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紫：万里走单骑

2009-10-17 13:11 作者:芦紫 １９６６年９月，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火烧各级党委的阶段。但由于"走资派"的作梗和群众的胆小怕事，运动呈现疲态。眼看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能得逞，运动群众的高手毛泽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接见数百万的红卫兵，号召他们四处煽风点火，砸烂旧世界，以造就一个天下大乱的无政府状态。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独一无二的革命大串联运动便在神洲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呼啸而来。所谓革命大串联就是全国青少年，坐车不要钱，手拿红宝书，到处把火点。大串联开始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快就波及到全国的中小城市。我校８月３１日即有近二百红卫兵到合肥串联，９月底第一批红五类串到北京，当他们窜回来向我们眉飞色舞地炫耀被红太阳照耀的幸福和陶醉时，我们黑五类只能偷偷地咽口水。有的还带回来从天安门城楼根刮下的红土，神圣地放在教室的讲台上供我们瞻仰。

十月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连灰五类的老中农联盟也去了北京，在１１月３号见到了红太阳，拉起了"１１３造反团"的大旗。这时我再也坐不住了，也想去革命大串联，去经风雨见世面，可惜没人看得上狗崽子，不带俺玩。老子一怒，决定天马行空，独来独往！首先找到私交甚好的红卫兵头目龚胜利（外号"公孙子"），请他为我开个介绍信，那年头没有身份证，出外没有介绍信是寸步难行的，否则会被以"盲流"的罪名抓起来。公孙子够朋友，当即为我办了，介绍信上说："兹有我兵团战士芦紫同志壹人外出进行革命串联，请予以接待为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下面盖着红堂堂的"安徽阜阳一中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的公章。我很感激公孙子，照当时的规距，介绍信上是要写家庭出身的，如果写上"地主"的字样，走到哪里日子都不好过，像刺配沧州的林冲脸上的那块金印一般令人侧目。

拿到介绍信我就开始准备行装，谁知遭到老爸的坚决反对：" 串什么联？在家就不能闹革命？没听说蚌埠火车站踩死八个红卫兵？不能去！"我毫不示弱："大串联是毛主席的号召，你敢阻拦？我现在就走！""我不给你钱，看你怎么走！"我晃晃手中的红语录，"就靠它，我就能走遍全国！"我背起背包，气昂昂地出了门，来到汽车站。那是１１月１７日的凌晨，天空飘着细小的雪花，我们被安排乘坐在帆布篷的卡车上，没有座位，一排排地站着，手拉着两边或顶上的铁杆保持身体平衡。快要开车的时候，老爸气喘嘘嘘地跑来，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三十块钱，老爸是等银行开门才取到钱的。向老爸挥手告别，卡车就开动了。冷风嗖嗖地灌进来，顺着脖子往身上钻，但我丝毫不觉得冷，心跳得欢快，像是冲出樊笼的小鸟，我要海阔天空远走高飞啦！

到达蚌埠火车站时已是下午四点多，车站广场上到处人山人海，都是打着红旗戴着红臂章的红卫兵和不戴臂章的学生。始于８月的大串联，经过近三个月的折腾，已是强弩之末，鉴于大串联造成的社会交通等大混乱的问题，中央已发通令停止大串联，蚌埠车站到处张贴着中央通令。这消息如一桶冷水当头泼下，与我同车到蚌的大部份同学看到通令，在有关部门的劝阻下就回去了，少数去了合肥。但数千万滞留外地的红卫兵和不甘心返校的学生仍使大串联的浪潮挟着巨大的惯性向前涌动，我绝不回去，无论如何要到北京。但售票口已不给办去京的车票，只发返程票，不管它，等有车进站时，我手里拿个地上捡的废车票摇晃着，检票员还未看清，我已随着汹涌的人流一轰而入，上了战台，看见一列南京西开往青岛的车停在那里，立即挤了上去，不管什么车，只要是北上就成，走一程算一程吧。

列车开动了，虽然小时候见过火车，但未坐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感觉很不一样，既新奇又激动，车厢里塞满了串联学生，座位上，座位间，座位下都塞满了人，坐椅背上，小茶几上，行李架上，厕所，洗脸间，锅炉房，过道和门口也塞满了人，连门外的悬梯和车顶上也都是人，用带子拦着，以免滚落下来，看起来很危险，当时常有学生出事故死亡，老爸说蚌埠踩死人绝非谣言。我背着背包挤在人堆里动弹不得，站得时间久了有些犯困，就迷迷胡胡打个盹，一圈都有人抵住，倒不耽心会摔倒。到徐州时已是夜里，下了一些人，稍微松动了一点，就蹭到厕所旁边，把捆着塑料布的背包放在地上，坐在背包上，靠着墙，像是坐软席，舒服多了，人一轻松就蜷在那里呼呼地睡着了。

正睡得香，突然有人踩在我脚上，刚睁开眼就听人声嘈杂："到济南啦！到济南啦！"我一惊赶紧下车，不然就要被拉到青岛去了。已经是下半夜，站台上还挤着不少人，看见有个小个子学生，我就问他："到北京？""对，你从哪来？""安徽阜阳。""我是安庆一中的，叫任怀远，我们一道走，好吗？""你就一个人？""嗯。 ""你也是地主？""ｙｅｓ！"我俩相视大笑，既然是阶级兄弟，那就志同道合，一块奔北京吧！我俩在站台里等了一会，有列客车进站了，小任一问是去石家庄太原的，很失望。我说上，到德州再说，于是我俩就从窗口爬进去，一人爬，一人推，兼递背包，比一个人效率高多了。

不久，德州到了，大约凌晨３点，站台上有巡查队检查证件，南方的学生一律不准北上，要赶出站。我说小任，咱不出站，望里走，黑地里走了好一会看见铁轨上停着一辆货车，最后一节挂车上有人在发信号，我凑过去问，师傅，去北京？那人说，去秦皇岛。我说把我们带到天津，好吧？那人很和善，说上来吧，坐炉边烤烤火，大冷天的！我们爬上车才几分钟，车就开了。车开得很慢，坐在温暖的火炉边，听着咣当咣当的车轮声，我俩又睡着了。等醒来时天已大亮，货车停在一片旷野里，问工人师傅到了哪里，他说是天津杨柳青。我说要停多久，他说不知道，可能几分钟，也可能几小时。我问这离天津还有多远，他说二十多里。我俩北上心切，一商量，别等了，咱下车走吧，两个多小时不就到了？就谢了师傅，顺铁路走去。谁知我们刚走出２－３里，货车从后面追来了，我俩又是招手，又是喊叫，货车已呼啸而过。

我们穿越简陋的杨柳青小镇，看到一些平顶高墙的北方民居和一些门面朴素的店铺，后来才知道，这杨柳青的年画可是鼎鼎有名的。沿着一砂土路走约半小时，居然看见天津市的公共汽车通到这里，不禁大喜，于是就乘车到了天津西站。车站广场上在一个去北京的大木牌下排着很长的队，我俩也挤进去等。那时列车都不准点，晚十个八个小时都是常事。我俩奔波了一夜，饿得够呛，我排着队让任怀远去吃点东西，然后他排队我去，等我吃完饭回来发现去北京的人全走了，小任也没影了，我的背包也没影了！我破口大骂，他妈的什么阶级兄弟，扔下我不说，还拐走了我的背包，这狗日的地主羔子真不是个玩艺！好在背包里只有一床棉被，换洗衬衣，介绍信和钱都在我随身的挎包里，倒无燃眉之急，反而使我轻装上阵，噌地从边门钻进车站，嗖地从车窗钻进车厢，上车后，想去找任怀远，拼命挤了半个小时才挪了半截车厢，要在十几个车厢里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两小时后到了北京永定门车站，我急忙先挤出来，守在检票口等了一个小时也未见任的人影，也许我们根本就未坐同一次车。

接待站分配我住在朝阳区委，与唐山十中和四川雅安师范的２０多人合住一间房，房里没有床和家具，地上铺着草垫子，大家一并排睡，像串起来晒的鱼干。发给我一床棉被，半铺半盖，棉裤叠起来当枕头，棉袄盖在身上。北京的冬天虽冷，但暖气烧得旺，我睡在暖气片附近，夜里热的盖不住被子。我们被安排在１１月２５日见毛主席，从８月１８日算起是第八次，官方有了经验，派出大批军人每天早晨在区委对面的日坛公园对学生进行训练，十二人一队，并排臂挽臂，右手拿红宝书，由两个军人夹在两端，训练走步，高喊口号。日坛公园位于使馆区，早晨很多外国人在公园散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洋人，只见他们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男的西装革履，女的呢裙黑袜，看着我们这群蓝蚂蚁歇斯底里的表演，冷笑的蓝眼睛里透出鄙夷的神气，时至今日，那眼神依然清晰如初，我想他们祖宗当年看义和团时用的一定也是这种眼神。

那时可能由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在举国的痴狂中，我早已看穿了毛泽东的这套把戏，知道这不过是一出贻笑千古的历史闹剧。早晨训练结束后，自由活动，只见那些狂热的小将们舞红旗，发传单，背语录，抄大字报忙得不亦乐乎，我则逛遍了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北海，当然北大清华也要去看看，装装模样，革命大串联嘛，但一张大字报也未抄。好在我独自一人，没人去向组织上汇报检举。在京待了八天，该逛的地方都逛了，见了不少稀罕景。首先是看到了电视，黑白九英寸的，在东四的街上，交五分钱，进一小屋里，看的都是新闻简报，但对过去连收音机都没见过几回的我来说是太新鲜了。除了洋人还看见了蒙族人和新疆维吾尔族人，与我过去在图画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蒙古人肮脏的长袍，维族人浑身的羊膻味都让人不敢靠近，尤其是维族男人看女生的样子，色迷迷地教人恶心。但在京看到最大稀罕物却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

１１月２５日凌晨三点，我们就起床，吃早饭，然后集合到天安门广场西边，等待红太阳接见。我们大约是早晨十点多列队走过广场，１２人一排，两个军人在两边，早就宣布过纪律，不得单独行动，不得使用望远镜，不得使用照像机，这些东西我都没有，不是问题。据军人说，前些天，有人在丰台抢了军队的枪枝，要严防出事，确保红太阳的安全。我们快步通过天安门城楼，只见红太阳站在正中间，脑满肠肥，大腹便便，一手扶栏，一手偶尔向下面挥动一下手中的绿帽子，一会儿与林贼咬咬耳朵，中间离开了２－３分钟，又走回来。总理很懂分寸，始终与太阳保持一定距离，有意突出林贼与太阳的亲密，也许是怕被太阳的光辉灼伤。工贼刘少奇那距离就远多了，穿一身灰衣，灰溜溜的一声不吭，默默地在计算着自己的末日。

据解放军说我们通过广场只用了８分半钟，比规定的９分钟提前了半分钟，很好，胜利完成任务！在这八分半钟里，好像红太阳发出的光辉到达地球也是８分半钟，我一直仰望着红太阳，听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和一阵阵万岁的山呼海啸，那阵势使我想起了希特勒和他的褐衫党冲锋队。偷眼看，不少小将们又哭又喊，涕泪交流，不少女生嗓子都哭哑了，我怕别人看穿我的黑心肠，也做了一些嘴歪眼斜的面部动作，可惜眼里就是不淌水，心想反正有眼镜片挡着，也许别人看不见。这就是毛泽东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两天里共接见师生有２５０万，加上前七次，总计１３００万人。

接见刚结束，接待站就劝我们离京回家闹革命，离京可以，北京的好地方早逛完了，但还不想回家，外面的世界比家里精彩多了。回家的返程票只给办到所在地，但没人知道阜阳在安徽的什么地方，我就趁机要了张到武汉的票，１１月２５日夜即乘车南下，２６日到达九省通衢的大汉口。先去看了长江大桥，武汉大学，在龟山蛇山徘徊久久，寻找崔颢作千古绝唱的黄鹤楼的遗迹，看着那落叶萧索的汉阳树和烟锁雾障的滚滚大江，体味着红太阳"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苍凉情怀。

在武汉逗留两天，即乘东方红８号客轮顺江而下。第一次乘江轮，很兴奋，轮船上有淋浴，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船上有餐厅，饭菜还不错，饭后，刷碗水冲入江中，引来大批海鸥水鸟飞翔追逐，啾啁呱耳，蔚为大观。不久船过黄冈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但见浊流滚滚，江风浩浩，两岸青山如黛，当年周郎的雄姿英发，诸葛的羽扇纶巾，都付与断戈沉戟，在苏东坡的铁板铜琶声中，化为缕缕历史云烟，不复可寻，思之令人怅然。

次日船到九江，我上岸停了半天，逛了逛闹市区又乘江轮东去在安庆上岸，直奔安庆一中。安庆一中校门不大，上悬一块红底金字的额匾，题着七个龙飞凤舞的毛体字："九一六红色战校"！原来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６号毛泽东曾到此校视察，称赞该校大炼钢铁，小高炉办得好，使当时的地委书记傅大章受宠若惊。到学校后找到任怀远的同学一问，这小子串联还未回来，白跑一趟，留了封信后就跑到市里吃了两碗江毛水饺，买了一罐安庆辣酱，又去游览了振风塔和迎江寺，然后乘汽车到了合肥，住在合师院（现中科大校址）。在合肥待了两天已是１２月了，但心跑野了，不愿回阜，又窜到南京，逛了三天，然后把镇江，常州，无锡，苏州逐个扫荡，看尽江南名胜，但意犹未尽，又乘江轮到了十里洋场大上海，住在江湾五角场。在上海又玩了四天，还是不想回家，心想，火车，汽车，江轮都坐过了，但未坐过大海轮，于是蹭到十六铺码头弄了张到大连的船票，在一个阴霾的黄昏登上了钢灰色的海轮战斗３４号，开始了六十个小时的远洋航行。

我乘坐的战斗３４号海轮是一艘９千吨级的货轮，原来叫和平３４号，太没有革命造反的火药味，被红卫兵勒令改名为战斗３４号，为满足大串联的需要，临时改装为客轮，但没有客房，桌椅床凳一概阙如。只是一个大统舱铺满草垫，红卫兵们要求也不高，每人占据一席之地或坐或卧，凑合而已。生长于内陆的我一直对神秘莫测的大海有着强烈的向往，小说《海底两万里》把我对大海的好奇推到极致。也看过不少大海航行的电影和画册，蔚蓝的海水碧波万顷，一艘快艇劈波斩浪，箭一般划过水面，如御风而行，真是神气极了，浪漫极了！所以当我踏着舷梯登上大轮时，心里充满着喜悦和期待。开船后，我一直兴奋地站在甲板上纵目四望，看着大轮缓缓驶出黄浦江，进入吴淞口，两岸景物渐渐隐去，水势变得浩淼无边，灰蒙蒙的天，蓝黑色的水，虽不如图画上的美，但那横无际涯的气势仍让我陶醉，心中不禁欢呼：大海，大海，我终于进入你的怀抱！

我在甲板上站了３－４个小时，天黑了，开始还偶尔看见几点过往船只的灯火，慢慢地进入远海，四周漆黑一团，只听见风在呼啸，浪打在船舷澎湃有声，不久，风越来越大，船在风中摇摇摆摆，让我站立不稳，就走进舱中躺在我的铺位上。我的邻铺是个东北工学院的大学生，姓殷，我俩就随便聊天，他串过很多地方，到过海南岛，随身还带着一捆紫皮甘蔗，说起昆明大观楼桂林七星岩等等，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井底之蛙。见舱里绳上的毛巾晃来晃去，墙上的水壶叮叮当当，他说风浪大要当心晕船，我说我坐江轮都不晕，他说那不一样，这是大海。说着风浪更大了，还真觉得有点晕，老殷说，其实晕船是心理作用，你不去注意它就好多了，来，咱们下棋。于是我俩就下起棋来，但一盘未下完，一个巨浪打来，棋子哗哗啦啦散了一地，赶紧收起来，躺下不动，闭目养神。

大统舱里密密麻麻躺满了学生和零星的普通旅客，虽然那时大多数人都想避开大串联的高峰，但少数不得不外出的旅客必须与学生在一起挤。这船上就有个从浙江乡下来的少妇，怀里抱着个不时啼哭的婴儿，说是到旅顺去探望在海军部队服役的丈夫。据说船已到了公海，就是说我们已经"出国"了，广播要求关闭所有半导体，因无干扰，极易收到蒋匪苏修的敌台。太平洋的风浪更加猛烈，广播里说风力６级，将会持续两天两夜。９千吨级的巨轮也像个醉汉，摇摇晃晃，忽高忽低，有时船只能横着开以避风头。不远处一个学生呕吐了，就吐在草垫上，气味熏人，闻着那气味，我越来越不舒服，头上开始一阵阵冒汗，胃也开始翻腾，我急忙跌跌撞撞冲进厕所，嗓眼一直，胃里的饭菜就喷涌而出。我漱了口，擦干头上的汗和眼泪，发现里面好几个人都在吐。我扶着洗手台休息片刻，刚想回去，胃又翻腾起来，啊的一声又吐出不少。我甘脆就坐在厕所旁边，抱着根柱子，迷迷糊糊待了好久，又吐了一次，估计胃里也没啥可吐了，才回到"宿舍"。

到宿舍看见老殷就说，我真佩服你，不晕船，他苦笑，端起旁边的瑭瓷缸揭开盖子给我看，里面半缸秽物。他说怕晕船他从昨天中午就未吃饭，吐不出多少东西。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我又陆陆续续吐了十几次，我数过总共１７次，一次比一次少，最后只能吐小口绿色的胃液。胃里难受，一整天我没吃一口饭，闭着眼，耳朵里听着不少人在咒骂鬼天气，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坐海轮。我半死不活地躺在那里，浑身无力，连咒骂的力气都没有，感觉我的生命已到了尽头，死神正在那昏黄的灯光里向我招手。恍惚迷离中，我默默地回顾了自己短促的一生，贫寒的童年，失母的哀痛，苦涩的初恋，屈辱的狗崽子，黯淡的前程，是的，活着也没多大意思，今天能死在这广阔的大海的胸膛里也值了。我对老殷说，要是我死了，叫他们把我扔到大海里喂鱼。老殷眼也不睁，哼哼唧唧地说，你甭急，我一定会死在你的前面。

正当哀叹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时，却发现还有人比我更悲惨，就是那个带个婴儿的军嫂。她已被晕船折磨得死去活来，偏偏孩子发了高烧，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她哭着跪着向人求援，学生急忙找来船长，船长先是用广播请乘客中的医生帮助，没找到医生，但喊来了两个医学院的学生，他们看了孩子说是空气污浊引起小儿急性肺炎，急需抗菌素和退烧药，就广播找药，可惜没人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医学生束手无策，只能用凉水毛巾给婴儿擦身降温。船长用无线电与东海舰队联系，反应很快，东海舰队火速派出鱼雷快艇带着医疗设备从青岛疾驰而来，让我们全速驶向青岛，在途中交接病儿。大家心都提了起来，希望能一切顺利，我则暗中盘算，一旦两船相遇，我一定跳上快艇，到青岛去，不要再留在船上受罪。几个小时过去了，忽然在临时用毯子围起来的"病房"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嚎哭，那不幸的婴儿死了，享年３１天。

下面的情况更糟，鱼雷快艇返航，我们则改变航向，开往大连，这一折腾使原来的航程又增加了５－６小时，就是说，我还要在船上多受５－６个小时的罪。整整６０小时，我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一直半死不活地躺着，直到有人兴奋地大喊："看见啦！看见啦！看见陆地啦！"我挣扎起来，从圆圆的舷窗向外看去，果然，天水相连处出现一抹黑线，我那颗虚弱的心突然狂跳起来，就在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滋味。上岸时，忽然发现不会走路了，脚下轻飘飘的像踩着棉花，东倒西歪，眼前的树木楼房都在摇摇晃晃，空气里还弥漫着船仓里那股难闻的气味，走几步就要扶着墙休息一会。我住在斯大林路小学，先抱着一个枕头大小的黑面包啃了好一会儿，灌了两碗面条汤，躺了大半天才活了过来。

我在大连虽待了两天，但只在市区逛逛就上车走了，有人拉我去老虎滩看大海，我死活不去，大海，我已领教够了，这辈子再也不想看了！听说毛泽东在一次空中惊魂后再也不敢坐飞机，到苏联都是坐火车，虽然跑了七天七夜，但还是比坐飞机心里踏实。去沈阳的路上经过熊岳，大家说熊岳的苹果驰名全国，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袋，狠狠犒劳了自己一把，大难不死，理当庆贺。

在沈阳转了两天，天气奇冷，零下２０多度，口罩上哈的热气转眼就冻成坚硬的冰壳壳。我不敢再停留，没晕死在海上，却冻死在沈阳，那就太惨了！眼看元旦将近，遂毅然乘车南下，北京天津都未停，但途经泰安时，却禁不住东岳泰山的诱惑，咱不能"有眼不识泰山"吧？于是跳下车直奔岱宗庙，沿着秦始皇封山祭天走过的御道，越中天门，十八盘，南天门，在漫天的雾凇和冰霜中登上玉皇顶，晚上在一个大炕上睡了一夜，计划明天一早泰山极顶看日出，但天不作美，第二天阴云密布，大雾弥漫，就一路下山，再乘车南行，终于在除夕之夜赶回家中。

老爸说："你还知道回来？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啦？"

我说："嗨！那还用说！不光是见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差一点连马克思他老老人家都见到啦！"

第二天是１９６７年元旦，洗澡洗衣洗尘之余，回顾四十多天的漂泊日子，有所感，遂吟歪诗一首以记之：

七律　大串联

井底之蛙初见天，孤身万里飘忽间，金水桥畔苍龙吟，白云黄鹤已杳然；
大江淘尽千古事，东海风涛刺骨寒，泰山极顶听松啸，尘心难悟今生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