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邪党在六四大屠杀之后所鼓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字面上看是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是表兄弟。然而事实上由于中共自始至终是一个背叛民族、出卖国家的黄俄党，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来真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中共黄俄党所搞的那一套只能是假爱国主义、伪民族主义。对此，前文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
上篇是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来比较中共和纳粹之间的天壤之别。而本篇则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来比较中共和纳粹的差异，比较前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后者的国家社会主义对社会和民众所带来的不同后果。
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而且法国还占领着萨尔州，并企图用培植当地分裂势力和亲法分子的做法，通过全民公决，把这个州正式吞并掉。只要德国的经济形势不好转，法国人的这个阴谋就随时可能得逞。这些难题都困扰着魏玛共和国的新任总理希特勒。
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就任总理后的第三天，他在广播电台发表了《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希特勒承诺“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排与面包”。
在上任后的前四年里，希特勒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建设方面。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政府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实在出色： 1933、1934、1935，仅仅三年，希特勒就把德国－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而且这完全不是靠外国投资和援助取得的。
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 “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
反观中国，自1949年中共黄俄党把苏俄的那一套社会主义强加给中国人，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非但没有体验到社会主义给我们所带的安乐与富足，反而被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折腾得一穷二白，饿得面黄肌瘦。在和平时期居然能活活饿死四千多万人，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这种“奇迹”也只有中共黄俄党才能创造出来。
当然，后三十年有了邓笑贫的“改革开放”。如果光看GDP数字,光看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的高楼林立，灯红酒绿，那么这也能算“经济奇迹” 吧。这三十年间的事实证明，只要给唯利是图的国际资本开出足够优惠的“政策”，只要把劳工收入和社会福利有效压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只要不惜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只要牺牲整整一代中国少女的青春，就会有大量的外国资本来投资，就会建起成群的“血汗工厂”，就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就能实现亮丽的GDP增长，就能创造“中国式奇迹”。
以上这些“宝贵”的致富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年的希特勒一样都没有用。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纳粹德国一没有依赖外国资本，二没有牺牲劳工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三没有牺牲生态环境，四没有牺牲一代德国少女的青春，就是依靠德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
在竞选的时候，希特勒承诺减少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他上台以后，希特勒兑现了他竞选时的诺言，为德国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不是让少数人率先富起来，而是让广大工薪阶层和管理阶层一起富起来。当时工资上涨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管理阶层不久就找不到什么东西，是他们买得起，而工人们买不起的了。
在着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 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约有1000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他并非是在玩“吹牛政治”，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复苏的奇迹。
国力的迅猛增强，大大提升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理念。1935年 1月13日，萨尔州举行了未来归属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以 90.8% 的高票率，决定回归德国。同年，柏林获得了19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当年纳粹治理德国的成就是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希特勒信心十足地宣称：“在以后至少一千年中，德国将不会再爆发什么革命了！”
战后有人这样评价希特勒：“元首在1938年之前是伟人，1938—1940年之间是暴君， 1940之后则是个彻底的疯子。
反观中共黄俄党，在最近的三十年中也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而先富起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是邓朴方，是陈元，是王军，是江绵恒，是李小鹏，是朱云来，是曾伟，是胡海峰，是温云松……是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子子孙孙。据中国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仅两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就惊人地拥有两万多亿资产，平均每人6.7亿元。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黄金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都是中共八旗子弟。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大家知道希特勒有一个著名的“生存空间”的提法，这是他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视为一个生命体，他认为：作为一个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优秀民族，德意志民族所拥有的生存空间太小了，就快要窒息了。德意志民族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向外拓展生存空间。作为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为了拓展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希特勒悍然发动了世界大战。
反观中共黄俄党，篡国之后，中共黄俄政权先后向俄国割让了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大大缩减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这还不算，中共权贵自篡国之后就对内发起了一场残酷的掠夺战争，大肆侵夺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
在黄俄暴政的前三十年，中共权贵先是以“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等为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公然抢劫民间的私有资产，把土地、工厂、商店、银行、私人住宅乃至森林、草原、矿藏等一切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占为己有，美其名曰“国有化”，好像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似的。然而在暴政的后三十年间，中共权贵又反其道而行之，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美其名曰“改制”。就这么一来一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共权贵就轻而易举地让自己“先富起来”了，用江贼民的话说就是“闷声大发财”。被中共吹得神乎其神的“改革开放”其实质就是搞权贵资本主义化。今天的中国根本就不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
希特勒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资本为民族所用，而不是让国际犹太集团的资本操纵著民族。唯有民族的伟大，自由与发展，才能使资本对国家，也就是整个民族作出贡献。而这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
可是中共权贵集团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学习吴三桂，与时俱进，打开国门，使劲向国际资本集团、金融寡头们抛媚眼，献上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提供优惠的税收和融资政策，牺牲中国的生态环境，甚至不惜牺牲整整一代中国少女的青春，总之就是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擅长弄权的中南海和精通“炼金”的华尔街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密切配合，形成了黑白双塔格局。这种格局的关键在于由国际资本集团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由中国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以牺牲美国人的工作、中国人的利润、福利、健康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实现黑白双塔的双赢。而这种双赢正是以中美两国人民的双输为代价的。这种双赢所造成的中国长期生产过剩、美国长期消费过度的畸形一体化也正是导致当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权贵与国际资本集团双赢的代价事实上还包括了当前这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为了维护这种双赢的格局，中共权贵集团与国际资本集团互为对方利益的代理人。中共权贵集团是国际资本集团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的代理人，而国际资本集团则是中共权贵集团在西方政治利益的代理人。
为这一双塔格局扫清障碍，奠定基础的两个关键人物分别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以及前中共黄俄党“核心”江贼民。作为对江贼民的投桃报李，国际资本集团中的一名代表性人物欣然为江贼民写了一本极尽肉麻吹捧之能事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的确，要不是他改变了中国，中国能有那么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吗？能为国际资本集团提供那么多廉价的劳动力吗？能有这么多中国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吗？整个中国的经济能够被牢牢地钉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吗？能够为国际资本集团提供那么大的利润空间吗？
在这场 “双赢”的共舞中，中共权贵与国际资本集团里应外合，狼狈为奸，利用前者手中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与后者帐户里不受有效监管的资本共同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发动了一场空前残酷的“绞杀战”。这完全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发动战争的一方掌握了中国所有的国家机器、宣传机器、自然资源、立法与政策工具以及源源不断的境外资金，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对中国人民不宣而战。而后者非但手无寸铁，没有任何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保护自己——法律和政策的解释权都在敌人手里，而且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对这场残酷的“三十年战争”毫不知情。工作失去了，股票套牢了，物价上涨了，存款缩水了，土地被抢走了，住房被拆毁了，老人看不起病了，孩子上不起学了，直到自己已经被打败了，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还在指望“党和政府”。严格地说，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惨烈的大屠杀。这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中，许多人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到死都还在相信“党和政府”，到死都不觉悟正是这万恶的共产党和中共独裁政权才是这一切罪恶和苦难的根源。
当然中共权贵集团在这场肮脏血腥的内战中获取了空前辉煌的战果。仅就2006年中共自己的调查报告所披露的内容看，中共官僚特权阶层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 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注意，这还是2006年的数据。中共权贵集团贪得无厌的本性注定了他们这几年里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只会变本加厉。时至今日，这0.4%的人所掌握的财富已经远远不止70%了。
现在的中国，一切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就连官位都是明码标价来买卖的。0.4%的人掌握了70%以上的财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意味着这 0.4%的人占据了中国 70%以上的生存空间，这同时意味着另外99.6%的中国人只能在不到30%的空间里互相竞争，这种竞争能不激烈吗？能不残酷吗？大家都能感受到当今中国社会的竞争有多么激励，多么残酷，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真相。当今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之所以如此的激烈，如此的残酷，其根本原因就是99.6%的中国人只能在不到30% 的生存空间中互相争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而且总体上这30%的生存空间还在不断减少，因为中共权贵对人民的这场 “猎杀”还在继续着。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当今中国社会是一辆载客1000人的双层列车，上层占了整个列车70%以上的空间，可是只坐了四个权贵，下层不到30%的空间却密密麻麻地挤满了996个乘客。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下层的口角、争执甚至打架是免不了的。其实，只要给社会下层每个人多一点生存空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不会这么激烈，这么残酷了，中国社会自然就和谐了。可是，上层的中共权贵却是古往今来最极品的人渣，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要“构建和谐社会”，可是实际上非但自己不肯多让出一点空间来给下层，而且还在变本加厉地侵占下层那本来就已非常可怜的一点点生存空间。
为了防止出现他们所谓的“动乱”，也就是下层的996个乘客一起冲上来把他们这4个人渣扔下车去，他们就不断制造下层乘客之间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汉人因为生性比较懦弱谨慎，最多也就口角几句，打不起来，人渣们就耍阴谋挑起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制造民族对立，唯恐天下不乱。社会下层越是互相之间打得头破血流，上层的中共人渣们就越可以高枕无忧。
我所说的社会下层就是占人口99.6%的中国人，这里同样包括现役军人和武警。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属于那0.4%？别忘了你们同样处于中国社会的下层。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权贵世袭化，只要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现状不改变，你们的孩子、孙子也同样翻不了身，而且形势只会越来越恶化。99.6% 的中国人所仅有的那点生存空间还在被中共权贵不断侵夺，不断缩小，你说这个社会怎么稳定？怎么和谐？只会越来越动荡。
别看中共权贵们当面对你们这些现役军人、武警如何花言巧语，实际上在他们眼里，你们就是一群替他们看门的狗。现在要用你们，扔给你们几块吃剩下的骨头，外加一堆动听的承诺。等你们一退役，马上把你们一脚踢开。你们不妨看一看，现在有这么多退役军官、退伍军人在上访，中共邪党是怎么对待他们的？有枪不用，过期作废。那些退役军官、退伍军人的今天，就是你们这些现役军人的明天。
这三十年来，中共邪党一直在所谓的“与时俱进”，随着“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共也从笑贫党、贼民党“俱进”到现在的紧套党。胡紧套一上台就恬不知耻地宣称：“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于是河蟹大举扫荡，草泥马揭竿而起。
人类的文明之所以有别于动物世界，是因为人类除了物质文明之外还需要精神文明，除了物质的生存空间之外还需要精神的生存空间。社会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就属于人类的精神生存空间。而中共黄俄党对于意识形态的所谓“管理”，其实就是对中国人的精神生存空间的严重侵犯，所以说中共就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的邪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河蟹的胡作非为，草泥马的揭竿而起是中国人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反应。
十年前的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万人和平大上访，同样是中国人面对精神层面的打压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反应。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按照真善忍为修炼标准，是修善的、和平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自愿的、免费的。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对个人来说，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而且能开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对社会来说，修炼法轮功能增加社会的稳定、包容与祥和，提高人们的整体精神生活质量。对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然而随着修炼人数的不断增加，以 “真善忍”为宗旨的法轮功越来越受到依靠“假恶斗”来统治中国的中共邪党的嫉恨。
起初，为了达到从内部渗透法轮功、控制法轮功为共产党所用的目地，中共假惺惺地提出要大力支持法轮功的发展，条件则是要在法轮功修炼者中建立党支部。众所周知，共产党是无神论，否认一切神佛的存在，将一切对神佛的信仰诬蔑为精神鸦片，也视“因果轮报”视为封建迷信。而法轮大法则是纯正的佛家修炼大法，纯洁的精神信仰怎么能够让低下的无神论来玷污呢？纯正的佛家大法修炼怎么能够让一个邪恶的流氓党来控制呢？所以法轮功创始人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看到不能像操纵官方宗教团体一样从内部控制法轮功，中共邪党就露出了它狰狞的本来面目，从私下跟踪、窃听、抄家、抢书、骚扰炼功到指使宣传机器公开造谣诬蔑，再到动用警察大肆殴打、抓捕天津的法轮功学员，这一切都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是对信仰自由的粗暴践踏。
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去北京上访，整个上访过程和平理智、秩序井然，这是当年众多的北京市民所有目共睹的。受中共邪党造谣宣传的影响，有些中国人至今还不能明白，说去了中南海如何如何。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们所维护的难道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信仰吗？他们所争取的难道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吗？自从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国社会一直被红色恐怖所笼罩。邪党肆无忌惮地侵犯老百姓的人权，侵夺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出于守护真理的坚定信念，勇敢地走出来，以他们的善良、和平与理性为中国开了一条通过和平请愿解决民众与政府间争端的先河，同时也在为中国人民争取更多的精神生存空间。这一大善大勇的壮举，不正是值得所有中国人去尊敬，去珍惜的吗？
反观中共邪党事后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与邪恶打压，难道邪党极力迫害和打压的仅仅是法轮功吗？不是的。邪党真正要迫害的是那些敢于挺身而出维护民权的群众；邪党真正要打压的是中国人民精神上的生存空间。因为邪党非常清楚，一个民族物质上的生存空间与其精神上的生存空间是成正比的。在不断侵夺中国人民物质生存空间的同时，如果不能有效打压中国人民的精神生存空间，那么这种不断挤压人民物质生存空间的暴政势必会导致人民精神上的觉醒，并最终从中共权贵那里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物质生存空间。
十年前的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万人和平大上访让中共邪党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正在觉醒。为此，做贼心虚的人渣惊恐万分。邪党之所以举倾国之力对善良和平的法轮功学员栽赃陷害、大打出手，其根本目地就是要打压人民的精神生存空间，妄图将中国人民的精神觉醒扼杀在萌芽状态。
十年前，江贼民为迫害法轮功提出“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式的迫害政策。前联合国酷刑专员曼弗莱德•诺瓦克说，在中国所有公布的迫害案例有三分之二是对法轮功的迫害。劳教所的关押者中有至少一半是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联合国酷刑报告中称：“对法轮功学员逮捕、酷刑、性侵犯、死亡和不公判决的报告反映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蓄意的、由来已久的政策。”
正是基于这种蓄意的、持久的迫害政策，自迫害开始以来已有三千二百九十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十万人，数以万计的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酷刑和经济敲诈。
在群体灭绝的政策驱使下，还上演着“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另一位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调查获取五十二种不同的证据后确认，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规模反人类犯罪一直在发生。
纳粹党也曾对犹太人实施群体灭绝政策，其目地是为了搞种族清洗，通过消灭异族来扩张本民族的生存空间，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是绝对不能饶恕的！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群体灭绝则是在本民族内实施的罪行，是为了打压人民的生存空间，扩张中共权贵集团的生存空间而实施的，尤其还包括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牟取暴利，是比当年的纳粹更凶残，更卑鄙，更无耻的灭绝人性的兽行，是人神共愤，天地不容的滔天大罪！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邪党的倒行逆施招致天怒人怨，近年来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中共不知反省，反而变本加厉地侵夺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权贵资本主义就像一条勒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绞索，随着中共权贵无休止的贪婪和凶残而越勒越紧，我们整个民族已经快要窒息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在邪恶的暴政面前，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沉默绝不是金。对于我们这个出奇沉默的民族，鲁迅早就留下一句预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幸好中华民族还有那么一群不甘于沉默的人。面对中共邪党空前的残酷迫害，广大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没有向邪恶低头。法轮功并没有在残酷的迫害中倒下，相反，全球范围的讲真相运动让法轮功传遍世界，目前，法轮大法已经洪传到一百一十四个国家。
在过去十年中，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向各国、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讲真相，向各国媒体讲真相，让国际社会明白了迫害的实质，了解了法轮功。在过去十年中，法轮功学员克服种种困难，通过网络、电话以及遍布全球的、自己创办媒体（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等），深入细致、坚持不懈向包括中国大陆民众在内的各国民众讲真相，清除了谎言的毒害，让人们在正邪善恶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神州长夜似无间，百年红魔舞翩跹。在这长达十年的漫漫长夜中，在这充满杀机的无边黑暗中，广大法轮功修炼者凭借心中的正信，以真相的光明破除着邪恶的黑暗，他们以正义、勇气、乃至自己的生命守护着真理，守护着社会的道德底线，也守护着中国人精神上的生存空间。他们是这个民族真正的脊梁！
为了解体邪党，结束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仅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深入系统地将中共的罪恶史和本性曝光于世，让世人认清邪党的罪恶，而且还发起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运动，为和平解体中共，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开创了历史条件，其意义完全不亚于美国革命之前的“大觉醒运动”。时至今日，已经有超过五千七百万的中国民众公开发表声明三退，彻底否定并抛弃中共邪党，与这个恶贯满盈的犯罪集团一刀两断。这种人民的大规模觉醒正在使中国发生着巨大、深刻、决定性的变化。
三退，已经成为一股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它将荡尽一切污浊与邪恶，为中华民族开辟出一个美好的新天地。
三退，不仅仅是一种表态，它是一种选择，更是作为一名中华儿女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是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的一份道义上的责任。
选择三退，就是选择正义和希望。
2009年7月21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上篇是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来比较中共和纳粹之间的天壤之别。而本篇则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来比较中共和纳粹的差异，比较前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后者的国家社会主义对社会和民众所带来的不同后果。
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而且法国还占领着萨尔州，并企图用培植当地分裂势力和亲法分子的做法，通过全民公决，把这个州正式吞并掉。只要德国的经济形势不好转，法国人的这个阴谋就随时可能得逞。这些难题都困扰着魏玛共和国的新任总理希特勒。
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就任总理后的第三天，他在广播电台发表了《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希特勒承诺“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排与面包”。
在上任后的前四年里，希特勒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建设方面。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政府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实在出色： 1933、1934、1935，仅仅三年，希特勒就把德国－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而且这完全不是靠外国投资和援助取得的。
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 “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
反观中国，自1949年中共黄俄党把苏俄的那一套社会主义强加给中国人，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非但没有体验到社会主义给我们所带的安乐与富足，反而被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折腾得一穷二白，饿得面黄肌瘦。在和平时期居然能活活饿死四千多万人，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这种“奇迹”也只有中共黄俄党才能创造出来。
当然，后三十年有了邓笑贫的“改革开放”。如果光看GDP数字,光看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的高楼林立，灯红酒绿，那么这也能算“经济奇迹” 吧。这三十年间的事实证明，只要给唯利是图的国际资本开出足够优惠的“政策”，只要把劳工收入和社会福利有效压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只要不惜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只要牺牲整整一代中国少女的青春，就会有大量的外国资本来投资，就会建起成群的“血汗工厂”，就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就能实现亮丽的GDP增长，就能创造“中国式奇迹”。
以上这些“宝贵”的致富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年的希特勒一样都没有用。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纳粹德国一没有依赖外国资本，二没有牺牲劳工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三没有牺牲生态环境，四没有牺牲一代德国少女的青春，就是依靠德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
在竞选的时候，希特勒承诺减少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他上台以后，希特勒兑现了他竞选时的诺言，为德国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不是让少数人率先富起来，而是让广大工薪阶层和管理阶层一起富起来。当时工资上涨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管理阶层不久就找不到什么东西，是他们买得起，而工人们买不起的了。
在着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 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约有1000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他并非是在玩“吹牛政治”，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复苏的奇迹。
国力的迅猛增强，大大提升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理念。1935年 1月13日，萨尔州举行了未来归属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以 90.8% 的高票率，决定回归德国。同年，柏林获得了19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当年纳粹治理德国的成就是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希特勒信心十足地宣称：“在以后至少一千年中，德国将不会再爆发什么革命了！”
战后有人这样评价希特勒：“元首在1938年之前是伟人，1938—1940年之间是暴君， 1940之后则是个彻底的疯子。
反观中共黄俄党，在最近的三十年中也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而先富起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是邓朴方，是陈元，是王军，是江绵恒，是李小鹏，是朱云来，是曾伟，是胡海峰，是温云松……是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子子孙孙。据中国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仅两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就惊人地拥有两万多亿资产，平均每人6.7亿元。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黄金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都是中共八旗子弟。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大家知道希特勒有一个著名的“生存空间”的提法，这是他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视为一个生命体，他认为：作为一个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优秀民族，德意志民族所拥有的生存空间太小了，就快要窒息了。德意志民族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向外拓展生存空间。作为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为了拓展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希特勒悍然发动了世界大战。
反观中共黄俄党，篡国之后，中共黄俄政权先后向俄国割让了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大大缩减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这还不算，中共权贵自篡国之后就对内发起了一场残酷的掠夺战争，大肆侵夺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
在黄俄暴政的前三十年，中共权贵先是以“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等为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公然抢劫民间的私有资产，把土地、工厂、商店、银行、私人住宅乃至森林、草原、矿藏等一切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占为己有，美其名曰“国有化”，好像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似的。然而在暴政的后三十年间，中共权贵又反其道而行之，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美其名曰“改制”。就这么一来一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共权贵就轻而易举地让自己“先富起来”了，用江贼民的话说就是“闷声大发财”。被中共吹得神乎其神的“改革开放”其实质就是搞权贵资本主义化。今天的中国根本就不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
希特勒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资本为民族所用，而不是让国际犹太集团的资本操纵著民族。唯有民族的伟大，自由与发展，才能使资本对国家，也就是整个民族作出贡献。而这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
可是中共权贵集团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学习吴三桂，与时俱进，打开国门，使劲向国际资本集团、金融寡头们抛媚眼，献上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提供优惠的税收和融资政策，牺牲中国的生态环境，甚至不惜牺牲整整一代中国少女的青春，总之就是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擅长弄权的中南海和精通“炼金”的华尔街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密切配合，形成了黑白双塔格局。这种格局的关键在于由国际资本集团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由中国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以牺牲美国人的工作、中国人的利润、福利、健康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实现黑白双塔的双赢。而这种双赢正是以中美两国人民的双输为代价的。这种双赢所造成的中国长期生产过剩、美国长期消费过度的畸形一体化也正是导致当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权贵与国际资本集团双赢的代价事实上还包括了当前这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为了维护这种双赢的格局，中共权贵集团与国际资本集团互为对方利益的代理人。中共权贵集团是国际资本集团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的代理人，而国际资本集团则是中共权贵集团在西方政治利益的代理人。
为这一双塔格局扫清障碍，奠定基础的两个关键人物分别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以及前中共黄俄党“核心”江贼民。作为对江贼民的投桃报李，国际资本集团中的一名代表性人物欣然为江贼民写了一本极尽肉麻吹捧之能事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的确，要不是他改变了中国，中国能有那么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吗？能为国际资本集团提供那么多廉价的劳动力吗？能有这么多中国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吗？整个中国的经济能够被牢牢地钉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吗？能够为国际资本集团提供那么大的利润空间吗？
在这场 “双赢”的共舞中，中共权贵与国际资本集团里应外合，狼狈为奸，利用前者手中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与后者帐户里不受有效监管的资本共同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发动了一场空前残酷的“绞杀战”。这完全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发动战争的一方掌握了中国所有的国家机器、宣传机器、自然资源、立法与政策工具以及源源不断的境外资金，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对中国人民不宣而战。而后者非但手无寸铁，没有任何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保护自己——法律和政策的解释权都在敌人手里，而且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对这场残酷的“三十年战争”毫不知情。工作失去了，股票套牢了，物价上涨了，存款缩水了，土地被抢走了，住房被拆毁了，老人看不起病了，孩子上不起学了，直到自己已经被打败了，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还在指望“党和政府”。严格地说，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惨烈的大屠杀。这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中，许多人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到死都还在相信“党和政府”，到死都不觉悟正是这万恶的共产党和中共独裁政权才是这一切罪恶和苦难的根源。
当然中共权贵集团在这场肮脏血腥的内战中获取了空前辉煌的战果。仅就2006年中共自己的调查报告所披露的内容看，中共官僚特权阶层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 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注意，这还是2006年的数据。中共权贵集团贪得无厌的本性注定了他们这几年里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只会变本加厉。时至今日，这0.4%的人所掌握的财富已经远远不止70%了。
现在的中国，一切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就连官位都是明码标价来买卖的。0.4%的人掌握了70%以上的财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意味着这 0.4%的人占据了中国 70%以上的生存空间，这同时意味着另外99.6%的中国人只能在不到30%的空间里互相竞争，这种竞争能不激烈吗？能不残酷吗？大家都能感受到当今中国社会的竞争有多么激励，多么残酷，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真相。当今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之所以如此的激烈，如此的残酷，其根本原因就是99.6%的中国人只能在不到30% 的生存空间中互相争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而且总体上这30%的生存空间还在不断减少，因为中共权贵对人民的这场 “猎杀”还在继续着。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当今中国社会是一辆载客1000人的双层列车，上层占了整个列车70%以上的空间，可是只坐了四个权贵，下层不到30%的空间却密密麻麻地挤满了996个乘客。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下层的口角、争执甚至打架是免不了的。其实，只要给社会下层每个人多一点生存空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不会这么激烈，这么残酷了，中国社会自然就和谐了。可是，上层的中共权贵却是古往今来最极品的人渣，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要“构建和谐社会”，可是实际上非但自己不肯多让出一点空间来给下层，而且还在变本加厉地侵占下层那本来就已非常可怜的一点点生存空间。
为了防止出现他们所谓的“动乱”，也就是下层的996个乘客一起冲上来把他们这4个人渣扔下车去，他们就不断制造下层乘客之间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汉人因为生性比较懦弱谨慎，最多也就口角几句，打不起来，人渣们就耍阴谋挑起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制造民族对立，唯恐天下不乱。社会下层越是互相之间打得头破血流，上层的中共人渣们就越可以高枕无忧。
我所说的社会下层就是占人口99.6%的中国人，这里同样包括现役军人和武警。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属于那0.4%？别忘了你们同样处于中国社会的下层。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权贵世袭化，只要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现状不改变，你们的孩子、孙子也同样翻不了身，而且形势只会越来越恶化。99.6% 的中国人所仅有的那点生存空间还在被中共权贵不断侵夺，不断缩小，你说这个社会怎么稳定？怎么和谐？只会越来越动荡。
别看中共权贵们当面对你们这些现役军人、武警如何花言巧语，实际上在他们眼里，你们就是一群替他们看门的狗。现在要用你们，扔给你们几块吃剩下的骨头，外加一堆动听的承诺。等你们一退役，马上把你们一脚踢开。你们不妨看一看，现在有这么多退役军官、退伍军人在上访，中共邪党是怎么对待他们的？有枪不用，过期作废。那些退役军官、退伍军人的今天，就是你们这些现役军人的明天。
这三十年来，中共邪党一直在所谓的“与时俱进”，随着“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共也从笑贫党、贼民党“俱进”到现在的紧套党。胡紧套一上台就恬不知耻地宣称：“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于是河蟹大举扫荡，草泥马揭竿而起。
人类的文明之所以有别于动物世界，是因为人类除了物质文明之外还需要精神文明，除了物质的生存空间之外还需要精神的生存空间。社会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就属于人类的精神生存空间。而中共黄俄党对于意识形态的所谓“管理”，其实就是对中国人的精神生存空间的严重侵犯，所以说中共就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的邪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河蟹的胡作非为，草泥马的揭竿而起是中国人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反应。
十年前的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万人和平大上访，同样是中国人面对精神层面的打压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反应。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按照真善忍为修炼标准，是修善的、和平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自愿的、免费的。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对个人来说，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而且能开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对社会来说，修炼法轮功能增加社会的稳定、包容与祥和，提高人们的整体精神生活质量。对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然而随着修炼人数的不断增加，以 “真善忍”为宗旨的法轮功越来越受到依靠“假恶斗”来统治中国的中共邪党的嫉恨。
起初，为了达到从内部渗透法轮功、控制法轮功为共产党所用的目地，中共假惺惺地提出要大力支持法轮功的发展，条件则是要在法轮功修炼者中建立党支部。众所周知，共产党是无神论，否认一切神佛的存在，将一切对神佛的信仰诬蔑为精神鸦片，也视“因果轮报”视为封建迷信。而法轮大法则是纯正的佛家修炼大法，纯洁的精神信仰怎么能够让低下的无神论来玷污呢？纯正的佛家大法修炼怎么能够让一个邪恶的流氓党来控制呢？所以法轮功创始人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看到不能像操纵官方宗教团体一样从内部控制法轮功，中共邪党就露出了它狰狞的本来面目，从私下跟踪、窃听、抄家、抢书、骚扰炼功到指使宣传机器公开造谣诬蔑，再到动用警察大肆殴打、抓捕天津的法轮功学员，这一切都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是对信仰自由的粗暴践踏。
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去北京上访，整个上访过程和平理智、秩序井然，这是当年众多的北京市民所有目共睹的。受中共邪党造谣宣传的影响，有些中国人至今还不能明白，说去了中南海如何如何。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们所维护的难道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信仰吗？他们所争取的难道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吗？自从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国社会一直被红色恐怖所笼罩。邪党肆无忌惮地侵犯老百姓的人权，侵夺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出于守护真理的坚定信念，勇敢地走出来，以他们的善良、和平与理性为中国开了一条通过和平请愿解决民众与政府间争端的先河，同时也在为中国人民争取更多的精神生存空间。这一大善大勇的壮举，不正是值得所有中国人去尊敬，去珍惜的吗？
反观中共邪党事后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与邪恶打压，难道邪党极力迫害和打压的仅仅是法轮功吗？不是的。邪党真正要迫害的是那些敢于挺身而出维护民权的群众；邪党真正要打压的是中国人民精神上的生存空间。因为邪党非常清楚，一个民族物质上的生存空间与其精神上的生存空间是成正比的。在不断侵夺中国人民物质生存空间的同时，如果不能有效打压中国人民的精神生存空间，那么这种不断挤压人民物质生存空间的暴政势必会导致人民精神上的觉醒，并最终从中共权贵那里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物质生存空间。
十年前的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万人和平大上访让中共邪党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正在觉醒。为此，做贼心虚的人渣惊恐万分。邪党之所以举倾国之力对善良和平的法轮功学员栽赃陷害、大打出手，其根本目地就是要打压人民的精神生存空间，妄图将中国人民的精神觉醒扼杀在萌芽状态。
十年前，江贼民为迫害法轮功提出“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式的迫害政策。前联合国酷刑专员曼弗莱德•诺瓦克说，在中国所有公布的迫害案例有三分之二是对法轮功的迫害。劳教所的关押者中有至少一半是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联合国酷刑报告中称：“对法轮功学员逮捕、酷刑、性侵犯、死亡和不公判决的报告反映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蓄意的、由来已久的政策。”
正是基于这种蓄意的、持久的迫害政策，自迫害开始以来已有三千二百九十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十万人，数以万计的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酷刑和经济敲诈。
在群体灭绝的政策驱使下，还上演着“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另一位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调查获取五十二种不同的证据后确认，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规模反人类犯罪一直在发生。
纳粹党也曾对犹太人实施群体灭绝政策，其目地是为了搞种族清洗，通过消灭异族来扩张本民族的生存空间，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是绝对不能饶恕的！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群体灭绝则是在本民族内实施的罪行，是为了打压人民的生存空间，扩张中共权贵集团的生存空间而实施的，尤其还包括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牟取暴利，是比当年的纳粹更凶残，更卑鄙，更无耻的灭绝人性的兽行，是人神共愤，天地不容的滔天大罪！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邪党的倒行逆施招致天怒人怨，近年来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中共不知反省，反而变本加厉地侵夺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权贵资本主义就像一条勒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绞索，随着中共权贵无休止的贪婪和凶残而越勒越紧，我们整个民族已经快要窒息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在邪恶的暴政面前，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沉默绝不是金。对于我们这个出奇沉默的民族，鲁迅早就留下一句预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幸好中华民族还有那么一群不甘于沉默的人。面对中共邪党空前的残酷迫害，广大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没有向邪恶低头。法轮功并没有在残酷的迫害中倒下，相反，全球范围的讲真相运动让法轮功传遍世界，目前，法轮大法已经洪传到一百一十四个国家。
在过去十年中，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向各国、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讲真相，向各国媒体讲真相，让国际社会明白了迫害的实质，了解了法轮功。在过去十年中，法轮功学员克服种种困难，通过网络、电话以及遍布全球的、自己创办媒体（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等），深入细致、坚持不懈向包括中国大陆民众在内的各国民众讲真相，清除了谎言的毒害，让人们在正邪善恶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神州长夜似无间，百年红魔舞翩跹。在这长达十年的漫漫长夜中，在这充满杀机的无边黑暗中，广大法轮功修炼者凭借心中的正信，以真相的光明破除着邪恶的黑暗，他们以正义、勇气、乃至自己的生命守护着真理，守护着社会的道德底线，也守护着中国人精神上的生存空间。他们是这个民族真正的脊梁！
为了解体邪党，结束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仅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深入系统地将中共的罪恶史和本性曝光于世，让世人认清邪党的罪恶，而且还发起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运动，为和平解体中共，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开创了历史条件，其意义完全不亚于美国革命之前的“大觉醒运动”。时至今日，已经有超过五千七百万的中国民众公开发表声明三退，彻底否定并抛弃中共邪党，与这个恶贯满盈的犯罪集团一刀两断。这种人民的大规模觉醒正在使中国发生着巨大、深刻、决定性的变化。
三退，已经成为一股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它将荡尽一切污浊与邪恶，为中华民族开辟出一个美好的新天地。
三退，不仅仅是一种表态，它是一种选择，更是作为一名中华儿女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是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的一份道义上的责任。
选择三退，就是选择正义和希望。
2009年7月21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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