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跪向卡廷屠杀受害者致哀的启示

《参考消息》报道：4月7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向卡廷森林屠杀惨案受害者致哀，跪献花圈。当日，在位于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公墓祭奠，向70年前（1940年）被斯大林下令杀害的2.2万名波兰军官致哀，跪献花圈（见照片）。普京说，是斯大林制造了卡廷惨案，“俄罗斯人对屠杀感到遗憾，正如他们对受害于斯大林极权主义统治的同胞感到遗憾一样。”

卡廷惨案的大致经过是；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时，波兰军队正在西线浴血抗敌，突然苏军从东线攻入波兰国土，与德军成夹攻之势。波兰军队本来就已不支，现在顿时溃不成军。最后波军选择退向苏联一侧，他们宁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纳粹投降。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政治鉴别”工作，士兵们被释放，剩下二万二千名军官都是波兰民族精英，他们入伍前都是专业知识分子（这是波兰军队很特别之处），二万二千名军官等于二万二千名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会计师、作家……斯大林认为，假如将这些人都释放了，将来肯定又会为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服务（波兰流亡政府已经在伦敦成立了）。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依靠他们，又会组建起一支军队来，这将给苏联和未来由苏联卵翼下的波兰傀儡政权带来大的麻烦。

更深层原因，则是报复他在1920年被波兰军队打败的仇恨。在1920年苏波战争中，斯大林亲自指挥的一场战役意外惨败，数千苏联红军被俘，并遭受悲惨命运。

研究考虑后，斯大林命令内务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将他们秘密处死（每人后脑打一枪），再挖个大坑埋掉。

这是非常野蛮、惨无人道的屠杀。斯大林自己也知道这是见不得阳光的卑鄙行为，事后嫁祸于人，诬称是德国纳粹所为。直到1990年4月，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向来访的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承认是斯大林所为。

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反思和总结近现代、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识到人类社会要向前发展，要保障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的尊严和平等权利，首先必须承认和尊重人权。是由于对人权的无视和污蔑才导致发展为野蛮的暴行。所以，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12月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后来又先后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正是在这种文明反思背景下，国际社会近年来出现反思历史新动向：许多国家都在回首该国过去的统治者在历史上实行奴隶制、种族屠杀或恐怖暴行给本国人民或他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并进行政治道歉和经济赔偿。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有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甚至为几百年前国家的罪错道歉。如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通过决议，向200多年前该两州贩卖人口和实行奴隶制度表示“极为遗憾”，认为政治道歉将有利于采取措施“消除奴隶制度至今对人们的影响”。2008年美国国会还正式通过决议，为200年前美国实行的奴隶制道歉。在澳大利亚，1998年人权组织发起设定每年5月26日为“国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纪70年代被英国殖民者掠走10万土著儿童的罪行（将他们抓去英国，让白人家庭进行所谓“欧化教育”，图谋从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他们被称为“被盗窃的一代”）（见《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郭道晖文《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2010年3月8日，美国洛杉矶大都会交通局在“长青公墓” 修建了一堵纪念墙，以纪念那些19世纪末为美国修筑铁路而死后不准葬入当地公墓的华工。因当时美国政府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华人死后不能与白人一起葬入公墓，只能埋入墓外野地。今天，美国人自己反思，仅仅因为对其他民族人士在葬式上的歧视就深以为憾。其人道精神的高度不能不令人尊敬。（见2010年3月8 日《时代商报》）

即使在我国台湾，在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的“秋祭追思会”上，国民党主席为当年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白色恐怖”，郑重地三度向受难者公开道歉。他说：“虽然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既然现在身为国民党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主席办公室通过台湾的党史历史馆长邵铭煌，为上世纪40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杨虎城的惨案，代表国民党向其亲属道歉。（见同上郭道晖文）

正如许多人士指出的：对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着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德国勃兰特的一跪获得了犹太民族的谅解和全世界的尊重。普京的跪献花圈，使俄罗斯和波兰两国的关系转暖。

2010年4月9日《参考消息》第3版

国家领导人出面代表国家道歉，党派领导人代表本党派道歉，是担当的精神，是诚实的表现，只会赢得人们的尊重，推进自己国家或党派的团结进步。

相反，或讳疾忌医，或隐瞒事实真相，不但不认账，反而压制人民的质疑和批评，封堵人民的议论，则只能加速自身病症的发展，直至失败。比如刚刚发生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骚乱，总统巴基耶夫实行家族治国、纵容腐败、忽视民生、压制民怨，结果被民众推翻。这证明，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企图推行专制治国策略，终必失败。

在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以扼杀人们独立思考、钳制人民言论自由、推行独裁专制政治制度为目的，采用阴谋诱骗、深文周纳、栽赃诬陷等卑鄙手段，打击陷害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的祸国殃民大折腾。

这一场阴谋运动直接受害的爱国知识分子55万多人（新近解密中央档案记载，被扣上各等级右帽的知识分子实际是3178470人。 （据《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郭道晖文《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由于毛泽东率先垂范大搞阴谋、指鹿为马，带坏了全党、全社会的风气，从此说实话直言诤谏者下地狱，曲意逢迎溜须拍马者青云直上，这才导致随后发生了盲动蛮干的“三面红旗——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继而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国民3750多万人。

这是一场国家大灾难，一场民族大灾难。事过53年，肇事的共产党至今仍不肯真诚的向受害者道歉，甚至对侥幸逃过鬼门关、存活至今的少数当年受害的右派老人继续采取打压政策，不准老人们再谈论“反右”的卑鄙残酷，连几十位右派老人要聚一聚喝茶叙旧也禁止。对比德国总理勃兰特、俄罗斯总理普京的悔罪认错，其精神境界何其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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