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的“无形枷锁”
杨志力（音译）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呆了20年，当他妻子违反“只生一个”政策，生下第二个孩子时，当地计划生育干部没有找上门来。
相反，这位外地企业家却在远隔一千多公里的四川老家交纳了5000元人民币（合735美元）的罚款。
“我们必须在老家给他办出生证明并交纳罚款，”开着一家小川菜馆的杨志力说道。
“要不然他以后（16岁时）办不了身份证。”到那个时候，他儿子的身份证也得在四川办理。
据估计，中国有2.3亿农民工，他们就算是办理一些例行事务也必须大费周章，而这只是中国户籍制度所带来的持久影响的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这项施行了50年的制度，让他们无法在城市平等地获得教育、医疗和其它服务。从1985年起，中国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和制造业中心。
上月中国全国人大召开年度会议前，媒体纷纷报道称，此项制度即将废除。而事实证明，这些报道明显言过其实。虽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许多高官都曾公开敦促改革户籍制度，然而，13家国内报纸谴责这项“隔离”制度“违宪”的联名书却有些过火，一些当事编辑因此受到了申斥。
该社论谴责“那套在所有公民头上的无形枷锁”，语气激奋，宛如50年前美国民权运动的道德回声。然而，从经济角度看，向所有农民工提供城市社会服务所涉及的成本，却近似于奥巴马政府代价高昂的医疗改革。
一些地方政府率先发起了零零碎碎的户籍改革，温家宝总理上月向国务院发表年度讲话时，也一语带过地提及此事，而在此之外，北京方面一再将实质性户籍制度改革归为“太难”一类。
户籍制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确保了广泛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共产主义革命的农民没有跟随胜利者进城。30年后，这项制度开始与邓小平实施的经济改革发生抵触，农村劳动者认为，进城的赚钱机会，超出了他们离开农村的风险。
这股潮流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穷人跨越大西洋迁移到北美城市的运动颇为相似，给深圳等中国沿海制造业中心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变革。
30年前，万丰不过是深圳郊区的一个村子。寓意“万年丰收”的村名，让人误以为这里有着浓厚的农耕传统。杨志力的饭馆就开在这里。
万丰地处两条高速公路沿线，并且邻近深圳机场，村里的土地因此变得金贵。村里也由此形成了两个阶层的群体：一是大约2000名的“本村人”，他们世代居住在万丰；二是不享受什么特权的外地人，如杨志力。
万丰本地村民70%都姓潘，他们填平了稻田，把土地租给工厂和仓库的经营者。他们每年能够从这笔租金收入中拿到分红，在多数年份里，他们还能从村里成立的开发公司那里分红。
“以前春节时每个村民能拿到1.2万元分红。后来万丰集团的股东没有拿到分红，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些钱进行再投资。的确有村民因为这事告我的。”万丰前支部书记兼本村开发公司负责人潘强恩表示。
据估计，当地工厂总共雇有9万名农民工。如今万丰的租赁文化还扩展到了住房市场。村里的旧房子被拆掉，代之以多层的宿舍楼（一般都没有经过批准），供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居住。然而，年纪在十来岁的农民工子女却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在深圳等制造业中心，兴起了越来越多的民办小学和中学。这些学校让农民工子女读得起书。但如果想考大学，他们就必须返回“原籍”读高中，即使他们在万丰出生，大部分时光都在万丰度过。
杨志力的两个儿子都回四川读高中了。在万丰一条巷子里摆摊卖四川小吃的李博松（音译）也把两个子女送回老家上学。
说到把孩子送回四川，李博松表示：“在这里上学一年费用大概要1万块钱。太贵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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