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泪:第七章 株连，1958-60(1)

（据李怡楷口述）
1958年7月21日产假结束，第二天我就去上班，正好赶上"伟大领袖"发动大跃进。我们没有搞"深耕"，也没有搞"小高炉"炼钢，却要延长上班时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在那台我不久之前才学着用的大打字机上每天多敲打几个钟头。我打字不断出错，在蜡纸上错得更多。每次数过我的错误之后，小"左"分配给我更多的蜡纸活儿，好让我"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随着大跃进的不断升级，我们打字员也得不断加班加点。有一次，我在古老的打字机上一直敲打到深夜，我的奶水渗透了我的衬衣。有一位女同事向小"左"建议，不让我上夜班，结果领导上却批评她 "立场不稳，同情右派 "。

国庆前夕，"小左"通知我整夜上班放卫星。我大胆想打动她的母性本能："我在给女儿喂奶，这是你知道的。我怎么能整夜打字，忍心丢下孩子哭着要妈妈，要吃奶？我觉得我工作一直很努力，我已经打出了那么些东西，好像也没人用。"

她的脸变了颜色，她提高了嗓门儿。"李怡楷，你忘了你的身份。你在这儿就得听我的，教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别再摆出一副教授夫人的神气，你现在是极右分子家属，不许乱说乱动。所有革命同志都在为大跃进力争上游。而你，一个极右分子的老婆，竟敢拒绝为革命工作牺牲几小时睡眠？"经过这半年多惨痛的教训，我已经学会了忍气吞声，只得去通宵打字。"小左"本人却要去完成一个重要政治任务：参加庆祝国庆的舞会。国庆当天，"小左"被评为"劳动模范"，不久以后又光荣入党。

国庆过后不久，学校组织教职员去徐水县参观。徐水在北京西南方约三百里处，最近出了名，因为根据官方报道，那儿有一块试验田的棉花结的棉桃有水蜜桃那么大，"伟大领袖"已经亲临视察过了，因此各单位都争先恐后派人前往朝圣。这次参观来回要三天，我想我也许可以不去吧，因为我有一个婴儿要喂奶。小"左"却坚持我非去不行，证明我又错了。我问她是否可以带孩子去。
"当然不行！"她狠狠地说。"你认为我们是去干什么？旅游？我要告诉你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你要记住毛主席亲自去视察过了！你应当感谢组织上没有因为你的政治问题不让你参加。我问你，和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相比，喂孩子算得了什么？"
"但是我的孩子怎么办？ " 我感到走投无路了。
"那是你的问题，李怡楷。"

带着"我的问题"，我下班后跑到附近几家食品店，找到了两听炼乳，留给了我娘。圣地没多远，但是朝圣必须花整整三天，才能显出足够的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一路颠簸走了六个钟头，两部校车还没到达试验田，奶水就渗透了我的上衣。成百上千的人围着圣地转悠，观赏田里的棉桃。这些棉桃确实比一般的大得多，可也远没有水蜜桃那么大。空气中弥漫着粪肥的味道；有一个本地农民自豪地告诉我们，除了大量的粪肥，还施了大量的化肥。晚上，又有人领我们去试验田，观赏一大排探照灯通宵照射小小的试验田给棉花加温的奇景。我听见有人赞叹： "像国庆节夜晚天安门的焰火一样！"

回到一个农民家的小屋子，我和同来的五丶六个女同志睡在一张炕上。我感到我的乳房涨得痛。别人睡着了，我不断用吸奶器把奶吸出来 ，减轻压力。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去试验田观赏奇迹棉桃，并听生产队长和大队长做报告，介绍他们是如何受到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从而创造了特大棉桃的奇迹。与此同时，我胸部的疼痛扩展到双臂。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女同事悄悄地跟我说："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让你来，把好奶吸出扔掉，让孩子留在家里又哭又饿。如果拖下去，你的奶就会有毒，孩子就得挨饿。完全不可思议！"直到第三天下午，朝圣团才回到校园。我刚在我屋子里一张椅子上坐下，我娘把孩子送到我怀里，小东西就猛吸起奶来，我的泪水也止不住落在她的小脸上。

二

这期间，北京市市长宣布开展一个新的运动，清除政治上的不纯分子，也就是各类阶级敌人，把首都建成一个"水晶城"。公安局的各派出所忙于注销各种不纯分子的户口。1959年1月4日，快下班时，冯副校长派人到打字室来叫我。
"李怡楷同志，全国都在大跃进，"他边抽烟边说。"全国各地都在建立新的大学。其中一所是安徽大学，就在省会合肥。新成立的大学当然缺少师资，我们响应党中央支援内地的号召，决定给你支持安徽大学的光荣任务。你到那儿可以教英语，用上你的专业。工资待遇不变。你有什么困难吗？"
"我有两个很小的孩子，到那儿人地生疏我不知怎么办......"
"党组织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派你去安徽，而没有派你去边疆地区，新疆啦丶青海啦。你是很幸运的，李怡楷，你想想......" 他没说下去，我明白他的意思。"巫宁坤结束教养以后和你到一起。"
"那要多久？"
"大概一年吧。要看他改造的快慢。你八号一定要走。你可以到总务科领火车票。再见，再见。"

这么随便我就给处理了！两年多前，我根本不愿来北京，但还是照样被调来。现在我根本不想离开北京，却又被作为一个"不纯分子"下令离开。他们已经把我丈夫往北流放到千里之外，现在又把我往南流放到千里之外。大概这就是"小左"要等着"瞧"的！祸不单行果然是一条普遍的真理，我又怎能除外。

回到家里我已经镇静下来。我坐下来一面给孩子喂奶，一面把新发生的情况告诉我娘，说话时尽量保持冷静。"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全国都在大跃进，成千上万的人从首都派出去支援内地。我的工资不动！" 我娘自然感到沮丧，但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第二天一早，我搭公车去广安门宁慧姐家告别。奶奶提出："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去合肥，怎么还能上班？你上班，谁照顾孩子？你走后我们也都不会放心的。谁知宁坤何年何月才回来？我跟你一起去合肥吧。"奶奶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主动要帮助我，我自然满心感激。我随即去广安门派出所给她办理迁户口手续，老人家就和我一起回到了西苑家中。

晚饭前，"小左"来到我家，通知我晚上要为我开个会。送别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匆匆忙忙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已经有十来个职员坐在那儿了 。"小左" 宣布开会。
"这是给李怡楷送别的会。她已经被调到安徽大学。在为她开过的若干次批判会的基础上，我们来为她一年来的工作和政治上的表现做个小结。我知道同志们都愿意在她离开以前再给她一些帮助。"
在座的同志们都踊跃发言。有的比较温和，有的"左"得可爱。最后，"小左" 请那位人事科的女干部做总结。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李怡楷的情况相当熟悉了。她犯了很多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但是没有决心改正错误的表现。"她以权威的口吻开始发言。"第一，她为极右分子爱人鸣冤叫屈；第二，她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第三，她隐瞒巫宁坤的反动言行，破坏伟大的反右运动；第四，她在小组讨论时一言不发，对政治学习进行消极抵抗；第五，尽管大家给了她大力帮助，到今天为止她还没和巫宁坤划清界限；第六，她竟敢拒绝参加放卫星，表现出对大跃进的消极态度；第七，她利用在教师阅览室工作之便，把刊登政府关于劳动教养条例的报纸私自带回家，妄图从中找到漏洞，为巫宁坤翻案。同志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那么我们的集体鉴定就放进她的档案。"
"小左"对人事干部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然后宣布："明后两天你不用上班了，李怡楷，给你充分时间准备行装。你不想讲几句话感谢我们大家长期以来对你的帮助吗？"
"我由衷地感谢诸位同志。"我哽咽道。"大家把本来可以用于大跃进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觉得过意不去，我请求大家原谅。再见。"

只剩下两天为流放的远行作准备！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而且全都得由我一个人做。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一上午，我忙着到各有关单位办理调动手续：人事科，从那位给我做总结的女干部手里领取调令；总务科，为我本人和婆婆申请两张火车票；公安局派出所，在凛冽的寒风中排队，注销北京户口，领迁移证；粮站，领粮油定量转移证；如此等等。我跑了好多路，因为风太大不能骑车。好在没有人家要去辞行，也没有人来送行。

等我回到家，已经该吃晚饭了。我真想躺下，可是我娘一见我就说："姓左的女同志来过，说晚七点要为你开个会。"天哪！难道他们不嫌烦吗？"我心里在呻吟。匆匆忙忙吃了晚饭，喂过孩子，我再一次回到办公室。除了平常参加的十来个人，又来了几个领导干部。"小左"照例主持会议。她开腔道："今天开这个会，是因为李怡楷没有坦白承认昨天会上指出的她的七点严重错误，群众感到十分不满。革命同志们有责任帮助她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随即全体在场的革命同志轮流重复我的罪状。最后，于副校长要求我低头认罪，警告我如果继续顽固不化，就会更深地陷入"右派泥淖"。我的脑袋沉重，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咕哝道："我相信我犯有同志们提出的全部罪名，因为参加会议的革命同志决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这些罪名并不真实。我再一次向大家致谢。我永远不会忘记诸位宝贵的同志式的情意。"

直到最后一天我才能整理行李。宁坤的工资早已停了，我什么都舍不得丢掉，可是我也付不起家具的运费。走投无路，我只好叫来一个卖破烂的，眼睁睁看着他把我娘送给我们的几件好家具运走。快到午夜，我才把宁坤的书籍用他的旧铁皮箱和纸板箱包装好，把我们的衣服丶厨房用品丶杂七杂八的日用品装进我能找到的箱子和箩筐。我跪在地上用粗绳子捆了几个铺盖卷儿，累得站不起来。我们当晚睡的被褥要等到早起再打包。

等到我爬上床，挤在两个孩子身边，我全身冰凉，筋疲力尽，洋炉里的火也快灭了。我听见北风呼啸，担心明天会太冷。我紧紧地搂着两个孩子，一边一个。转眼间，大风变成了狂飙。这座楼年久失修，门窗都刮得卡嗒卡嗒地响。突然之间，一扇窗户被刮走了，掉在外面地上，玻璃粉碎的声音刺耳。接着，窗户一扇又一扇刮掉了，直到我们完全暴露在暴风雪下面。鹅毛大雪刮进我的屋子。我把所有的棉大衣丶棉袄丶棉裤压在棉被上，缩在被窝里，紧紧地搂着两个小东西。我感到好像生活在《里尔王》中暴风雨的场景，或是《呼啸山庄》一开头风雨呼啸的场景，那些是宁坤过去爱读给我听的。幸好这场暴风雪刮的时间不长，两个小东西也一直没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