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前苏联出了一位妇孺皆知的少年英雄。一时间，不知道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轮船、飞机以他的名字命名。不知道有多少作家、诗人、画家为他树碑立传，包括大文豪高尔基在内。就连火柴盒上也印着他的头像，在莫斯科为他还立了纪念碑。他的名字叫帕夫利克。然而，时光到了1989年，纪念碑前再也没有成群的少先队员和成人来这里宣誓和瞻仰了。人们对他的反应是不屑一顾：“那有什么好看的，早该拆了。”到了1991年，连同纪念碑及少年英雄的铜像全被拆除（见《随笔》05.5期蓝英年文，下未注明的均同）。从此，罩在帕夫利克头上的那些数不清的光环灰飞烟灭，在俄罗斯再也没有人愿意提起他了。
导致这位少年英雄从天上到人间，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乃当局为了某种政治企图而精心设计和制作的、为邪恶政治服务的一个工具。用优美的外衣将其包装，尔后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将“产品”迅速推出，供全国人民好好学习。实际上，帕夫利克既不是道德的化身，更与崇高无缘，他只是一个极普通甚至还有些愚昧的俄罗斯农村小孩。人们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质上是凭借强大的国家镇压机器，公然去剥夺农民的财产和利益，因而遭到了农民的强烈抵抗。在这场“博弈”中，很多富裕农民从肉体上被消灭。有人统计，农民死亡的数字为六百万至两千二百万。这中间，不少农民是被饿死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同样逼农民交出粮食，其手段又极其残忍和下流。肖霍洛夫在他家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为了让农民交出粮食，官吏“往女庄员腿上、裙子下摆上倒煤油，用火点着再扑灭问道：‘说不说，粮食埋在哪里’……二三月把男庄员扒光，让庄员沿墙排成一排，然后用猎枪霰弹朝他们头顶上射击”。其实，农民早已无粮可交。于是惨境出现了，同样是肖霍洛夫的描述：“庄员和个体农民都快饿死，大人和孩子浮肿，吃的都是人所不能吃的东西，从动物尸体到柞树皮，以及沼泽地里的各种草根 ”（蓝英年、花城出版社《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P189）。在这种情况下，少年英雄便应运而生了。
帕夫利克一家住在靠近西伯利亚的一原始森林区，父亲因为受不了母亲的邋遢，一怒之下离开家跟别的女人去过了。于是喂牛、劈柴等活都落在了只有12岁的帕夫利克身上。他在母亲的怂恿下为了吓唬父亲让他回家，即向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克格勃告发了父亲。当时流放到这里的有很多属于敌对阶层的“富农”，便说父亲为这些“富农”办事，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而当局此时的目的，正是想用这种饿死、冻死的方式消灭这些“富农”。帕夫利克的出现，让当局找到了一个实现这种旨意的打手，经过一番精心包装，借助强大的宣传机器，一夜之间，一个“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敢于告密、敢于和父亲的“反动行为”作斗争的少年英雄便隆重“出炉”了。号召全体农民，要像少年英雄一样，不能被亲情所迷惑，勇敢地揭发父母藏粮不交的行为。帕夫利克这一年便死掉了，当局说是他的爷爷等亲人因为告密而将他杀掉的（其爷爷等人由此全部被镇压）。而俄国现在的学者的考证是：为了树帕夫利克这个“典型”，必须让他死掉，是“执行者”将他杀掉的。可见这种树英雄的手法多么卑劣。戈培尔用过，“四人帮”也用过，当年江青集团树的英雄或典型，如张铁生、朱克家、李庆霖等等，几乎与帕夫利克的“被发现”如出一辙。从帕夫利克今日的灰飞烟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违背甚至强奸民意之基础上树立的所谓英雄，靠宣传机器成就的所谓英雄，先定个某种框框然后再到现实中去找的所谓英雄，可能大红大紫于一时，要想久远，恐怕很难。
在民主国家和地区，好像没有树英雄、塑典型的习惯，像比尔·盖茨、李嘉诚那些动辄斥巨资于社会公益或救济事业的大慈善家，好像政府并没有刻意去宣扬、树立他们为英雄和典型，更多的感觉是：其品质于那种土壤里天然形成。去树反而有画蛇添足之感。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到处都是树的英雄和典型，反折射出社会的某种虚弱和底气不足。再则，把一个人宣传得“至善至美”，不知别人如何想，而我对此常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其实，庄子早就说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还是平民更真实些，聚光灯下有些人的言行难免要失真。
最后再说一句话，帕夫利克，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他也是无辜的，或者还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的“典型”的作用而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不能由他来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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