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名家周信芳 魂殇文革

周信芳生活照

湛湛青天竟可欺？——周信芳谈片

只记得他绰号叫“麒老牌”。先认得“麒老牌”，后才知道有个“麒派”。

别说，还真有点像，都是胖嘟嘟的四方脸。在那个时代，像“麒老牌”这样的胖人真是个稀罕物，于是胖，也有了一个优雅的名词：富态。不像现今，明明瘦成一把骨头，还哭着闹着要减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传统戏刚刚开禁，那时的戏迷能哼哼一段《空城计》都会让人侧目，而听到《碰碑》的时候更加感喟，像我这样听惯高亢激昂、铿锵有力的“样板戏少年”，从来不知道京剧居然也有如此悠扬轻缓、一唱三叹的调子。

戏迷们经常凑在一起娱乐，“麒老牌”是常客，嘴一张就是《打渔杀家》、《宋士杰》，特别是唱《徐策跑城》，从“湛湛青天不可欺”开始，唱着唱着便进入剧情，学着剧中情景，在狭小场地上跑上几步，这一跑，“麒老牌”的“富态”模样不见了，脸上的胖肉一颤一颤，一会便上气不接下气，多出了几分好玩、憨态。

麒老牌在戏迷中颇受欢迎，人缘不错，笑起来憨憨的样子。事隔多年，听说“麒老牌”去世了。人老了，总归有这一天。

文革十年，可谓恍惚，可能戏迷们早就忘记京剧行腔原理，嗓子哑就是麒派，得了重感冒就可以唱裘派了。其实“麒老牌”唱的并不很像，他那有点沙哑的嗓子是憋出来的，我也会点。他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唱麒派的人很少，能唱好的就更少。麒派的特殊嗓音和腔调，一开口非麒派莫属，不像马派、杨派，总要听一会才能分辨出。唱得最像麒麟童的是谁？是周信芳。麒麟童就是周信芳。艺名。

那就说说周信芳吧。

周信芳，1895年生于江苏清江（今淮安），籍贯浙江慈溪。填写籍贯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不知道别的国家是否有这样习俗，而我们填写籍贯到底是为了说明什么？是对八竿子打不着的祖先的缅怀还是对故土的追念？以我数十年填写籍贯的经验证明：全无干系。至多满足某些部门窥探个人隐私的欲望，当然，也能局部地满足后人对祖先的攀附，比如孔门后代某教授，谁也阻挡不了他躺在孔氏家谱上的荣耀。

周家在祖籍慈溪曾经望族，只是家道中落，到了父亲周慰堂只能在布店学徒，因他酷爱京剧，下海入了戏班。戏班是要四处游走演出的，遂跟着戏班到了清江演出并结婚生子，这就是周信芳。如此一说，周信芳唱戏也是家传。只是那时伶人地位低下，周慰堂“下海”之举，引得周氏家族极为愤怒，于是把周慰堂及其子孙革出祠堂。周信芳身世尚有别传，这里只取其一。

既生伶人之家，耳濡目染，京剧对周信芳影响极大，不过五六岁许，小小周信芳就习得好几出戏，七岁登台，遂得艺名：七龄童。这一登台，便技惊四座，令人赞叹不已。

周信芳天赋极高，又身在梨园，多得名家真传，迅即红遍江浙沪，只是“七龄童”的名字不能再用，已超过七岁，于是更名“七灵童”，十二岁时上海演出，因海报误植为“麒麟童”。从此，京剧界风生水起，周信芳以“麒麟童”名满梨园，“海派京剧”呼之欲出。

此后，周信芳进科班“喜连成”搭班学艺，认识了梅兰芳并同台演出。而对他影响颇大的是名伶金月梅，因为能演许多新戏，周信芳对新编剧目尤为偏爱。当他十五岁时，因嗓子“倒仓”，不能再像其他演员一样挥霍嗓子，这对戏剧演员原本不幸，可周信芳却能悉心专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仅研习旧戏，在表演和编戏上投入更多。这一逼，逼出一个“麒派”。1928年“麒社”成立，麒派诞生。

周信芳正好出生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时期，那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动荡时代。作为京剧艺术家，他显然受到时代变革的影响，算得上“热血青年”，当代则有“愤青”一说，只不过是语言的激愤，不仅缺乏行动本领，连认识社会的眼光也不具备，更易受世俗诱惑，施以小利，立刻缴械投降。周信芳却是身体力行，反映在艺术生涯中就是对新编剧目的强烈热爱，而他对时代的变迁总是不乏敏感：宋教仁遇刺，他就编演《宋教仁》；袁世凯称帝，他演《王莽篡位》；“二七”京汉铁路罢工，他演《陈胜吴广》；“九一八”事件爆发，他编演《满清三百年》，逐渐自觉意识到戏剧也要反映“人间意志的争斗”。抗战爆发，身陷孤岛上海的周信芳所演剧目又总与“抗敌”有关，如《徽钦二帝》、《明末遗恨》、《梁红玉》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周信芳具有准确把握政治风云的天才，不过一个有良知艺人对社会状况的本能反应，到了文革，良知失效，“本能”麻木，怎么也赶不上时代步伐。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周信芳就与田汉交往，1927年加入田汉主持的“南国社”；1932年5月第一次淞沪战争以后，周信芳成立“移风社”；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移风社”东山再起，不论演艺生活和社会活动，周信芳左翼色彩浓烈。上海沦陷期间，他表现出强烈民族大义，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是当时京剧界进步力量的重要代表。

抗战结束后，1946年初秋周恩来在上海思南路107号周公馆与周信芳初次会面，周信芳与中共关系愈加密切，国民党溃败后，他坚守上海而没有移居香港。

1949年中共建政，由于周信芳在京剧艺术上的杰出贡献，出席了第一届文代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当选全国文联文委、全国剧协常委，戏剧改进会负责人，稍后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这一荣誉，京剧界凤毛麟角。

周信芳早慧，成名早，走南闯北，早就蜚声梨园，他多次目睹、并亲身领教过艺人被压迫、被欺凌的事件。新政府给周信芳待遇优厚，一系列重任都压到他身上：上海戏剧改进协会京剧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文联常务理事、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周信芳极重情义，知恩图报，在新政府领导下，他果然不负众望，对工作十分投入，而且成绩斐然。抗美援朝期间，不仅新编、演出历史剧《信陵君》，还多次为志愿军发起义演，用以购买战斗机。周信芳爱国之心可谓拳拳。

1955年周信芳出任上海京剧院院长，在京剧界地位日益提高，毛泽东、周恩来都看过他的演出，周信芳也日益繁忙，出访、演出、行政，忙的不亦乐乎，并于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一出有“海瑞”角色的清官戏，于是要求有关部门找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写点文章。会后，□□部的两位副部长，胡乔木回北京找吴晗写了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吴晗后经马连良要求搞出了《海瑞罢官》的剧本；周扬则在上海请周信芳编演《海瑞上疏》。周信芳毕竟艺人，一个懂得感恩的艺人，党给了他很高待遇，他对党安排的工作自然毫不怠慢，何况早年也演过《海公大红袍》、《海瑞参严嵩》这样的“海瑞戏”。《海瑞上疏》的剧本由许思言执笔，周信芳兼导演和主演一身，经过半年编排，被列为上海“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于1959年9月30日隆重首演于天蟾舞台。这要比《海瑞罢官》早了一年多。

“海瑞戏”的上演确有一定政治考量：历经1957年反右之后，许多人噤若寒蝉，不再敢开口说话，演“海瑞”只是鼓励大家继续“说真话”，表现他不畏强暴，为民请命的精神，完全没有后来所批判的“为彭德怀翻案”意图。安排这项工作时候，“庐山会议”尚未召开，彭德怀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这些艺术家们哪有未卜先知为彭德怀翻案的本领和胆量呢？

谁也没有料到，“海瑞”这个死了三百八十年的历史人物会掀起中国当代史的惊涛骇浪。

时代在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变化，像周信芳这样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人，虽然不懂，但也照样紧紧跟随。

随着“大写十三年”号召，艺术家们纷纷投身于现代戏的创作中，周信芳此时已年近七旬，但他怎么也不甘落伍，1963年下半年，为迎接全国现代戏会演，他主演了现代京剧《杨立贝》。可就在周信芳把这出戏演绎到几成经典的时候，却接到“上级通知”，这出戏不准上演，因为“杨立贝”是富农，周信芳艺术生涯中的最后一个角色就此夭折。取而代之的是《智取威虎山》。

1964年春，周信芳和夫人裘丽琳在观看《智取威虎山》彩排，江青莅临。江青与裘丽琳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是老相识，可裘丽琳哪里能理解，此时江青早就不是彼时蓝苹，和江青见面时她脱口而出：“我们已经有好多年不见了。”一句话，使江青脸色大变。裘丽琳一句正常的招呼，却如周信芳拿手名剧《徐策跑城》里的戏词：惹下了塌天大祸灾。后来，江青对周信芳再无好脸色，表示自己怎么能与周信芳这样的人坐在一起？她也这样说过童芷苓：“与童芷苓在一个党内，我感到羞耻！”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研究关于“样板戏”的问题，这是明的。暗中却在酝酿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且竟然和周信芳多少有所关联，但周信芳肯定不知道，艺术家的心机怎么也高不过政治家的谋略。周信芳再“进步”，也依然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他反对在现代京剧中给主要演员安排太多的大段唱腔；周信芳是京剧院院长，要按剧团管理规则办事，又反对整个上海京剧院停下所有的戏码，只搞《智取威虎山》这一出戏。可这些“意见”却不符合“革命需要”，政治家有自己的规律，周信芳的这些意见简直就是文艺革命的绊脚石。

是绊脚石就要被踢开，周信芳大祸临头。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且加了编者按。《海瑞罢官》的海瑞是马连良主演，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中的海瑞，既然都是海瑞，那就一锅端吧。正文是这样写的：“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在“海瑞上疏”四个字后面是第15条注释，注释颇长，大意是介绍《海瑞上疏》创作、演出前后的情况。

这正是江青在上海暗中做的事。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前后写了七八个月，多次通过秘密渠道进京修改，据说毛泽东亲自改了三稿。

当年，不是说好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么？于是京剧艺术家们拼命地推，结果，推出了一株大毒草——这正是姚文元文章所作出的政治判决。

这一劫，周信芳怎么也躲不过了。

南周北马，一个演《海瑞上疏》，一个演《海瑞罢官》，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配合默契。姚文元一炮轰出，倒下一片，如此节俭战法，实乃用兵之道。或许有人问，一篇文章会有如此大威力吗？我写没有，姚文元写就有；写在这个时代不一定有，写在那个时代一定就有。血肉之躯如何抵挡得了专政机器？马连良于1966年12月16日撒手人寰，周信芳比马连良年长，生命力也比马连良顽强，当然，也背负了更多的痛楚。

说到姚文元文章，我仔细拜读过，真是才气逼人，立论、驳论、结论，抽丝剥茧、层层推进；分析透彻、调理清晰；丝丝入扣、滴水不漏，文人气、才子气扑面而来，堪称文章典范。可好文章全没用到好路上，文章有大致命处，这就是戮心。他的立论、驳论、结论，都是为了证明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事实：为彭德怀翻案。时隔四十余年，文革历史早就被中央彻底否定，姚文元负罪入狱，也已病故多年，“戮心”之衣钵却被完美继承，不久前我就看过一位斗士挂在自己博客上的一篇访谈，每个字都含机锋——不，是刀锋，字字夺命的刀锋。倘若此文写于文革，被他“批判”的那家报社估计要从此坠入十八层地狱；倘若姚氏不死，定会翻身拜他为师。所幸，我们处于一个相对开放时代，盲从已不再是所有人的选择，是与非、丑与恶，我们懂得。

戮他人的心，终将刻下自己的耻。鲁迅曾云：捣鬼者有术，也有效，然以此成大业者，古来无有。

姚文元文章的威力，对待周信芳、马连良、吴晗太过浪费，对待彭德怀也颇有盈余，这些都不是文章的最终目标，在这篇看似四平八稳、才华横溢的论文下面，潜伏着一条激荡的河流，半年之后翻卷成中国历史上的骇人巨浪。

跟随姚文元文章后面接踵而来的是批判周信芳的文章，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丁学雷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5月26日接着发表署名方泽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到了6月份，对周信芳的批判已经连篇累牍，他从此坠入深渊，开始了地狱般煎熬。

上海京剧院是文革的重灾区，八个样板戏中的六出与上海有关，周信芳侧身重灾区，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他的罪名一大把，历史问题、现实问题都无法逃脱。文革中一系列标志性惩罚统统落到他的身上，检讨、交代、抄家、批斗、牛棚、游街，无一幸免。

恐怖政治最恐怖的地方在我看来是对生活的直接干预，它肆无忌惮地闯入个人生活领地，不论你小心还是不小心，随时都可能成为专政的对象，这在文革则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不但可以干预你的现实生活，还能干预你的历史生活。给周信芳这样的社会名流找点罪名不是手到擒来么。比如周信芳和上海滩帮会头子黄金荣、顾竹轩的来往，给汉奸吴思宝唱堂会。这样的“罪过”，非但不是平常无奇，简直就是罪不可恕。

可周信芳生活在那个时代，上海的舞台都由这些“闻人”把持，周信芳不去那里唱戏如何生存？给吴思宝唱堂会则是被枪押着去的，更如何让一位艺人掮起国家沦陷的责任？周信芳是个艺人，一个深怀大义的艺人，大义上，他已经尽到自己的能力。

但革命家们的信念是极其纯粹的，革命意志是不考虑环境、历史和社会特征的，自己革命，也要别人一样革命；自己纯情，也要别人同样纯情。江青一面竭力抹去自己的历史，一面又毫不留情地追溯别人的历史——这对周信芳而言只是一种生活，只要生活在那个时代，都可能遇到这样的经历。

生活成了一种罪。

江青对童芷苓、对周信芳的态度都与其上海的经历有关，正如裘丽琳所说的那样：“她是蓝苹……我们本来是认识的……”是啊，三十年代上海滩艺人们认识蓝苹的不是一个两个，但此时，她不叫蓝苹，叫江青，蓝苹是历史，是一段需要用专政手段掩盖和抹去的历史。为此，江青煞费苦心。

插一段与之相关的故事。

1966年10月9日凌晨，上海发生一起神秘抄家事件，被同时抄家的童芷苓、赵丹、郑君里、陈鲤庭、顾而已五家，本来这个名单上还有周信芳和于伶，合计七家，没有抄周信芳的家，是因为他在文革甫一开始就被打倒，其家已被红卫兵抄过多次，且一直有红卫兵把守；没有抄于伶的家，则因为他家住空军招待所对面，而这群神秘抄家的人正是来自空军江腾蛟手下。抄家原因，从他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无不是三十年代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都与江青有过交往。江青自己没有出面，通过叶群安排了江腾蛟手下去执行，他们对抄家人员要求“绝对保密”，并且只要书信、笔记本、照片等材料、资料。后来，抄出这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在江青亲自监督下，由叶群、谢富治亲手销毁——这些东西留下了江青——还是蓝苹时期在上海的印记。1967年11月26日，张春桥亲笔批示，18名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士分别被拘留和隔离审查，他们纷纷成为“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

1967年1月16日，周信芳被押在高架轨线修理车上全市游街示众；1967年12月7日，上海市文化系统“文革领导小组”在上海杂技场联合召开文化系统各造反组织的“打倒周信芳”电视斗争大会——此时的电视，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稀罕物，这“最先进”的技术用到了“革命的”最前沿，在1968年4月25日批判贺绿汀时用的也是这一招。

我问过父亲，可知当年批斗周信芳么？答：知道，斗得可怜啊！再问：如何可怜？答：忘了。答的干脆，忘的利索。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再残酷、再荒谬都会被轻而易举地忘却，当真，我们是个容易健忘的民族？勒在历史肉缝里的那道绳索，怎么能够轻轻忘却？

1968年11月14日，周信芳被捕入狱，一年之后被释放。他的灾难还祸及家人，儿子周少麟两次入狱，孙女玫玫被吓疯，夫人裘丽琳因惊吓一病不起，在周信芳尚在狱中时去世。这些横祸都没有换来周信芳的重生，到了七十年代初，在是否“解放周信芳”的问题上，张春桥明确表态：“如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那么我张春桥就是反革命了。像他这样的人，要我叫他同志，杀了我的头我也不干”，“对周信芳，不枪毙就是宽大处理了”，怨毒深矣。这样的表态真叫周信芳永无出头之日——1974年秋，虽已文革末期，周信芳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给群众监督。”——如果说这是周信芳“罪有应得”，那就是他至死也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徐景贤说：“像周信芳这样的人，是一定会把花岗石脑袋带到棺材里去的。”

真是条汉子！

1975年3月8日早晨，这位创作、改编、整理、移植剧目达二百余出，其中堪称经典的剧目就有几十出，为中国京剧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艺术大师含冤去世。

湛湛青天，飘荡着周信芳一缕冤魂。

周信芳《追韩信》剧照

周信芳《四进士》剧照

周信芳《徐策跑城》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