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照门”的历史与人权解读
维权律师唐吉田、刘巍两人因推动北京律协直选、参与维权案件，双双面临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处罚。上周四，北京司法局对此案进行听证宣告。“吊照门”一经披露，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弹。许多人权团体和个人纷纷发表声明对两位律师表示声援，对北京司法局滥用法律惩罚维权律师表示谴责。
“吊照门”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来中共当局打压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群体的众多案例之一。 就事论事地声援唐、刘二位律师，谴责中共粗暴违法行为的文字，网上已不罕见。本文则试图把“吊照门”放在历史视野里，以人权与官权消长的维度对这一事件进行审视。
大和尚不高兴
对于中共治国的法学描述，若按通俗易懂论，莫过于毛泽东自认的那句歇后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中共执政六十年了，虽然风水流转，但“无法无天”始终是这个政权的治国主调。无疑，对于中共这个习惯于胡作非为的团体来说，法律确实是一种羁绊。倘不是为了便于惩罚民众、接轨于现代国家通例，完全不要法律也许更适合这个政党的心性。
事实上，中共执政后也确实长期没有什么有效的法律，除了为使老革命们泡妞合法化而急匆匆颁布的《婚姻法》差不多算个例外。土改、镇反这类涉及面极广的害命谋财的政治运动，仅凭中央政府，甚至只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可以让地主资本家资财散尽，人头落地。当时有一些前朝遗留下来的律师，私底下帮人打一些官司，这让大和尚很是不爽。1950年底，司法部发出《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的通知》，直到1952年，《人民日报》还在刊发文章，声色俱厉地要整治那些“黑律师”。
没有法律，律师当然更派不上用场。中共的律师制度是在当局尽情地杀杀砍砍五六年之后的 1954年才开始建立的，而真正有“律师”这个行当还要更晚。那时的律师是被官方养起来的，是供职于司法机关的“公务员”。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开始。这是思想和言论界的镇反和肃反。数百万人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遣送劳教或劳改。这一年，全国有专业律师2572人，兼职律师350人。然而，面对中共气势汹汹的全面胡来，律师们和反右的受害者一样不堪一击。事实上，很多律师正是因为仗义执言，而自己也以“丧失阶级立场”、“为坏人说话”等罪名被打成右派。反右运动使中国的律师群体基本上全军覆没。满打满算，共产党中国的律师制度问世也就两年多的时间就遭遇了脑死亡。
这一死就再没有活过来，到了文革，别说脑死，连同嶙峋的肉体也一块儿死翘翘了。
等到无法无天的大和尚砍人砍到腕酸，想到“还是有个法律的好”的时候，已经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自然，有论者认为，和尚想起法律完全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为了惩治四人帮等政治对手。但不管怎么说，四人帮们站到审判席上时，旁边至少也有律师站着，标志着中国司法制度向常识的回归。
不过，这场回归差不多又走了十年。1978—1988年十年间，律师制度依然沿袭苏联模式，重建了的律师队伍依然被当局包养。拿工资，吃皇粮，受领导指派去给某个人或某些人做辩护。无疑，这期间的中国律师群体也曾为弘扬法制、保护人权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辩判不分，权责不明，利出一孔等等原因，律师群体整体上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988年开始的律师制度改革，使律师群体终于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虽说中共建政已有六十多年，但称得上是“正常”的律师制度其实也只有这二十多年。
别看只有二十多年，一贯无法无天的大和尚早已深感不爽，因为律师群体的发展和壮大，已经使当局意识到了官权横行的难度在不断增加，且改变台湾政治版图的重要力量——人权律师群体的殷鉴不远，也使一向视权力为命脉的中共当局高度警戒。于是，加强操控律师已经成了中国维持独裁统治的必由战略。胡锦涛执政以来，中共当局加强了对律师群体的组织渗透。2008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司法部党组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要 “切实加强律师行业党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大党组织的组建力度，切实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截至今年春天，全国12,000多家律师事务所已经单独或联合组建了党支部，管辖着五万多名党员律师。
最近几年，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更是频频出招，猛下辣手。从打压郑恩宠、朱九虎、高智晟，到威胁试图为藏人和维人辩护的律师，再到近日的“吊照门”，中共当局已经全然不顾自己制定的法律，恨不得把这些碍手碍脚的法律和执着于法律的律师一股脑全煮了。中共表面上这些自乱方寸、自相矛盾的执政行为，其实隐藏着自己明白无误的逻辑——政权高于一切，独裁者的权力不容任何人分享。这一逻辑从毛泽东时代一直沿袭下来，只不过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变换着表现方式而已。
独裁不容制衡
回顾中共政权几十年来对律师群体的颐指气使，大致可以看出，无法无天的大和尚本质上根本容不得真正意义的律师的存在。律师制度的根本意义在于平衡和制约官权，提升和保护人权，这与民主制度和个人自由成龙配套，而与独裁暴政则是天生的仇敌。中共的独裁本性持续膨胀，势必导向律师群体生存空间的进一步逼窄。
独裁政权，无论是希特勒政权、斯大林政权或是中共政权，在法律层面上表现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往往试图操控立法机关，出笼恶法以控制人民，维护当权者的利益，或将独裁者的意志凌驾在法律之上，打造出一套非法之法，使真正的法律归于无效。独裁政权还经常通过左右司法来枉断滥判，剿灭异己力量。极端的情况下，干脆绕开现有司法机关和法律程序而另起炉灶。纳粹德国曾建立 “人民法庭”和“特别法庭”，中共政权也曾搞群众专政、民办枪毙，对敌对势力进行“合法”杀戮。
垄断立法和司法权，意味着独裁者将毫无例外地力图控制律师群体，使其制约官权的社会功能降到最低。希特勒将律师纳入纳粹党控制的“德国法律阵线”和“德国法学会”，斯大林将律师变成国家豢养的公职人员，中共则先是学习斯大林，不得已之中转学西方，但却仍然试图将律师群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随着中共当局的政治左转，在不大幅改变现有律师制度的情况下，沿袭希特勒的路子，通过党权、官权来操控律师，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政权和律师群体，特别是维权律师之间的“战争”也许才刚刚开始。
在这场“战争”中，尽管中共独揽国家资源，但并没有多少胜算。从政治环境层面讲，经过30多年的开放，法治、公义、人权之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关起门来做大王的时代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从制度层面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启动的律师制度改革，使律师群体从司法机关剥离出来，逐步从合作走向独立，这为中国司法朝向良性的发展埋下了积极的伏笔。胡锦涛政权虽然左气哄哄，但要完全抛开业已成型的律师制度，完全摆平人数已达16.6万的律师群体，并非易事。
然而，由于独裁政权拒绝制衡的天性，即使冒失败的风险，他们也会选择和维权律师缠斗下去，甚至会在一定条件下采用很极端，很疯狂的手段来试图达到他们的目的。不过，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独裁政权的最后崩溃往往是以最后的疯狂为前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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