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作人：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中）

跟丫的死磕！

15天前。你冲着那个越过全国人大的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来到北京，准备在这里抛洒你的一腔热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实让人以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进步，为了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早日到来，任何牺牲，都值。在当时，这是最后一批传统型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最后选择。所以你来了，带着眼睛，手捧着心。

5月21日，初到北京，你在广场上游荡了一天。傍晚，在一个叫“京前餐馆”的小店吃了第一顿饭。餐馆老板20多岁，一口京片子。他见你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记着笔记，便上前问，是记者吧？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动而不乱的北京，和令他敬佩万分的大学生。正是在他嘴里，你第一次听到北京“小偷罢工”的消息。

邻座五个大汉正在吃饭，老板说是“雷子”，却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接着，他拎出两瓶啤酒，要请客。见你谢绝，他说，请老师写几个字，写“北京市民死磕队”。说着拿出半截白床单铺开。不懂北京方言，不知道“死磕”的意思，急得老板连比带划，才搞清楚，死磕，就是“拼了”。你想，“拼命队”，大概就是敢死队的意思吧。

没有毛笔，就手抓抹布蘸着墨写，一气呵成。未了，老板要加上一句：跟丫的死磕，写上去。“跟丫的”是什么意思，更难解释了。你想，管它呢，喝了人家的酒就得办事。再次手抓抹布，蘸墨，写了。半截床单变成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北京市民死磕队 ——跟丫的死磕！人民必胜！旗帜展开，包括那五个大汉，齐声叫好，小店里响起一片掌声。

后来，在广场上，在帐篷村，你多次见到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旗帜”下面，是一辆免费送饭的平板车；“旗帜”旁边，是这位年青老板——当时叫个体户——的幸福的笑脸。

自此15天后，6月5日，你见到了另外一条白布标语。标语下面，是一位15岁的北京女孩的脑浆和鲜血，血泊中泡着一只白色女鞋。离地1.5米的墙上和报亭，密集分布着38个弹孔，背对着复外大街。人们说，当兵的追进胡同，从里面往外面打，女孩躲在报亭后面的死角里，被削去半个脑袋。这是一条居民小巷的巷口，复外大街22#楼西侧，巷口悬挂的白布横幅写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挣脱了樊笼的国家暴力的利爪，给古城北京抓出来的伤痕之一。这个案例表明,在崇尚暴力的铁血政策下，人民处于弱势。

坚守，还是撤离？

像一缕游魂，你在黑暗的广场上飘来荡去，哪里有枪声去哪里，可是子弹抛弃了你。丧钟没有为你而鸣。

躺在广场地砖上面，你摆出一个“大”字，双目紧闭，休息。广场北面传来骚动和响声，站立了五天的民主女神轰然倒地，预示着,一个结束正在开始。

那天黄昏的晚霞特别壮观，你满心感激着这最后一天的美丽，于是给广播站送去纸条，要求播放《让世界充满爱》。不久，广播里传出寻找歌曲磁带的呼声。你想象，歌声响起的时候血肉横飞的场景，以及，嬉皮士给警察的枪口上插满鲜花的那种美丽。歌声终于没有在这个注定进入历史的广场之夜响起，此刻，只好躺在这里，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唱：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

“明天”到来的方式很奇特：熄灯。

凌晨四时，在再次广播了《紧急通告》后，广场上的灯光全部熄灭。恐惧随着黑暗降临。纪念碑东侧，有人点燃了垃圾。像战士牺牲前，总要先砸烂武器，有人把收集起来的棍棍棒棒扔进火堆，烧了。围坐着3000~4000名大学生的纪念碑底座上静得可怕，大家在等，等那最后时刻的来临。《国际歌》声响起，“这是最后的斗争……”

大会堂前，聚光灯开亮，照着门前的步兵方阵。方阵闪开之处，一只小分队，弓着腰，端着枪，直插纪念碑而来。瞬间，散兵线包围了纪念碑。有人喊话：市民都出去，离开这里！枪声同时响起。士兵们开始动手，把不象学生的人从队伍里拉出来，推出去。不一会，就有人拎着衣领，把你推到了包围圈外面。被拉出来的市民并不走开，他们站在包围圈外面，声声高喊：学生无罪！学生无罪！

有人对着纪念碑碑体射击，打得火星直迸。很快，大喇叭被打哑了。然而坐在底座台阶上的大学生们，一阵骚动之后，仍然坐着，沉默不语。你佩服这些孩子们，他们已经战胜了恐惧。这时有人茌纪念碑上喊话，建议以喊声大小来表决，决定留守，还是撤离。

其实这类的广场表决，早在“戒严”第一天就预演过了。5月22日，“广场将遭到空降袭击”的传言不胫而走，动摇着大学生们坚守广场的决心。这时，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里举行了公开辩论。正在“坚守派”和“撤离派”难分胜负之际，广场西南角悄悄出现了一支队伍，打着横幅，挽起袖子，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站立。人们走近一看，好家伙，全是新闻媒体的国家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掌声响起！大学生们热泪飞迸！北京市民组成的摩托队，插着旗，编着队，绕场巡行，给大学生壮胆打气。那时起你开始相信，中国的光明未来，要靠知识分子。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感天动地，就是不能感动政府。当时，你的母校华西医大，老师们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是：

“课，我们可以补！”在你的右派父亲工作的四川大学，老师们更直接喊出： “我们就是一小撮！”应该相信,无论将来社会怎样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民族挻直的脊梁，是可以信赖的社会良知。

你没料到的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被集体收买并集体作弊，成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和高度组织的极少数人，欺负没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帮凶和工具。短短十多年，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摆脱了千年传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型：从此没有善恶是非对错，只有贫富强弱输赢，以发财致富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为终极价值。首先坏起来,才能富起来,不能富起来,也要坏起来。这是悲？还是喜？你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放弃理想和价值的坚守，无异于犯罪。广场的坚守意义，就在于精神的守持。这一代大学生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坚守，守住的不是广场，而是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当今发展中的中国,最为欠缺的东西。

没有敌人和仇恨

大学生“留下”坚守的选择刺激了“清场”的士兵，黑暗中，他们开始对纪念碑体密集的点射，来增加压力。你仿佛看见，纪念碑浮雕上的五·四青年，正圆睁着困惑的双眼。因此你穿过散兵警戒线，又一次回到了纪念碑——要死，要和大家一起死。

记得13岁时，文革变成了武斗，你躲在家里看书。《巴黎公社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国大革命》、《世界通史》，在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完成了你的启蒙教育。那时，中国整个是革命大熔炉，50多年的党文化熔化了个人，铸成了集体——镰刀与斧头，或者剑与犁，不是齿轮，也是螺丝钉——总之都是铁做的。那时不少人羡慕“老一辈革命家”赶上了好时光，“给我们创造了幸福生活”，却夺走了我们牺牲的机会。因此，文革中的红卫兵，赶着趟的争相赴死视死如归。当时，个人的最高价值，只是奉献生命，而不是丰满美丽人生。

选择重新回到包围圈里，主动去承担危险，说不上有什么英勇，但很有意义。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都毫不犹豫地跳进大火，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把自己还原为人。6月2日，当广场的坚守已十分困难，而当局的镇压意图已十分明显的时候，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文学博士刘晓波，与侯德建，周舵、高忻发起了新一轮的绝食抗议。“广场四君子”的《绝食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

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起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八九年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急公好义，具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而且思想深刻，目光远大，完全能够担当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使命。事实上，任何史家都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六·四运动，以石头翻身引起的雪崩效应，关闭了冷战之门，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它的历史意义，并不逊于那倒塌的柏林墙。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人民可以选择政府，而政府不能选择人民。就法律的意义而言，主权在民，人民拥有政府，拥有国家；而不是政府拥有国家，拥有人民。因此，人民可以做不被禁止的事，而政府不能做不被授权的事。这是“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常识。“共和”的意义就在于，人民应该选择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接受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情绪化的威权政府，它象一个封建家长，信心不足而威严有余。因而它常常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推给人民，推给人民中间永远消灭不完的“一小撮”。因此，1989年，仅凭着那几双干枯的手，就又一次关闭了中国人民通向未来的幸福之门。这是1949年甚至是1919年以来，最大的历史悲剧。

射向纪念碑体的跳弹，不时制造着新的伤员。不一会，四个人抬着一个脖子上喷血的学生，从纪念碑顶层跑下来。出于医生的本能，你跑到前面开路，带着他们去博物馆急救站。到了那里，你傻眼了：长期停在那里的几辆救护车，不见了！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你们拼命呼喊着，寻找着。

那天晚上，广场上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前面的临时救护中心。一整夜，警铃声声，车轮滚滚，不停地转送着广场伤员和来自周边路口的伤员。而现在，它们竟然悄悄消失了。你向广场北面望去，没有看到救护车，却看到了坦克车和装甲车。在初现的天光辉映中，一字排开着大约四十辆装甲车，像一群蹲伏着的怪兽。

突然，怪兽们一声嘶吼，发动机喷吐的浓烟，顿时遮暗了初现鱼肚白的天空。

九个太阳

你紧盯着200米外的装甲车，下意识地数着，刚数到第28辆的时候，它们轰鸣着，隆隆向前开进了。这时你想到了帐篷村，和熟睡的孩子们。

广场熄灯前，你又一次走进帐篷村。因为你知道，外地高校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坐在纪念碑底座上，而是呆在帐篷里休息。狭窄的过道里，你听到从帐篷里传来的鼾声，还有轻轻的谈话声。你来到一所天津高校的帐篷前，听到传来交谈声：你什么时候回去？天亮就走。回家吗？回学校。

几天前，这个帐篷里传出来的是早期的摇滚乐声。当时六个大学生拍打着脸盆、背包，唱着《九个太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尾声：哦……哦，九个太阳！哦……哦，九个太阳！八十年代，祖国开始青春，美丽动人。你依窗望着这些年青人，想到了不祥的结局，不由热泪盈眶。

现在你没有眼泪。十个小时你没有流过一滴泪水。你只是纳闷。

你没有看到有谁在检查帐篷。当你还在想“帐篷里还没有人”的时候，装甲车已经到了面前，并且快速越过你，推进到纪念碑正面的旗杆前面，随着加大马力的轰鸣声，把碗口粗的铁旗杆推到了。中间几辆车，把帐篷顶起来，蒙在头上前进。这时纪念碑上，还有超过2000名大学生，周围，还有不少学生和市民并没离去。而你，站在广场东路，博物馆前面，眼见装甲车队越过你，一直前进。车队开过，车队后面的帐篷村，矮了一半。此时纪念碑上，再次响起密集的枪声。

现在想来，争论这个细节已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杀没杀人，而不是杀多少人、怎样杀人和在哪里杀人。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杀人，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更加重要的，是杀人过程中双方乃至多方应检讨的过失和责任，包括良心和道义的责任。没有这种检讨，所有牺牲的人——包括大学生、士兵和市民，永远不会闭上眼睛。

杀死李鹏！

有秩序的广场撤离开始了。说有秩序，是在坦克的大炮直指鼻子，重兵重重围困，东南角留下唯一通道的情况下，你唯一的生路，是走人。所以最后一刻，的确和平，有序。
士兵们采取了紧逼战术。大学生退出一层，士兵们占领一层，不多时，纪念碑上已全是士兵。为了搞清状况，你甚至爬上了一辆装甲车，看到大学生撤退的头队，已到了前门大街，扫尾的刚出了包围圈。人数估计有1000多人。时间是6月4日凌晨，五时十分。

你跳下装甲车，去追队伍。早起的市民向广场拥来，他们表情沉重，却鼓着掌，夹道欢送——不，是悲送你们。你追上队伍问，后面还有人吗？有同学答，还有人在纪念碑上，他们坚决不走！这时，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女生冲出队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两三个女生去拉她，她却抱住道旁的小树，死不起身！两个男生又过来劝，也拉不起来。几个人蹲在地上，地上一片哭声！

这时你听见了你喊的却不属于你的嘶吼声：杀死李鹏！杀死李鹏！杀死李鹏！大学生们跟着，喊了三声。队伍继续向前门行进。

这时你相信，此刻如果有个代表李鹏的东西站在面前，无论它是一个士兵还是一辆坦克，你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它。如果手里出现机关枪，你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此刻，你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向精神暴徒的转变，再跨半步，你就是街头暴徒，就是暴政制造出来的暴民了。当然，这个结果只能证明：你输了，手握权柄和武器的人，赢了。

多年后你想，其实这场“动乱”正如那个人所言，是早晚要来的。这是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大循环，近一百年来的社会大变革，以及四十年来国家发展史的必然的历史节点，是实现宪政与民主，实现中国改写历史的社会进步，以及参与世界历史前进的上升阶梯。李鹏和赵紫阳，包括邓小平和胡耀邦至多是其中的一些诱因而已。可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国家发展大机遇，被一心为私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八十年代的艰难改革，却被自私的人们所扑灭，并把这个难题，推给了下一代人。近百年来，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战争”，真正重要的推手，是人民选择制度和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没有得到体现，更没有得到保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没有切切实实的还权于民，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大学生乃至各族人民，将会成为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