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已经离开，身后闲话与身前一样多。对于一个学者而言，保持点争论也许不是坏事，这样反倒能衬托出一个人的学养和人品全貌。可惜当代中国，学术和权力苟合的事情太多，大家未尝不是窃喜地互相吹嘘，至于做了多少事情，哪些事情于人之本身有价值，一概"不可考"，或者"不忍卒读"。季羡林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我实在相信一位颇懂梵文的学者远胜于当今这些"宜乎众矣"的抄袭学者。但有关他是否为大师的争论则更像一场闹剧。斯人虽已去，该评说的还是要评说。所谓历史是由后人评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季羡林的学问之大，见诸杂家评论，总括为一句话"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从林林总总的季氏出版物来看，很多刊于80年代，这让我相信其中的学术分量。目前对季氏的评价较为中肯的称呼是"有良知的学者"，其他则过于肉麻。毕竟一概呼以"大师"，将一个公众不甚了解的人，置于深不可测不可解、只合膜拜的位置，免不了有自吹自擂的感觉。对于大众而言，季氏是陌生和遥远的。
但授予季氏大师称谓的群体，活像新文化运动初年顽固派，径直宣称"不拜孔子，要此腿何用"一样，硬要不容分说造一个大师出来。我想，对于心智健全的人而言，我们是厌恶那些不容分说的事情或者结论的。尽管"不容分说"亦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国粹之一，但这个国粹只合像鸦片烟枪一样放到博物馆，让少数几个遗老或者纨绔子弟去膜拜和亵玩，大众是不需要的。因此季氏的弟子尽可以称其老师为大师，认识他熟悉他的人尽可以称他为大师，但请仅限在自己的圈子内。大师不是评出来，大师自在人的心中。譬如清华四大导师，譬如王国维先生，譬如吴宓教授，譬如章太炎、刘文典、蔡元培、胡适等人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设若一树桃李竞先炫耀自己甘甜，估计是会吓跑路人，以为遇到树妖了。
中国有13万万人，从1919年到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仍然不是主人。国民在进步，但依旧是顺民。青年人很多，新青年却极少。有些明白人，但只做些游而不击的事情，遇到细微挫折即心灰意冷。有的以西洋文明之长对中华文明之短，身为二鬼子而浑然不觉。我们知道，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大儒培养出一位大师；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大师培养出一个精英；季氏的学生数量应该远超康有为、胡适之，但我们找不到一位仿佛受过大师熏陶的学生。当然也存在招不到学生的情况，陈丹青教授就深刻体验过这一点，但现实是，季氏的学生不少已经在著名高校任要职了，说明季氏的弟子都是聪明的角儿。但中国社会从来不缺乏这样的聪明人，从古到今都是。这意味着从目前的表面看，季羡林同很多著名的教授一样，培养了些借学问忙官的干部。
季氏的学问我不了解，据说他能辨识很多死去的文字，对于那些不能证实的事物，我们除了佩服季氏可能具备的超人的想象力，以及能以想象力为基础而自圆其说的一些认识和观点，能因此前去附和吗？不能，因为仅仅是一家之言。从生到死，能否像章太炎、辜鸿铭、梁思成、朱光潜等那样，将自己情感和理性萃取成自由之手术刀，帮助迷途大众割开法眼？或者如同培根那样，把人生的绝大精力升华为某种方法和实验？或者像陈独秀那样，洋洋洒洒为了新中国呼吁新青年？其实人的秉性不同，这样的要求可能有些苛刻，但所有大师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能提炼出普遍人的痛苦，与造成痛苦的元凶斗争。近代大师无一不如此，不管对手是自然还是人，一个大写的人，一腔难以消解和稀释的热血，和在生命有限这一前提下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大师是可以影响数个时代的人，无论其实践和学问俱如是。
谁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师？在如今体制下，这个问题是颇有讽刺性的。答案是：早已绝种。因为能做学问人的没有条件；有条件的人不做或者不会做学问。其实，既然余秋雨之流都被热捧为大师，足见大师的含义在当今已经有很大的转移，甚至走向了反面。寿则多辱，对于季氏而言，既幸也不幸。前者指物质报酬世俗名称，后者指对于学者品质的损害。要知道，如果实在难以在学术上有真正的突破，还可以拿品质抵挡别人的怀疑。（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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