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又爆“中医大剽窃”，学术腐败层出不穷

远在东北的“辽大抄袭门”余波未息，南国广州又爆出“中医大剽窃”事件。发生在高等院校的学术不端行为，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广州中医药大学两名女教授举报该校校长徐志伟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两篇文章雷同字数比例接近44%，就连用于实验的小白鼠体重亦毫发不差、别无二致。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雷同文段还出现文字、标点甚至排版“错则同错”的现象。

事件目前仍处于媒体曝光阶段，权威部门尚未介入调查，但当事人徐志伟面对质疑语焉不详、言顾左右，给出的解释是──“有人别有用心，目的是把我搞下台”──苍白无力，难以服众。由此推想，事情的真相已呼之欲出。

该事件的披露，顺带反映出学术腐败行为的“新动向”。其一，涉及人员高端化。高等院校“掌门人”涉嫌抄袭剽窃，迄今似乎仍是头一宗──　一校之长尚且行为不端，不免让人增添“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担忧。其二，论文捉刀现象浮出水面。事件中，举报人之一吴丽丽自称是抄袭论文的“捉刀者”，换言之，徐志伟连抄都懒得自己抄，著实令人叹服。其三，学术腐败趋向“黑社会化”。据媒体报道，复旦大学知名学者葛剑雄参与打假后，广州中医药大学相关人士以电话和匿名信等方式，对其进行威胁恐吓，卑劣行径几近街头混混。

近年来，内地高校、科研机构学术造假、学钱交易的丑闻屡见不鲜，蔚为壮观。抄袭者的个人操守和道德品质固然应当受到谴责批判，引致学术腐败的制度土壤更应引起反思和整肃。

可以说，中国目前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是造成抄袭、造假现象横生的一大诱因。学术体制日趋功利化、工具化和反科学化，采取简单的量化标准作为评价和奖罚的尺度，片面追求所谓学术成果的“快、多、新、大、用”。在这种急功近利、俗不可耐的氛围中，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造福社会，而是为了捞取好处，学术也便成了某些人和某些单位的“升降机、敲门砖和印钞机”，就连“大家闺秀”亦不惜“倚门卖笑”。知名学者易中天曾对此发表议论──“学术量化之后，大学老师每天都在计较发多少论文，发在哪里。大学就像个养鸡场，学校天天数蛋，简直就是地主老财的思维方式”。

学术腐败之所以让人痛心疾首，是因为学术和学术中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道德的最后底线。它的风气败坏，将毒害一代青年学人的良知，摧毁社会的价值观。板子打在造假者身上，只是治标之策，倘若不铲除制度土壤，对学术不端行为刮骨疗伤、正本清源，一个“文抄公”倒下了，还会有无数的“文抄公”继续招摇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