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雪：屹立不倒的民运人士们

加拿大有一大批甘心默默无闻、持之以恒、任劳任怨、胸怀宽广，遇到情况立即出钱出力的民运人士。我常想抽时间写写他们，但是一直太忙而没有如愿。今天简单写几个字。

下面一篇文章是星岛日报采访严明的报道。严明在被处罚了几年之后，于1992年到加拿大多伦多。严明说，当年当局决定放他走人，但是和他谈话说：你可以走，但是到了加拿大不能和盛雪来往。他于是到了加拿大就找盛雪，成为这里每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主力。他也是于93年参与多伦多为六四死难者捐助最早的一位。他为人正直仗义，被朋友尊称为"严爷"。当年他的义举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道亮光。细节请看下面的报道。

民阵加拿大主席逸君，80年代已经是一位有建树的历史学家。不齿政府开枪镇压民运，毅然出国。先到日本，后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项目结束后，2000年移居加拿大。在我的邀请下他参加民阵，当选加拿大主席。回中国遭国安盘问："你出国这么多年都是在民运边缘转，从未介入民运。怎么一到加拿大就加入民阵，还做了主席？" 逸君回答说："我看盛雪挺不容易的，而且加拿大民运圈一帮朋友人都特别好，我就参加了" 。后来国安威胁他一定要退出民阵，如果不好意思，可以渐渐淡出。不然就关闭他在上海经营的酒吧。逸君决定出让上海那个赚钱酒吧的所有股权，继续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民运人士。

刘劭夫是79民运的老将，七十年代末就在上海参与民运创办民刊。他资历深厚、学识渊博、文笔犀利、口若悬河，是现成的领袖级人物，也加拿大民运的笔杆子和发言人。但是他多年来，始终任劳任怨地做一个民运的老兵。

民阵加拿大理事应大哥，毕业于清华大学，1988年到加拿大留学。我是在六四纪念活动上认识应大哥的，他当时为纪念活动捐款，我开始和他联系。多年来，他常年默默捐助中国良心犯、政治犯、六四难属、希望小学。不久前国内的公民行需要资金，我致电应大哥，他立即允诺捐2百元。这几年，他每年自费回到安徽家乡，亲自调查60年代初饿死人的共产大饥荒。

翟大哥我也是在六四纪念活动上认识的，他让十几岁的女儿捐款给鲁德成被我注意到。他07年秋天回国奔丧，自己到北京找到高智晟家，捐助六千人民币。翟大哥目前负责"十元人道救助计划"帐目，可谓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一然我也是在六四纪念活动现场认识的。当年她在北京长安街，与市民一起在军队机枪扫射下保护过学生，在后来的镇压中还掩护过学生。一然负责了很长时间的"十元人道捐助计划"，每笔钱记录得清清楚楚，每份捐助都亲自写信感谢，捐款记录表格做得漂漂亮亮。

说说脱爷，脱这个姓很少见，他说自己是三族混血。当年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广场绝食团的学生，63夜里抱着一个中弹的十几岁的孩子到医院，眼看着这个只穿了短裤背心的孩子血流尽了死在医院的长椅上。从此六四成了他永远的伤痛。每年六四他都静静地绝食一天，每年六四他都是多伦多出主意出力出钱的一员。没有花环，没有名声，只有为自己、为他人、为中国救赎的一颗透明的良心。

刘姐十几年来已经成为大家口中共同的"刘姐"。从抵达加拿大的第一年起，就成为每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主力军。永远默默地做着一些非常必要但绝不张扬的事情。永远笑呵呵的面对民运的孤寂和落寞。

我估计加拿大王丹在一些公开信中的签名，会被人认为是明星王丹。她96年在中国开始修炼法轮功，2002年参加了民阵。我在2006年寒冷的二月初呼应高智晟，到领事馆前绝食，比我小18岁的女孩王丹决定陪着我。

苏大哥原来在社科院工作，是历史学家。六四后逃亡，被捕，入狱，再逃亡，92年到加拿大。这段经历已经写入他的书《血色中国》。到加拿大后一直做垃圾收集工。2004年因公摔伤，后脑缝了18针，昏迷了九天。他醒来后，医生说，这简直是个奇迹，你竟然醒来了。苏大哥说：共产党还没倒，我还不能走。我是在一次游行集会上认识苏大哥的，他推着助行器在游行。苏大哥从90年代中就开始默默捐助《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苏大哥现在算个残疾人了。他虽然大难不死，但是身体已经严重损伤，也不能用电脑。但是他自2006年起，每个星期用笔写五六千字的评论稿，在希望之声上广播。

还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不一一尽述。就是这些有气节的人，就是这些有情义的事，就是这些守望相助的心，让我们相互扶持一路走来，并一路走下去。

×××××××××

让命运交响曲回响在戒严令的肃杀里

20年前天津广播电台文艺台副台长 严明 不播李鹏讲话 播命运交响曲

"听众朋友，请记住这一天，世界不会忘记这一天，不会忘记这段情，不会忘记这段事。"89年6月4日那天清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的播音员一遍一遍地播出这一句话，和当时中国人几乎人人会唱的一支歌曲"一剪梅"。

电台"开天窗"绝无仅有

"那首歌中有一句词是‘此情常留心间'，播到这一句的时候，直播间里的同事们全都哭了。六四过后上级追究责任，我们把播出的录音拿给(广电)局长听，他也流泪了。"时任天津广播电台文艺台副台长的严明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在八九六四期间，不仅军队出现抗命事件，一向被政府视为"喉舌"的媒体工作者也愤起反抗。在当局宣布戒严那天，严明所在的天津广播电台，发生了中共建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开天窗"事件。

宁可上山打游击

"5月19日夜间李鹏讲话宣布戒严之后，我在台里接到上级命令，在此之前同情学生的报道可以不予追究，此后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上级命令各台在5月20日早晨节目中必须转播李鹏的讲话。"

"5 月20日早上共有6名编辑和记者当班，准傋当天早上9点首次直播。大家对戒严令气愤到极点，表示决不愿意在自己的节目中播出李鹏的讲话。有人建议自己草拟一份声明在节目中播出，说出作为新闻工作者看到的真相，表达绝不接受戒严令的立场。有新毕业的大学生激愤地表示，宁可上山打游击。"

当时身兼值班台长的严明有直播节目内容的最终决定权。"我对这班兄弟讲了两个原则。第一，只要有我们在，李鹏的讲话绝不播出。第二，不能公器私用，以手中的媒体来宣读个人宣言。当时离直播开始时间已经很近，在与大家商定之后，我最后决定采取折衷的方法，并承担完全责任。"

上午九点，当全中国的电视、广播及报纸都在转播、刊登李鹏戒严命令的时候，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发出了播音员不寻常的低沉声音。"听众朋友，今天是1989年5月20日。请您记住这个日子。今天本台无新闻。"紧接着是悲壮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

"大约45分钟，播音员重复了三遍，交响乐也播了三遍。当时整个广电大楼都震惊了。台长、局长都打电话质问，音乐播到第三遍的时候，连市委宣传部亦打电话，命令立即停止播出。"

严明因为这件事在六四之后受到当局处分。他于1992年离家背国来到加拿大，至今未能再回大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