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苏区共妻和党中国换妻的联系
红军苏区共妻现象和山寨国换妻现象有怎样的历史联系,可从四方面看:
根据蔡孝干(台共早期创办人和抗战之后台共领导人,唯一的“长征”过的台湾人。1950年被捕后任台湾安全部门少将参议副主任,1982年病故)回忆,红军时期苏区婚姻大致情况是:一、民众自由结婚,婚姻非常松散,离婚自由(苏维埃《离婚条例》保障,只要一方坚决要求就行);二、红军家属普遍有秘密老公(反抗离婚被干涉和压制),跟农活雇工和外面的男人;三、红军领导的性解放,有李伯钊共夫杨尚昆(在莫斯科结婚)和王观澜(在江西同居),金维映共夫邓小平和李维汉,张闻天共妻王淑贞和刘英(浪漫女人,“一杯水主义”之典型);四、女人普遍性解放,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一个女子结婚三~六次司空见惯;五、“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刘伯坚之妻王淑贞——张闻天的秘密夫人)非常普遍。(注:抗战边区继续,李维汉遗弃金维映,毛泽东遗弃贺子贞,博古遗弃刘群先)
是共产主义性解放或性自由的继续。中共在江西苏区所颁布的《婚姻条例》(1931年)和《婚姻法》(1934年),是苏联《新婚姻法》的翻版,共同依据俄国共产主义者柯仑泰女士“自由恋爱”的“性关系”与“性本能”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应在各种目的下,自由与异性结合。她在1921年至1923年间担任共产国际妇女部书记,1926年至1930年间先后担任苏联驻挪威大使和瑞典大使,使其“自由恋爱”理论普遍流行于各国共党团里,在红军江西和陕北苏区演变成为“一杯水主义”的自由婚姻关系。性解放或性自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盛行至今。
从自然法维护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上看,性解放或性自由,无论在东西方,都是人之伦理败坏的淫乱罪,是人的兽性病态,非人之爱,主要是人类繁衍后代和宗教色魔考验之必须的需要和途径,是人的生物属性或动物本能的放纵。性欲过旺或不及(非修炼状态)都是病。古代西方宗教和中国礼教的道德教化,现代普世宪政法制,都是限制人沦为动物而兽性发作。
实乃红军苏区性解放运动在党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延续。共产党在江西苏区推行的婚姻自由制度,冲击破坏了赣、闽、湘、粤等边境地区固有历史文化傅统和伦理道德观念,红军到陕北苏区之后,中央红军老干部掀起结婚高潮;陕北红军家属掀起离婚高潮。通过红军时期苏区和抗战根据地、内战解放区在农村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离婚,一路发展到今天男人盛行包奶、女人心仪情人的状况,直到换妻活动理直气壮。
分析红军苏区共妻现象和山寨国换妻现象的历史联系之后,来寻思:中国的婚姻将走向何方?通过去除党中国绝大多数婚姻中的政治第三者——党文化(思想观念里的共产党,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合成的斗争哲学,重建敬天地、孝父母、顺丈夫、尊妻子的从一而终(特殊情况夫妻反目)的中国婚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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