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赵紫阳之谜

八九学潮高峰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5月16日上午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接见，下午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接见。赵对戈尔巴乔夫说∶你与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会面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因为邓小平同志虽然已经退了，但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议，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是由邓小平掌舵。（鲍彤为赵紫阳起草的讲话稿。见郑若思∶《赵紫阳-邓小平决裂之谜》）据戈尔巴乔夫回忆，接下来还有一句∶"这个决议过去没有公布，今天我告诉您。"（戈氏回忆录∶《生活与改革》，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这个从未公布的"决议"突然由赵向戈氏、同时也是向世界宣布，使外界颇感意外。在那样庄重的场合，在电视直播的情况下，公众知道原来邓之"掌舵"是以中央"决议"为根据，"掌舵"居然合法化，对此感到不理解，进而产生诸多猜疑。

邓之"垂帘听政"合法化，据鲍彤介绍，是这样形成的∶十三届一中全会，赵紫阳当选为总书记。他就职时说∶小平同志退了，但小平同志的经验是我们党内没有其他人能代替的。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小平同志的智慧和经验。赵还说∶尽管小平同志已经不参加政治局常委，但是，遇到重要的问题，复杂的问题，我们觉得困难的时候，还是要向小平同志请教。小平同志将来认为需要，他有权作出决定，有权找我们开会。赵讲到这里，全体委员都鼓掌。赵说∶既然大家都赞成，就作为我们一中全会的一个决定吧。大家继续鼓掌。（引自《六四、邓小平和赵紫阳》，《议报》2005.2.6）这就是秘密决定形成的公开陈述。这个决定是邓、赵共同的需要。邓"垂帘听政"必须有一个中央认可的程序，赵的"总书记"职位，在党内错综复杂的争斗中，必须有邓的权威给予支撑。至于邓、赵如何商定，外人不得而知。据传邓曾表示退出常委还要"管事"，有这么两个字就足以使赵领会了。

这项党内高层机秘大约没有形诸文字，只是一中全会的口头协议。既是机密，当然不能向外公开，赵却借会见戈氏的机会，在学潮正如火如荼、绝食使朝廷束手无策时公之于众，结果群情哗然。严家祺、包遵信等发表的《5.17宣言》指出∶"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学生打出横幅∶"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各行各业各界（包括中央权力机构人员、和尚、尼姑）百万人纷纷自发走上街头，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表达对独裁政治的不满。由于将躲在暗处秘密"掌舵"的邓小平暴露于前台桌面，邓的愤怒乃至与赵决绝，是这位嗜权者的必然反应。在邓看来，"垂帘听政"的制度要有，只是必须暗箱操作，一旦透露出去，就是大逆不道。邓不惜以"分裂党"、"支持动乱"的恶名加诸赵，实肇端于此。

对邓的愤怒与决绝，赵感到委屈，在《改革历程》第一部分第七节"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作了辩解。（1）向戈氏透露此决定并非首次，在这之前接见各国党的领袖以及访朝时向金正日都说明过邓的"掌舵"作用。（2）与国内工会代表及工会干部对话时，向他们解释过邓的"掌舵"作用，获得他们的理解。赵称∶"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赵的这些辩解不足以说明他的"善意"何以引出邓被出卖的感觉，动机与效果的矛盾赵未能解释。

不妨作一对比∶李鹏也曾将邓小平"掌舵"的内容暴露于世。1989年4月22日下午赵紫阳离京访朝，当晚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就要求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他们对学潮的分析。在李鹏主持下，4月24日常委会讨论李锡铭报告，将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第二天，李鹏与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邓即指示∶"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邓小平年谱》）他提出三不怕∶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信报2001年1月18日24版）李鹏命令，把这些赤裸裸的语言从中央传达到地方、从党内传达到党外。对此，邓虽不满，却不强烈。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决定戒严时，邓轻描淡写地对李鹏说∶"这次不要象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说∶"不会，不会。"邓为什么对李鹏将他"掌舵"内容曝光不太介意，对赵紫阳将其曝光却暴跳如雷、从此决绝呢？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还要作一对比∶对党内高层存在的潜规则，赵紫阳与胡耀邦的表现不同。赵紫阳对潜规则相当熟悉，且善于应对。邓小平与陈云某些政见不合，彼此龃龉，邓就把决策程序甩在一边，有事不通过常委讨论、决定，直接让杨尚昆向下布置。陈云得不到说话机会，就要求赵紫阳按时召集决策者议政。赵对陈云说∶我是大秘长一个，要开会，您和邓商量好了再开。"大秘书长"，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尽管赵紫阳对这样的境遇并不满意，但只能认可而无法改变。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邓才允许他在经济改革方面放手去干，赵才得以施展才能，使全国经济面貌大为改观。比较地看，胡耀邦在这方面大不相同。胡耿直、爽快，敢打敢冲，这种性格不适应党内高层潜规则要求。邓认为胡耀邦在反自由化方面"软弱"、"旗帜不鲜明"，先后派乔石、胡启立捎话给予提示，按照潜规则，胡应该赶快面见当今，表示检讨，但胡却视若未闻。赵紫阳出于关心，向胡说∶"要研究一下，给小平有个交待。"胡当面同意，事后却去了新疆。赵紫阳后来又问胡∶"老爷子打过几次招呼，你不表态，怎么想的？"胡沉默不语。实际上，胡耀邦对他所处的屈从环境并不认可，不时表现出不服膺的心态。1979年6月全国人大会议小组会上，他发言∶"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眼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这番言论显示了他的不屈于流俗的气质。在文化艺术方面，他敢于突破旧局。1979年召开第四届文代会，他与胡启立一反常规，响亮地提出"创作自由"原则，选举文联领导机构时大胆实行自由投票制，在文艺界开创了新局面。不难理解，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环境中，胡耀邦这些民主施政事例逐渐成为众矢之的，引起邓小平与陈云不满。胡耀邦不无感慨地叹道∶儿皇帝不好当啊！这就是他对自己角色的定位。不甘心充当儿皇帝使胡耀邦在这个"垂帘听政"的制度中遭受多方打击，最后被非法黜免。赵紫阳呢，尽管他在适应高层潜规则方面与胡耀邦有所不同，可是，最终还是由于坚决拒绝这一规则的钳制，决心不做镇压学生运动的总书记而得到与胡耀邦同样的被非法黜免的结果。这两位均有杰出政绩的总书记的命运背后，有没有共同的启示以警世人呢？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转过来说说邓小平。权力，是邓小平的重要追求。毛死后，他魂萦梦牵的是成为最高统治者，"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其他人等于零。捷克总统胡萨克来访，他向外宾吹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邓选第3卷第272页）所谓"大家希望"，没有任何凭据能够证实。倒是由于陈云的制衡作用，使他不敢把手伸向"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为逼迫陈云退位，他不得不退出政治局常委会直到中央委员会，只保留军委主席职位，他诡称"我提出全退，但都不赞成，所以半退，保留军委主席。"（邓年谱第1212页）这样，就开创了中共由一个普通党员坐镇军委主席的先例。他心里有数，只要军权在手，党权就依然在握。他对此很有信心∶"根据国家需要，根据党的需要，我还是可以起现在赵的作用。"（出处同上）中共有史以来破天荒的"垂帘听政"制度因而产生，中共的专制性质索性退至慈禧时代的水平。

邓小平曾说，他坚信马克思主义。这不过是往脸上贴金。他连马克思主义ABC都不懂，《邓小平文选》居然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邓选第3卷第137、254页）用这种二百五的马克思主义装作他的信仰，越说越露出不懂装懂的样子。他有什么学识呢？他精通一本无字天书《权力学》，为维护专制权力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种态度充分表现在对付八九学潮中。他对学潮的评价，在接见李鹏时的4.25讲话中说得相当透底，他不允许群众有示威游行的权利，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不能乱哄哄的"，"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也不要干了。"（邓选第3卷第212、286页）他的底线是∶"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同上第211页）学潮所以猛然激烈起来，源于《4.26社论》的"动乱"定性。赵紫阳想尽办法扭转僵化局势。5月4日他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原则，然后提出具体解决矛盾的方案∶由全国人大设立廉政委员会，接受对高干子女违法乱纪行为的举报，进行调查。对"官倒"严重的几大公司，由全国人大根据审计情况进行审查。加快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加强舆论监督。这项方案于5月8日常委会、5月10日政治局会上通过，5月13日赵紫阳与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邓表示"都同意"。鲍彤听了以后高兴极了，觉得这是邓支持赵紫阳进行改革的表示。但是，赵紫阳不了解此时邓的秘密部署∶5月6日邓召开秘密会议，称"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5月8日至12日，邓在武汉会见各军区司令员、政委、部分集团军军长、政委。5月13日（正是这一天，邓对赵紫阳的和平解决学潮问题的方案表态∶"都同意"），邓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15位党政军老人汇报武汉会见军界情况，说"军队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和指挥。其他人连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5月15日，陈云等40余位党政军老人先后要求邓尽快采取坚定措施，平息动乱。邓答∶待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即实施军管，恢复秩序。已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部队进京。（《六四、邓小平和赵紫阳》，《议报》2005.2.6）这一切，赵紫阳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却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他正在费尽心机运筹他的"在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解决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总书记的他的党却既无民主也无法制，他的"廉政委员会"的设想不过是空中楼阁。写到这里，不尽悲从中来，赵紫阳先生的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谁能给我一个答案？

现在，可以点到本文的题目了∶赵紫阳之谜。为什么是"谜"呢？那是一个异常紧张的时刻∶天安门广场被20万学生拥堵、数百师生在广场绝食，杨尚昆只得改在机场举行迎接戈尔巴乔夫访华仪式，慌张得连红地毯也没铺，陪同戈氏进城时无法从天安门广场通过。就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赵向戈氏郑重通报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有权"垂帘听政"的决定，点明这是秘密决定。这个消息被直播出去，听众哗然是不奇怪的。为了让戈氏明白邓与戈会见就是最高层宣布中苏关系由此正常化，本可以含蓄地点明邓当时在党内的实际作用，既给邓留了面子，也指明邓的权威地位。"垂帘听政"，邓也明白不是一种可以抬上桌面的安排，经赵一抖搂，邓恼恨成怒——暴君，难道愿意让人揭示他嗜权如命的真相吗？赵关于秘密决定的公布实际上捅明了暴君的这一本质。现在要研究的是，赵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么一手。种种这方面的推测都缺乏确凿无疑的证据，因而不论在推理方面多么合乎逻辑也难以确立。如果证据的搜寻最终令人失望，那么，这就是尚未破解的"赵紫阳之谜"。历史上无解之谜甚多∶光绪是否被毒死？雍正是否改写诏书登基？肯尼迪总统为何被刺？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因何被杀？这些谜迄今没有可靠答案。"赵紫阳之谜"也将停留在历史册页之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