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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提醒世人:军事政变仍存在

 2010-02-23 15:06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非洲最穷内陆国家之一的尼日在农历年间传出军事政变,原本已修宪延长任期的坦加(Mamadou Tanja)总统在召开内阁会议时,被军方闯入逮捕,遭到罢黜。发动军事政变的军官随即成立恢复民主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简称SCRD),并宣布将着手起草新宪、举行选举,以恢复宪政秩序。不过,由于选举时间未定,因此是否能够顺利回归民主,仍待观察。

过去拉丁美洲及亚洲在六0至七0年代是政变频传的地区,但自第三波民主化后,军事政变仅在少数几个国家发生,已逐渐成为式微的政权更替方式。非洲尽管亦同时经历民主转型,但军事政变并未因此而消失;即使非洲联盟已公开宣誓不会接受依此途径取得政权的新政府,并且给予这些国家停权处分,但显然并不能吓阻它的持续发生。非洲国家似乎吃了秤砣铁了心,硬是不让军事政变濒临绝种,随时提醒国际社会它依然存在。

军事政变(military coup)是军人以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以迫使政府领导人辞职、流亡,或是将其软禁、加害等非宪法程序的手段,达到更换政权的目的。它通常是由不满现状的少壮派军官所发动,有时他们会成立过渡性质的执政团(junta),然后再举行选举,将政权交还文人政府;有时发动政变的军官本身会成为军事强人,或是遂行威权统治,或是脱下军装、穿上西装,自己参与总统选举。

军人发动军事政变的原因很多,有些是殖民时代的“分而治之”统治方式让某一族裔参与政府、另一族裔成为军人,而导致彼此利益冲突的结果;有些是因为文人政府的政党政治成为族群政党间的猜忌和恶斗,让军人宣称有更高的国家利益考量,因而取代操弄族群矛盾的文人政客;部份军人会因为粮饷未发、但政府高官照样贪腐奢华,而决定为民为己除害;部份军人则是因为有使命感,认为文人政府缺乏效率,忙于政治分赃,但却无法让国家走向现代化,因此决定将军队的纪律用于政府的管理。最后,有些传统王室昧于共和潮流的现实,或是政客枉顾民众对多党民主政治、政权轮替的渴望时,他们亦成为军人推翻的对象。

无论是以上何等理由,非洲军人透过政变而取得政权的例子屡见不鲜。在非洲五十四个国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其余三十多国则是经历为数不等的军事政变,有些国家高达六次(贝南、布吉纳法索、葛摩、奈及利亚等),有些国家仅仅一次(查德、刚果民主共和国、衣索匹亚、加彭、甘比亚、赖比瑞亚、利比亚、卢安达、塞席尔、索马利亚等),其余则是二到五次不等,此次尼日发生的政变是该国史上第四次,亦是九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而整个非洲在同一时间则是近三十次,其中过去十年超过十次。

军事政变最严重的问题并非旧政权的瓦解有可能经历流血冲突,而是在政变后的执政团虽然大都对民主选举有所承诺,但很少有依原订时间举行者。即使举行选举,许多军人往往选择自己投入选战,让军人干政的阴影始终无法褪去。在非洲现代史中,仅有少数几位军人选择自己退出政治圈,还政于文人。

奈及利亚的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在一九七0年代末期还政于文人时,他是非洲第一位自愿回到军营的政变领导人;一九九一年马利的杜瑞(Amadou Toumani Toure)在推翻了执政超过二十年的独裁总统后,并没有眷恋权力,如期举行多党民主大选,让马利成为非洲民主政治的典范。这两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在多年后参选总统,由于其民主素养受到肯定,皆以压倒性的票数赢得大选,奥巴桑乔已经卸任,现在是非洲的元老政治家,杜瑞的第二任期则是要到后年届满。

不过,奥巴桑乔和杜瑞毕竟是少数的特例,大部份的军事政变领袖最终还是无法脱离权力的诱惑。甘比亚的贾梅(Yahya Jammeh)在一九九四年发动该国独立史上唯一的一次军事政变,但在决定举行多党民主选举后并未回到军营,而是迳自参选,随后又将总统任期限制移除,遂行强势统治。几内亚的卡马拉(Moussa Dadis Camara)在二00八年底发动军事政变后,就任命自己为总统。虽然他曾订定二0一0年一月要举行总统选举,并表明不会参选,但在支持者的强力要求下,卡马拉似乎亦有当仁不让的决心。在去年底卡马拉遭到前侍卫枪伤头部、远赴摩洛哥接受治疗后,几内亚的总统大选早已过了原订时间,何时举行仍是未知数。

为何这些军人会有非份之想?原因无他,当他们推翻长期执政的独裁政权时,许多民众或是受够了政治人物的贪腐及专权,虽不至于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往往是欢欣鼓舞地庆祝旧政权的终结。这番热情被错误解读为对军人干政的支持,乃出现了“舍我其谁”的决定,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民众对民主政治的渴求。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非发生军事政变,那些独裁领导人是可能轻易放弃权力、离开政治。许多非洲总统如尼日的坦加选择修改宪法企图延任,或是根本将任期限制取消,军事政变似乎成为阻止他们专权的唯一途径。非洲联盟除了不接受军事政变为更替政权的合法方式外,最近也表态反对任何透过修宪企图延续政权的作为。若是修宪延任应当受到制裁,那么推翻独裁者的军事政变是否应该获得赞赏?究竟有没有好的军事政变?这是尼日政变后,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必须面对的严肃讨论。无论如何,在大部份第三世界地区军事政变鲜少发生的二十一世纪,非洲国家却“力挽狂澜”,让这个非宪法程序的政权更替方式不至于面对濒临绝种的命运。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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