冲锋枪来对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直到我看到我们清华有死难的，在木樨地看到很多的死伤者，我都没法相信这种血腥的镇压。而且这么多年，我们也慢慢的对于中共镇压的过程有一些了解，第一就是，6月3号开枪，绝不是6月3号做出的决定，作决定其实最早邓小平冒出‘流血'这两个字，就是‘用20万学生的生命换20年和平'，这是在 4月25日，邓小平就讲出来了，所以他整个计划，包括他调动20万的军队，围攻北京等等，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屠杀绝对不是偶然的。"

六. 四后，周锋锁被列在遭政府通缉的学生领袖名单中，6月13号在西安被捕，后被关入秦城监狱，没有判刑，1年后获释。周锋锁说，出狱后，北京市政府和安全部门怕他的自由化思想影响其他学生，不许他回清华上课，要把他流放到河北阳原5年，后经清华校方交涉，改为3年。周锋锁91年从清华拿到大专文凭，离开了河北阳原的水泥厂，后在国内经商。他曾获得美国大学的物理专业奖学金，但中国当局拒绝发给他护照，未能成行。94年底中国当局突然又给了周锋锁护照，他在 95年1月抵达美国， 9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MBA（商业管理硕士）学位，现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从事金融分析工作。周锋锁从2007年起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并在2007 年与赵京共同设立了"人道中国"组织。谈到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周锋锁表示，

"短期看来这个情况不容乐观，因为中国政府的高压的确前所未有。现在我看不出任何这个政权会改变的迹象。当然我们一直相信，中国民主的将来，在于一个社会根本的改变，在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包括言论自由、人权法制等根本的框架。在海外，我们有一些海外的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离开了中国的土壤。我相信，中国民主的问题将来对世界会有巨大的影响，这个改变不可能依靠外部环境，必须从中国内部来，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从上而下的改变，很可能是从自下而上，但我们并不清楚从下而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周锋锁为中国政府封杀言论自由感到担忧，他认为，即使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相对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是通向民主转型的根本，否则中国可能会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现在的执政者到时也必将成为受害者。周锋锁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必须从现在开始寻求整个社会的和解、民主化，才可能在将来为自己留有生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