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宣布实施货币改革方案。根据货币改革方案，新发行的金圆券一元折合以前的货币----法币300万元。

有组数据对比，可能大家能清楚看到法币贬值得多么厉害。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这份经济改革方案是如此详细规定的：

1、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米，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2、金圆券一元折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3、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4、全国物价及劳务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

蒋经国，派往当时的全国金融中枢—上海当副督导，主导上海的经济改革。由于上海的重要地位，蒋介石派长子前往，是寄予厚望的，同时还事关蒋经国自己的政治前途。但施行这项经济改革，显非易事。有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评论作为佐证。该报将推行经济改革比喻为割除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但纵然如此，从蒋经国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对此次上海经济改革还是有几分踌躇满志的。“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为什么说是打老虎，不怕苍蝇呢？这是因为蒋经国相信『擒贼先擒王』的道理，要杀猴给鸡看，而不是杀鸡儆猴。当时上海滩有名的企业家，如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等，都被请进了蒋经国的办公室。蒋经国要他们带头执行政府决策，交出黄金、外汇，对他们一会儿娓娓劝说，一会儿声色俱厉，甚至拍了桌子。蒋经国对小鱼小虾没什么兴趣，而是精心挑选了几条大鱼来开刀。

如果他和他父亲够魄力的话，这样的策略是非常有效的，但他错误估计了形势。这些大鱼，如米商万墨林、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馀人，被蒋经国以私逃外汇、私藏黄金、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等罪名，扔进监狱；最大的动作，莫过于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以“囤货炒股”的罪名，判了8个月徒刑。

不仅是企业界有头有面的人物被蒋经国打击，甚至一些政府官员，也因触犯律令受到重治。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被判刑；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判死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遭枪决……如此风声鹤唳，朝野震动。

这就是名震中外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事件。

蒋经国经过雷厉风行的一番铁腕手段后，上海的物价是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看样子好像形势得到了控制一样，但平静的表面是汹涌的波涛，真正的危机还没到来。以强烈的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造成的后果是商家不肯卖，有价无市。商人面对亏本的生意，肯定会设法保有货物，等有机会再出售，或者在黑市交易。而上海滩囤积货物最厉害的莫过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

于是蒋经国在9月下旬召集了上海工商业巨头一起开会，重申经济改革，并表示绝对不会对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姑息，一定会绳之以法。但是偏偏有位企业家很不以为然，就站起来问蒋经国，目前上海囤货最严重的明眼人都知道是扬子公司，蒋经国你敢查吗？这个人将了蒋经国一军，而这个人恰恰是自己的儿子刚刚被抓的杜月笙。

蒋经国很清楚杜月笙这一招是激将法，但面对着这些工商业的巨头，要为有背景的扬子公司开脱干系并不是一件易事，而明目张胆袒护只会让这帮人更加阴奉阳违。这个时候的蒋经国只想大刀阔斧做点大事，并且有父亲作为后台支撑，于是就当众表率，表示绝对不会姑息，一视同仁。但蒋经国心里很清楚，查处扬子公司，绝不像他表态那么容易。因此宋美龄对孔令侃视如己出。另外，蒋、孔、宋三家的关系，蒋经国心里也很清楚。

蒋经国在社会关注下，命令经济大队长程义宽查封了扬子公司，舆论因此哗然。有质疑的，也有较好的。就在这叫好与质疑并存的日子里，新经济改革渐呈强弩之末，已萌生新一轮更险恶的经济紊乱的征兆。查封扬子公司后，蒋经国是准备对孔令侃进行处置的，但碰到了宋美龄的极力梗阻。

孔令侃与蒋经国在宋美龄面前争得不可开交，宋美龄无计可施下只要将在北京督战的蒋介石拉回到上海。蒋介石不明就里，只听得宋美龄一面袒护孔令侃之词，随后就臭骂了一顿蒋经国。扬子公司被查封事件就不了了之。

但蒋经国在上海推行的经济改革却远远没有完结。由于打击扬子公司失败，蒋经国失信于上海工商界，他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已经没人能够坚持推行下去了。随着蒋经国本人辞职，上海打虎行动彻底告败，而经济也随着崩溃。

打虎行动一开始，便面临官僚和巨商集团的顽强反抗。他们利用掌握的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来对抗来自中央的蒋经国的经济整治活动，迅猛地掀起了囤积居奇反抗行动，哄抬物价，意在急怒民愤，逼退太子爷滚出上海滩。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行动之所以失败，其经济改革是有很大问题的，不仅是逆天而行的反市场做法，而且在治理过程中，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而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

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

“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