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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之根基 六经之阶梯

 2010-01-03 00:32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0,正在漳州任上的朱熹刊行了他编注的《四子书》,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 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大概连朱熹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是,这部文字浅近、篇帙并不浩繁的著作面世之后,势头甚至盖过了《诗》、《书》、 《礼》、《易》、《春秋》等《五经》,成为此后七百多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献。
  
  一、三教并立格局下的儒学隐忧
  
春秋末期,孔子首创私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授弟子,从此,经书就成了儒家的经典。秦火之后,《乐》经失传,《六经》变成了《五经》。汉兴,《五经》被列入学官,每一经都有专门的教授,负责指导博士弟子。经学变成官学之后,借助于行政的力量,流传更为广泛, 这似乎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但是,进入官府之后的经学,性质和作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孔子将济世救民的理念渗透在《六经》中,希冀以此教化学生,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可是,作为官学的经学并非完全如此。教师出于教学的需要,关心的是如何从文字、训诂的角度来说解这批古奥难懂的先秦文献。不少学者皓首穷经,用毕生的精力来注解经文,从学术层面来说,这固然是推进经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原本充满人文精神的经书,已经慢慢地淡出读书人的精神境界,变成了纯粹的学术问题,甚至成为读书人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儒学的悲哀。

正当儒学成为学者高头讲章之时,佛教和道教悄然走进了中国人的凡俗世界。东汉以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不久道教也开始兴起。唐、宋政府都将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立,作为基本国教。佛教和道教有玄妙而生动的心性理论,无论地位高下、文化深浅,都可以轻松进入它的堂奥。它们有彼岸世界,可以许诺实现信徒的种种愿望,解脱他们现世的诸多烦恼,走向极乐世界,所以很快风靡于世,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趋之若鹜。

相形见绌的是儒家,它除了没有佛道的上述优势之外,还有文献本身的诸多问题,处境最为窘迫。孔子整理的《六经》,都是用先秦的语汇体系撰写的,中古时代的学者读起来已经感到处处隔膜,不易亲近,一般学者初读,不容易触摸到明晰的脉络。《论语》和《孟子》是先秦两位圣贤的言论汇编,由于是语录体,章节之间缺乏明快的衔接,也给人以吉光片羽,不成体系之感。这些正是它不能像佛道经典那样在世俗社会广泛传播、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重要原因。
  
  二、韩愈、李翱、二程对《大学》《中庸》的提倡
  
如何应对佛道两家的挑战,找出某些能够明快地彰显儒家思想体系的文献,是唐宋儒者最为迫切的任务。唐代学者韩愈和李翱最早注意到,《大学》和《中庸》是足以与佛道心性理论相抗衡,并且能够梳理出儒家理论体系的最佳文献。

《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礼记》是孔门七十子论礼的文集,共有四十九篇,作者多数不甚清楚。相传《大学》是曾子所作, 《中庸》是子思所作。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论语》作注时,并没有对《大学》、《中庸》作特别的提示。《中庸》主要讲天道与人道关系,阐述天命与性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似乎有个别人做过单独的研究;《大学》在唐以前无单行本传世。凡此都表明它们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宋儒表彰《中庸》者很多,从张载的《正蒙》、司马光的《大学广义》、王安石的《礼乐论》、程颢的《定性书》、程颐的《与吕大临论中书》等,都紧扣《中庸》来讨论性命之道。张载早年就留意《中庸》,其学"以《易》 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宋史•张载传》)。 二程将《大学》作为"初学入德之门";将《中庸》看作"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最为玄妙,认为"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 "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中庸章句》注引语)。"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中庸章句》注)。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比较粗浅,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迅速在天下推行的程度。真正达到这一目标的是南宋的朱熹。
  
  三、朱熹的《四书集注》
  
朱熹,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晚号遁翁,别号考亭、紫阳,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高宗建炎四年1130,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

朱熹出入经史,学术赅博,是南宋最著名的学者。可是朱熹的仕途相当坎坷,终其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黄干《行状》,仅仅在同安、南康、漳州等地做过九年的地方官;宁宗时虽然成为帝王之师,却只有短短的四十天。庆元元年1195,韩侂胄党人攻击道学为"伪学"、指责朱熹是"伪学罪首",朱熹因此而落职罢祠。这对于胸怀经天纬地之材、匡时救世之志的朱熹而言,实在是一种可悲而又无奈的现实。庆元 六年,朱熹溘然长逝。

朱熹平生主要是一位学者,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他与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的鹅湖之辩,是传颂千古的美谈;他兴复白鹿洞书院、讲道武夷精舍、修复岳麓书院等等,也是文化史上的佳话。不过,最为学者所称道的,还是他的《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编注《四书章句集注》,是把它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在漫长的岁月中,千锤百炼而成就的。

朱熹从30岁时就措手于《论语》、《孟子》,到孝宗乾道八年1172他43岁时,才完成了《论孟精义》此书后名《论孟要义》,又改名《论孟集议》,可谓浸透了心血。此书将二程说解《论语》、《孟子》的文字"蒐辑条疏,以附本章之次",又兼采张载、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等九家之说,以佐证二程之说。之后,朱熹以《论孟集议》为基础,"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提炼出《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在每条之下先注音,次释字义,次释大旨,次引诸家论说,次列己见。朱熹对《论语》、《孟子》的注解,旨在融会诸家之说,所以称为"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将他取舍的原则, 以及与学生的问答编成《论语或问》、《孟子或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朱熹日后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论孟集注》的修改上,《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已无暇顾及,其中的问题也不复厘正,所以《论语或问》与《孟子或问》二书始终没有付梓刊行,仅仅在学者中私下流传。

《大学》、《中庸》都是朱熹幼年时代诵读、成年之后深思的经典,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一书,自己"蚤岁即尝受读",其后有过多年的"沉潜反复","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可见他的慎重。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60岁,感到所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已经比较成熟,"稳洽于心",方才为之作序。
  
朱熹认为《大学》有阙遗之处,而且次序有颠倒错乱之处;《中庸》论述性理、天道,是圣人心传的要诀,学理深奥,虽然没有残缺,但是章句浑沌,条理不清。因此,需要对二书的文本进行处理。文本的分节,没有照搬郑玄的成说,而是根据二程等学者的意见和自己的研究,重新调整了次序,分别章节,并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所以称为"章句"。他认为,《大学》开头的"大学之道"以下二百零五字是"经",是曾子记述的孔子之言;后面的文字,杂引经传之说,略显散乱,但朱熹认为"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当是曾子门人记述的曾子之意,其性质属于解经的"传"。《大学》的章次,二程认为有错简,为此重新作了编定。朱熹的编次,或从程本,或从旧本,间出己见。此外,他还依据上下文意和自己的理解,增写了"格物致知"章的134字。他认为,如此一来,就显得 "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中庸》的文本也作了调整,分为33章。每条之下先注音,再释文义,然后引证串讲,发挥义理。经过朱熹的处理,二书神明焕然,面貌一新。

朱熹在《四书》的每篇之前,都有一篇序,提示该书的性质、由来,作者的生平与学行等,文字洗练,钩玄提要,非常方便读者。正文之前,又有一 段简明的文字,介绍二程对此书的评价。《大学》每章之后,都有提示章节大旨的说明,如"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右传之二章,释‘新民'";"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等等,全篇之末,又总括全篇结构,并叮嘱读者需要注意的事项:"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对《四书》的注释,朱熹一改汉儒的繁琐之风,务求简捷明快。汉儒重考证,宋儒重义理,彼此各为营垒。朱熹是宋儒中既重义理、又重考据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十分尊重汉儒,对郑玄等学者的学术成就评价很高,但是,他的《四书》注却没有汉儒诸经的生硬面孔,他在尽行吸收前人的考证之后,用近乎口语化的文字来表述,举重若轻,足见功力。注文尽可能使用常用字,对原文中较为偏僻或者有异读的文字,则尽量用直音法注音,帮助读者消除阅读上的困难。与宋代学者轻改经文的习气迥异的是,朱熹在变动文本的次序时,都会在章节之后加以说明,使读者了解原文在何处,以便案复,表现了朱熹对历史文献的尊重,以及他为学 的严谨和慎重。

《四书集注》经过朱熹的覃思精研、反复修改,他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直到临死前三天,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因此,称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精品佳作,《四书集注》是当之无愧的。
  
  四、读《四书集注》要注意什么
  
朱熹的《四书集注》体大思精,宏纤毕贯,百般读之,犹不能尽其奥蕴。那么对于初读者来说,以下三点是需要留意的。

  1.读《四书》的次序。

儒家的经籍文献相当之浩繁,学者应该遵从怎样的次序去学习,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程早就谈及这一问题:"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故如此而不可乱也。"《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二程的这段论述对朱熹影响很大,他不仅主张《四书》是学习"《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五,而且主张读《四书》要有次序,但他提出的次序与二程略有差别:"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一四这种阅读顺序,既是从《四书》的难易来考虑的,也是从《四书》之间的有机联系考虑的。

《大学》既有"规模之大",又有"节目之详",其中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讲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步骤和最终的功效,是为学的"间架"和"修身治人底规模"。《论语》讲日常修德从政,《孟子》谈心论性,内容浩瀚广博,情理兼茂,正可以尽其蕴奥,充实《大学》的间架。《中庸》是谈玄说妙之书,讲"上达处多",是形而上的学问,最后会归于此,可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进入理论探讨的层面。"尺度权衡之既当,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四书或问》李方子引朱熹语)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书集注》的本子,大多不是朱熹提出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而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是不明就里之人所为,违背了朱子的本意,殊不可取。

  2.读书与修身不可偏废。

我们读《论语》,可以看到孔子对修身的重视。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把修身当作治人的基础。孔子把修身进德看作是君子的日课:"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大学》发展了孔子修身为本的思想,提出"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修身方法,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关系到治国平天下。《中庸》强调诚为修身之本,提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而要做到"诚"则又强调"反求诸其身",提出"君子必慎其独"的自我修养的重要方法。

但是,后世儒者读《论语》、《孟子》等经典,大多把它当作射取名利的工具,很少与修身相结合,因而人心浇薄,世道浸衰。朱熹主张体用合一, 要求学生虔心涵泳,真实履践孔孟之道,他说:"《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指,无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充扩之多。"(《论孟精义序》)。又说:"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 "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其心矣"(《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他在《论语序说》中引程子的话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可见,朱熹非常强调读书与做人是一致的,不能做成两张皮。朱熹的这一思想,至今依然是我们读《四书》时应该遵循的原则。

  3.建立了理学的理论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学术思想的结晶,它的特点,是通过注释阐发理学的哲学世界观和心性学说,构建了以天理论为最高范畴的,包括天理论、人性论、格致论、道统论、教育论、政治论等在内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这是它与传统经注的不同之处。注文大多是朱熹自己所写,所引诸家之说,主要是二程及其门人的文章和语录,显现了极其浓郁的学派色彩。

朱熹继承韩愈以来的"道统"说,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十六字坐实为尧舜以来传授的"心法"。十六字中包含了"人心"、"道心"、"精"、"一"、"中"等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以此阐发《中庸》的"纲维"和"蕴奥"。他从理本论出发,认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当气化成形体时,理也赋予其中,这就是性。人物各循其性的自然,日用之间皆有当行之路,这就是道。人类的性道虽然相同,但气禀有差异, 所以有过或不及之差,圣人用礼、乐、刑、政来品节人性,使之复归于中正。人应该不断完善自我修养,"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天理论的核心,是 "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本。在"性论"中,朱熹承继"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并加以发挥,提出"道心"、"人心"等概念,从而将《中庸》理学化、本体化了。朱熹为《大学》补写的"格物致知"章,堪称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精髓。类似的例子在书中在在多有,读者可以仔细寻觅和体味。
  
 
  五、《四书集注》的影响
  
《四书集注》是朱熹倾尽平生精力而作,所以学者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学术成就远在他的《易本义》、《诗集传》之上。

赵顺孙说:"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书,一章之旨、一字之义,或数年更易而后定,或终夜思索而未安。"《四书纂疏》自序杨载说:"《四书》者,王道之骨髓,五经之根柢也。"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序汪克宽说:"《四书》者,六经之阶梯,东鲁圣师以及颜、曾、思、孟传心之要,舍是无以他求也。孟子没,圣经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诸儒先抽关发矇,以启不传之秘,而我紫阳子朱子且复集诸儒之大成,扩往圣之遗蕴,作为《集注章句》、《或问》,以惠后学,昭至理于皦白,盖皜皜乎不可商矣。"(倪士毅《四书辑释》序)。刁包说:"尚论诸儒,必以《四书》为标准,《四书》无所得,虽经史淹贯,不可以为学也。"(蔡清《四书蒙引》序)。王义山说:"晦翁《四书》与《六经》并行于天地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业,为万世开太平,此书也。"(周焱《四书衍义》)

学术界有许多名儒都将《四书集注》奉为圭臬,将诵读《四书集注》作为每天必修的日课,成为一时风气,如真德秀"每晨起坐堂上,炷香开卷,必点校一章,从而演说其义,子侄皆立侍焉"。宋明理学传入朝鲜后,《四书集注》风靡于世。在历史上,朝鲜是儒家化相当彻底的国度,但平心而论,朝鲜的儒学主要是朱子学,而朝鲜的朱子学主要是四书学。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韩国学术界。

《四书集注》中的许多词语,成为全社会最为熟知的名词,最典型的如"格物致知"一词。《四书集注》问世后,一时之间,许多学者开始将医学、 数学、生物学等称为"格物致知学",如朱震享的《格致馀论》,曹昭的《格致要论》,胡文焕的《格致丛书》等。明清时代,中国学者普遍用格致学来称呼西学, 如熊明遇的《格致草》,高一志的《空际格致》、汤若望的《坤舆格致》,陈元龙的《格致镜源》等书,都冠以"格致"的名目,就连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理》最初的中译本也题名为《数理格致》。京师大学堂同文馆设"格物馆",徐寿与傅兰雅在上海开设"格致书院"等,也都属于此类。乃至留日的章鸿钊、留英的 丁文江在归国后被授予"格致科进士"。

《大学》的"三纲领"也作为传统教育思想的理念被广泛传播,例如,清华大学旧有的学生宿舍楼的"明斋"、"新斋"和"善斋",就是依据"三纲领"来命名的,要求学生时刻铭记大学之道。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想必读者诸君都很熟悉。

元延祐年间恢复科举,鉴于《四书集注》文字浅近,说理深刻,加之在学术界得到的充分肯定,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政府决定将《四书集注》定为科举用书,明、清二朝承袭了这一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四书集注》都是天下学子必须首先诵读的经典,其影响之大之深,可想而知。

不无遗憾的是,当《四书集注》成为科举用书之后,也进入了官学的行列,在某种意义上重蹈了汉代经学的老路,成为天下学子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违背了朱熹的著作本义,这是朱熹所不曾想见、也不愿意见到的结局,其间的责任是不应该由朱熹来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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