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 视（中篇,一)
兴邪•灭善
四看，它是四蹄踏地的罪兽，伪善面孔的骗子
共产党曾经牢牢控制着中国达几十年之久。其威力所及，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其统治的巅峰状态，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感叹： “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中华做成这么多坏事呢？中华众生为什么会被共产党控制、利用呢？
四看共产党，它是一只四蹄踏地、招法凌厉的罪兽，是一个以伪善面孔控制中华、垄断政权的骗子。
四蹄踏地的罪兽，运用巧妙的招法
伪善的前蹄，用理想包装罪恶
【两只前蹄】
共产党有四只铁蹄，就是四种特别手段。
每只铁蹄都有独立的名字。左前蹄叫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右前蹄叫做“不择手段的革命美德”。
【用理想包装罪恶】
共产党控制社会的理论原点是“领导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从这个原点出发，共产党把暴力、欺骗、残忍等各种罪恶包装成“革命”。和平是美德，但为了“共产主义”，就必须武装斗争，甚至认为不坚持武装斗争就不是“共产主义”，其实就是把“暴力”作为检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准。诚实是美德，但是为了“共产主义”就可以欺骗，甚至把欺骗发展成“统一战线”，其实就是眼下利用，过河拆桥。仁爱是美德，但是为了“保卫共产主义路线”，就可以抄家、打人、株连、下放、杀头，甚至把残忍发展成“革命坚定性”，称为“划清界线”，其实就是任意胡为、草菅人命。有了共产主义装点门面，共产党所做的一切暴力、欺骗、残忍等都有了“理由”。
【所谓理想，只是幻想】
但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实际只是一个幻想。社会主义国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试验场，还要不断防备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只需和平方式就可以把社会主义演变掉，共产主义的虚幻性可想而知。共产党以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践踏人类的一切道德，并称之为革命，其实质非常荒唐，更违背人伦。
以暴力坚持错误，不折不扣做兽
【偏执暴力，坚持错误，并非科学】
人都会犯错误，把共产主义的幻想当成理想，还只是一个错误而已。问题是共产党在此基础上选择了暴力主义，走上了坚持错误的道路。
其实共产党坚持暴力完全没有任何科学的态度。如果共产主义真的比资本主义更科学、更合理、更美好，共产主义就有能力“和平演变”资本主义，不需要暴力。但是共产党不这样看，而且也没有这样反观过自己。
【蔑视他人痛苦，即是兽类】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用暴力剥夺别人的财富，对于被剥夺的人来说真的是极端可怕，无异于杀人害命。但是共产党不讲感情，它要讲“道理”。它坚持共产主义是“科学”、是“理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一定要用暴力来实现。
共产党敢于把这样一个没有真正理论基础的东西用暴力付诸实践，并把暴力作为自己的根本特征，就决定了共产党事实上不具备人性。
中国自古以来，判断“人”与“非人”的标准是“德”。孟子说：“人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小人失之”。 如果为了自己的一点思想，就敢于无视别人的痛苦甚至生死，那就是具备了兽类的本质。这也是宇宙中公认的标准。
【坚持暴力路线，不折不扣做兽】
如果共产党只是探寻共产主义道路，不敢轻易地使用暴力，那么共产党的塑像只是一个迷茫中的年轻人，左手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右手是“学习、研究与探索”。如果共产党决定尝试暴力，但只做有限的尝试，那么它就已经双手按在地上，一时初成兽类，不过还有回头路而已。
但共产党走得更远，它把斗争奉为第一要义，认为只有坚持暴力革命才是共产党，否则就是修正主义。所以共产党要求残酷斗争、不问缘由、放弃人性、忠于中央，其实是不折不扣做兽，而且是残忍的罪兽。
强硬的后蹄，把所有党员套牢算定共产党的两只后蹄十分强硬。左后的铁蹄叫做“党性高于一切”，右后的铁蹄叫做“支部建在基层”。通过这两只后蹄，共产党把“不择手段進行革命”的罪恶理论推动成为血腥的现实。
【用党性防备人性复苏】
“党性”是共产党控制党员的重要法宝。即使是为理想而奋斗，“不择手段地進行革命”也是违背人性的。所以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以其血肉之躯参加共产主义的时候，免不了会产生疑惑：我这样对吗？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共产主义在哪里？其实这是人性自然的复苏。
为了消除共产主义队伍中人性复苏的影响，共产党发明了“党性”。“党性”就是无条件地听党的话，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杀人放火贩毒掳掠。“党性”是共产党内部评价的基本指标，决定着共产党员政治生命的主要方面。但与基本伦理相悖，也达到了极端的地步。
例如张思德。因为共产党长征后滞留陕北缺少军费，共产党决定在南泥湾开荒种罂粟、烧鸦片，卖给国统区以赚取军事经费。这件事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鸦片不仅是毒品，而且是100年前导致中国丧权辱国的象征物，所以不是谁都会去种、去烧的。但张思德甘于把自己的人格奉献给党和党的“事业”、默默烧鸦片窑，最后结果被砸死在窑里。所以毛泽东专门撰文表彰，使其得到了共产党内的最高尊荣。
通过党性，共产党给各种违背人性的做法“加冕”，使共产党员只看到党性，看不清人性。
【用党性划定行为标准】
再例如1989年“镇压反革命暴乱”。出于人的本性，都会同情学生，反对杀人。但对于共产党员来说，都必须表态支持党的决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通过党性，共产党给所有党员的行为划定标准，达不到标准的就是批判对象。
【用组织圈起所有党员】
“组织”是共产党控制党员的另一个法宝。1927年，毛泽东发明了“支部建在连上”控制军队的手段。共产党建政后，把这一经验放大到全国，遍及任何一个单位、街道、村庄，只要有三名以上党员的都要建立支部。
支部是共产党的“战斗堡垒”，它的主要作用是贯彻上级党组织的决议，从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每个支部内的全体党员要集体决议、配合行动、相互监督。共产党对阶级敌人从不手软，对于党内变节的人更加从不姑息。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党性文化中，每个共产党员都积极主动地表现，恐怕自己被怀疑为思想落后、变节叛党。其实所谓的“变节叛党”经常只是与上级党的观点不一致而已。一旦机缘不巧、风向不对，就被上纲上线，成为“变节叛党”。所以共产党员相互之间还有一种谁也不敢“落后”、谁也不敢说心里话的“毒刺纽带”。
共产党员在平时都有生活工作中的身份，可能是老乡、同事、兄长、小弟、领导、部下，可能谈笑风生、颇具人性味。但只要涉及政治敏感问题，马上一改常态，念一套故意“拔高”、“忠诚于党”、自我保护、口是心非的“忠字经”，然后按所念的这套“经”做成决议，共同执行。共产党社会许多匪夷所思的怪事，例如“丢下工作学三讲”、“先忠于党再忠于人民”等许许多多，就是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炉的。
【把所有党员套牢算定】
就这样，共产党四足踏地，以理想开路，把不择手段奉为革命，以党性防备人性复苏，用组织套牢党员，把所有的党员纳入一个相互监视、带有恐惧性质、谁也不敢轻易解脱的怪圈。然后告诉党员说，你们在政治上是先進的，有更多進步机会，以此迷惑党员。
如此招法巧妙，果然气势非凡。所有的党员都被共产党套牢算定，虽然心怀恐惧，但又自觉荣光，如入迷魂阵中，难以自拔，甚至不想解脱。
深具奥妙启动乱整，利用乱斗铸造党威
深具奥妙的“乱整”
【关键是力道】
共产党招法虽然巧妙，但是能不能控制住中国，更大的关键在于力道。没有力道，再巧妙的招法都没有效果。
在力道方面，共产党力道之强，使人闻风丧胆；力道之奇，使人难以看破。
【第一次系统地加强力道】
共产党第一次系统地加强力道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延安整风时期。共产党成立后，先是力量极弱，后来附体国民党、窃取军队、攫取政权，随后被国民党追杀、一路逃至陕北，从来没有过喘息的机会。策划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国民党军队在前方与日军对敌，共产党随着日军开進的速度“开展敌后斗争”，好整以暇地看蒋日开杀，自己游而不击，蓄积力量而不战。共产党第一次取得了真正的休息机会，可以好好地炼一下内功了。令人想不到的是，共产党所炼的内功是“整风”。
【整风的样本】
《九评》指出：“整风的第一步，是建立每个‘同志’的人事档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谱，(3)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4)个人自传与思想变化，(5)党性检讨。……最关键的是党性检讨。以思想意识为例，要检查入党、入伍后是否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借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目地，对革命前途是否动摇过，是否战斗怕死，是否想家、想老婆。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每个人都被发现有问题。审查干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内奸，造成无数冤假错案。整风时代的延安，被称作‘人性的炼狱’”。
“抗日军政大学進驻了审干工作组，两个月的各式活动，例如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还有照像，就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让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没有问题，否则就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们不敢与他人交往，各怀鬼胎，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每人都不敢为真理及被诽谤的朋友辩护，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恶棍因阿谀而平步青云。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们快疯了，大家都只求保住生命和饭碗，荣辱尊严、同志间的爱都被抛得一干二净。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
【“乱整”的奥妙】
共产国际代表的抱怨是知其表而不知其里，因为他的水平与毛泽东不可相比。
延安整风的确是人中最黑暗、最残暴、最恐怖的整人游戏，但它与历史上所有政治斗争中的整人活动都不同。它有一个极端特别的性质，叫做“乱整”，也就是没有预定的被整对象。谁也不知道谁会被整，一切都在不定之中。一切都是你逼我，同时也是我逼你。最后可能是你整我，也可能是我整你，但也可能是你整他，也可能是他整我。一切都像波涛行船、水急浪高、风雨飘摇。没有什么可以相信，没有什么可以依赖，只能自己收紧自己，依靠歌功颂德、小心谨慎、紧跟中央，从而争得一点生存空间。
这正是毛泽东所需要的。共产党要暴力革命，但人心总有渴望和平、爱惜生命的时候。毛泽东确定了“蓄积力量而不战”的策略，但总有不同意见。面对来自人性以及爱国心的反对力量，毛泽东如同玩弄戏法一样，把延安变成“乱整的舞台”。谁都没有了安全感，就再也不会提出任何意见。而且加上共产党“组织建在基层”的体制，共产党“同志”之间必定从此心怀隔阂、相互防备，“无限忠诚于中央”。从此再通过“党组织”贯彻什么政策，所有党员都会自我“拔高”、自我“加码”，共产党就会焕发出“神奇的活力”。
【恐怖与乱整的技巧】
这是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拿手好戏。共产党建政以后，十分熟练地继续运用这个技巧。
中共在1950年“镇反”运动中确定，“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的比例从何而来？谁也不知道。为了凑足这个比例有谁会丧命？也不一定。按照这种“没有标准的标准”，所有能活下来的地主、富农、小资产者甚至平民都学会了如何自我收缩。
共产党就这样一路“东反西反”，一路“胡杀乱杀”。乱杀之下，人人都不敢说话。这就是恐怖与乱整的技巧。
【此道中的最高手】
毛泽东是此道中的最高手，而且就是因此而保持为共产党党内的最高领袖。
毛泽东不怕天下大乱，而且常怕天下不乱。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给毛也戴上了红袖章。毛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轻描淡写地加了一句：“要武嘛！”在此前红卫兵只是长途串联，正是毛泽东的这一句话，有意启动了中华大地上的空前武斗。在难以辨别政治方向的急风骤雨中，不仅要斗，而且要武斗，这是多么的恐怖！所以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在内的所有人都难以自保明天还是安全的，更无须说一般的百姓。只有毛泽东自己能够策划一切，主宰一切。他要求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他对党委不满意，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越是天下大乱，别人就越不安全，毛泽东就越能够如鱼得水，一会儿指出某些人的“错误”，一会儿又以“伟大领袖”的胸怀“原谅他们的过错，让他们戴罪立功”。
把国人变成魔兽
最典型地被毛泽东与共产党利用的是没有任何历史经验的单纯少年，它们被称为“红卫兵”。
【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
这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九评》转引了遇罗文的报告文学《大兴屠杀调查》：“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红卫兵以如此行径“破四旧”，冲向社会，人民日报随即发表社论《好得很》。
【日益雄壮的吃人】
“比北京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分为三个阶段：
“1. 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2. 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3. 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这是人吗？
一场文革过后，经过了暴风骤雨的人们，或多或少，有几个可以无愧于良心？除了人性自身的弱点，共产党是其中主要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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