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施文，笔者看法如下，请施先生和广大读者指教。
一，军队国家化不是刘波先生的发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和刘波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没有本质的分歧。
施文说："刘晓波和他的同仁共同起草的零八宪章，第一次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政治纲领。"不知两者有何不同？阅尽施文也祇是说："刘晓波是个例外。刘晓波的政治主张里，军队中立，不参与任何国家政治。这对于所有成为中国领袖的前人，都是根本性的 进步。"
"军队国家化、中立化"不是刘波先生的发明，百多年来中国无数志士仁人早已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八十五年前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明确提出中国民主宪政的路线图：军政、训政和宪政，并规定了详细的时间表：其中军政和训政各约为五年。并说："凡 一 省 完 全 底 定 之 日， 则 为 训 政 开始 之 时， 而 军 政 停 止 之 日。""凡 一 省 全 数 之 县 皆 达 完 全 自 治 者， 则 为 宪 政 开 始 时 期。 国民 代 表 会 得 选 举 省 长，......全 国 有 过 半 数 省 份 达 至 宪 政 开 始 时 期， 则 开 国 民 大 会， 决 定 宪法 而 颁 布 之。"" 宪 法 颁 布 之 日， 即 为 宪 政 告 成 之 时， 而 全 国 国 民 则 依 宪 法 行 全 国 大 选举。 国 民 政 府 则 于 选 举 完 毕 之 后 三 个 月 解 职。 而 授 政 于 民 选 之 政 府， 是 为 建 国 之 大 功告 成。"这里不是很明确地的体现了军队国家化了吗？
1946年，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召开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治协商制宪会议，第三势力代表梁漱溟先生明确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第138条规定："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第139条规定："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这不就是彻头彻尾的军队国家化吗？(只是共党代表周恩来借口表决时不在场，全盘推翻已通过的决议)怎么能无视历史事实，硬说是"刘波第一次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政治纲领"？硬说："刘晓波的政治主张里，军队中立，......这对于所有成为中国领袖的前人，都是根本性的进步。"？
二，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不同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
施文说："孙中山自认为尽毕生之力，用武力推翻清朝。主张的是实力政策。所以他的弟子蒋介石同样以实力推翻了北洋政府。另一个 徒弟毛泽东也以同样逻辑推翻了国民政府。这三个人都是用军队说话的。"
施先生好像搞错了，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只用了他前半生的精力，后半生的精力用于"二次革命"，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孙先生不是一开始就主张用革命推翻清朝的，他曾经给李鸿章上书求见，陈述他改良主义的理想。可是，残酷的历史现实并不容许任何改良，他连见李鸿章的机会都没有。眼见康梁的维新改良流血收场，清政府顽固地抗拒民主宪政，才迫不得已发动革命的。革命成功后，孙先生一度让位袁世凯，打算实业救国，自己去做一个修建二十万英里铁路的实业家。同样是北洋政府封建复辟、军阀割据、贿选假选、卖国求荣的历史现实使他觉得当年的革命理想并未实现，并且在长期的革命活动屡战屡败中明白了当年的中国还远没有到政治民主的阶段，任何政治理想的实现都要实力作后盾，才转而寄望于暴力革命。但是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就是前者进行的时候，就已经制定宪制文件，明确规定了实现民主宪政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目标未能按期达到，但毕竟今天台湾已经实现了孙先生当年的宪政目标。而毛共从暴力革命一开始，就不是以民主宪政为目标，而是以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结果是共产革命成功六十年了，民主宪政仍然遥不可及。
笔者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人包括领袖人物都应该受到人民大众的监督批评，包括孙中山先生。但批评应该尊重历史，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客观给予评价。施文说："一开始孙没有军队，只有一些志愿的非专业人士，搞了二十多次武装暴动都失败了。后来不惜向邻国苏联求援，建立黄埔军校。不但把军队，还把外国势力引进政治，开创了中国的现代政治新模式。"这里就不但完全脱离了当时的政治环境，而且也与历史事实不符。当年孙先生"搞了二十多次武装暴动"是在辛亥革命前，而"向苏联求援，建立黄埔军校"则已经是辛亥革命后十多年的事情，不可混为一谈。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称帝，企图将历史车轮倒转，与孙先生结束帝制实现共和的革命理想不符，与全国人民的民主理想不符，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理所当然。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发言权都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军阀手里，孙中山先生在广东艰苦经营，终因陈烱明背叛而失去一切依托。其时苏俄屡次派人游说孙先生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均遭孙先生拒绝。但当时苏俄是唯一愿意援助孙先生实现其革命理想的国家，孙先生提出"联俄容共"的政策，有当时的客观原因。而且人非圣贤，谁能预测当时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力量共产党将来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笔者两年前出版的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里也说到"现时海内外已有学者提出孙中山当年的"联俄容共"，奉行列宁"暴力革命和党国体制"路线，正是中华民族走向将近一世纪灾难的源头，并指出孙中山先生后期这样做，背叛了自己早期"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的民主思想。"这是我们八十年后的认识，不能以此苛求八十年前的孙中山先生。况且，根据现在披露的歴史资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对外公布的"孙文越飞上海宣言"，里面有一段话很清楚，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这是联俄的前提条件。容共的条件则是，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说明即使在国共合作的当时，孙中山先生还是保留着清醒的意识。
三，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提出民主宪政思想的革命者，他才是真正的中国民主之父，他的历史贡献不容抹煞。
施文说："孙中山在西方很多年，好像没有认真研究过西方的政治体制。"
这段话太主观武断了，甚至显得很浅薄。孙中山先生在"走向共和"演说中说："兄弟提倡革命三十多年，从广东举事失败以后，便出亡海外，兄弟革命虽然是遭遇了一次失败，但是并不灰心，把革命底事情还是向前做去。在全球奔走之余，便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拿来详细考究，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好做我们建设的张本。故兄弟当亡命各国的时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研究所得的结果，见得各国宪法只有三权，还是很不完备；所以创出这个五权宪法，补救从前的不完备。所以五权宪法就可说是兄弟所独创的。"孙先生流亡海外期间广泛接触西方各界人士，深入研究考察各国民主宪政，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和瑞士，详细研究总统制内阁制政体，说"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成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不成文）宪法，是英国最好"。怎么能说"孙中山在西方很多年，好像没有认真研究过西方的政治体制"？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演说中详细谈到二十多年在纽约与一名华人法学博士详细讨论五权宪法两星期的情形、另一位南京政府聘为法律顾问的日本华人法学博士，孙亡命日本的时候和他详细讨论五权宪法两三个月。还说到自己五权宪法中的监察权构思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喜斯罗教授提出的"弹劾权"，怎么能说孙中山先生对西方政体没有研究呢？相反，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一百年来对西方民主政制了解最多的政治人物，无人能及。
施文说："人家建国一两百年，前后换了几十届政府，为什么根本不用发一枪一弹。"施先生似乎搞错了。社会制度变革完成以后，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政府，和平不留血换届是常态。中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到今天传到第四代领导人了，换了若干届政府，也"不用发一枪一弹"。我们讨论问题的焦点在改变社会制度是要革命还是改良？看来，施化先生的意见是改良，反对革命。他想表达的是西方国家改变社会制度"不用发一枪一弹"。但施先生还是错了，美英法民主制度的确立，不是完全没有经过暴力革命的，美国经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英国经过光荣革命；法国更经过血腥的大革命。就算是日本，在明治维新长达二十多年的过程中，发生过乌羽之战、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之不过他们这种革命，比之中国前后几次长达数年席卷南北的全面内战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施文说："孙中山在政治上的唯一贡献"三民主义"，解释到最后语焉不详，变成了三大政策"联俄联（容）共，扶助工农"。哪怕孙的政治纲领给中国留下 一点正面的遗产也好，学习继承他还有点道理。可是一点都没有。"
这段话就更加离谱了，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的文章、演说对三民主义有极详尽的论述，三权分立，五权宪法更是孙先生根据中国特有的几千年封建统治所造成君权太强民权太弱的现实而设计的。中共理论家鲍彤先生解释说，孙先生认为西方普遍采用的三权分立，都属于间接民权，对中国人民监督执政者而言还不足够，还需要增加两个直接民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孙先生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科举制度是公正选拔官员的先进制度，不但应予保留还应发扬光大，这才是共产党所谓"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对世界民主宪政的重大贡献。孙中山先生详细论述了"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并以政权与治权的"权能区分 "，和治权内的"权力分立"之两大原则，为中国未来设计了宪政体制：人民的政权有四种：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而政府有五个治权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这些政治理论即使放到今天，仍然显示著强大的生命力。至于闻名世界的三民主义，更有很多专著，笔者不赘，怎么能说"语焉不详"？孙中山先生对中国民主宪政之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举和贡献，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五权宪法，世所公认，怎么能说孙中山先生"没有留下一点政治遗产"？
佚名的"破产的毛泽东"文章里有一段话很值得向施先生和读者推荐："毛能与孙中山比吗？孙中山对西方了解很深，对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清晰的目标，懂哲学、行实业、重身体力行；看《孙中山文集》，深为他的博大远见所折服；反观毛选，尽是歇斯底里的嚎叫。正是在中山先生的感召下，秦始皇奠定的社会体系轰然崩塌，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与欧美接轨的新型制度。毛恰恰相反，却是跟袁世凯一样，向秦始皇时代复辟，反时代、反潮流；毛其实很想做皇帝的，但袁世凯给了他足够的教训，让他不敢明目张胆地搞。"笔者 04年发表"毛泽东难望孙中山项背"，从两者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国际视野和个人品格比较，得出相似的结论。06年发表"从三垂岗到大风歌--毛氏王朝胎死腹中"指出毛泽东曾经企图在中国建立毛氏王朝，先是打算传位给毛岸英、然后是毛远新、最后是江青，幸好统统都被挫败了，否则今天的中国就是第二个北朝鲜。至于施先生所推崇的刘波"三百年殖民"论，孙中山先生早在1923年香港大学演讲中，就已经详细比较中港两地的差异，说明自己的革命思想全部来自香港的殖民统治。施先生不妨先找来读一读，别忙着把这个光环套到了刘波头上。
四，孙中山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大多缺乏政治智慧，更没有政治家风度，改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类似辛亥革命的颜色革命。
施文说："孙中山的道路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而且是一条被当作完全正确的错误道路。只有屈指可数的中国政治学者意识到这一点。有人即便意识到，也不敢公开说。中国一百年走的所有弯路，都源于此。可是这个沉闷局面，却被"黑马"刘晓波打破。"
笔者不敢苟同。如前所述，孙中山先生是在改良失败以后才发动辛亥革命的，是在寄望于袁世凯走向共和失败后才发动二次革命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但改良维新行不通，即使是颜色革命也行不通，所以才产生暴力革命。而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暴力革命必然会导致专制。英美法日都经过暴力革命的阶段最终走向民主宪政的，暴力革命的结果是否可能导致民主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人对民主宪政的认识。比如当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有人劝说华盛顿当国王，有人劝说他当终身总统，他都拒绝了，身体力行地为美国创立了民主制度，他不愧为美国的民主之父。无独有偶地，孙中山先生终生致力革命，他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力，从他让总统位给袁世凯，以国民党总理将党务交给宋教仁可见一斑。据此推测，有理由认为如果孙中山能够活到北伐战争胜利，很可能会从此给中国带来民主制度。
朱家雄先生"假如孙中山先生多活十年"一文中有一段很有趣，值得参考："可惜孙中山在革命军取得北伐的全面胜利之前就去世了，我们无法看到他内心真实思路在现实国家政体中的落实，但我以为还是可以推测的。孙中山之所以决定联合共产党，大约是想在统一全国之后实行多党制的，而主要的选举战大约就发生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与此同时，也巧妙地把国民党所亲近的美国和共产党所亲近的苏联这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拉拢到了中国未来政府的背后。"
"很可能的局面是，军队国家化，照搬美国的选举制度，第一届总统由他当选没问题，甚至连任一两届也没问题。然后就有可能由共产党的陈独秀或者别的谁当选......受美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孙中山，大约一定是会按美国的模式来缔造他心目中的新中国的--如果不是这样，则很难想像孙中山还能有什么符合当时历史时代形势的政治高招,孙中山奋斗不息的目标，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高度重视民主、民族、民生的国家吗？"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笔者上述的观点和朱家雄先生的文章，都只能是一种猜测。但是笔者认为，当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是正确的道路，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他的现实意义。因为今天的中共比起当年的晚清，更加顽固满顸，吴帮国公然宣称："我们绝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绝不搞议会政治、绝不搞多党制......"所以，任何寄望于共产党自行改革，还政于民，实行宪政民主都是幻想。依笔者看，将来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毛泽东式的全面内战暴力革命不可能发生，施化先生所推崇的康梁维新改良也很难成功，反而是两者之间类似辛亥革命的颜色革命最有可能。张轶东先生提出的"党内高层矛盾大大地严重于党群矛盾，共产党向来党内斗争残酷激烈，将来很有可能由党内斗争军事政变等结合群众运动实现民主化"(大意)的观点很值得重视，笔者深有同感。施文说"孙中山的道路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屈指可数的中国政治学者意识到这一点"正好说明大多数中国学者不同意你的看法。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辛亥革命的颜色革命模式，对今天的中国现实仍然有指导意义，不容否定。
(写于09年7月5日-7月10日，修改于7月18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于09年7月19日"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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