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一）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家破
第二章 勤俭人家
第三章 中小学
第四章 谋生初尝试
第五章 求学艰难路
第六章 “现行反革命”
第七章 荒村沉思录
第八章 斗争年月纪事
第九章 鬼门关前话生死
第十章 死心塌地做囚徒
第十一章 曙光初现
第十二章 归来

自序

古今中外，传记之多数不胜数，自传、列传、正传、外传、别传，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形成一种特有的体裁——传记文学。然而不管是何种传记，无非在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上层知名人士罢了，很少有一部像样的平民传记。一般说来，平民大都缺乏文化素养，即使有着非凡的经历，也无法写出；而文人虽有生花妙笔，但对平民缺乏真正的透视，互相隔着一层高大的墙壁。况且大多数文人又喜欢攀高，谁肯为此辈平头百姓着笔，于是在传记文学的园地里，出现了一片空白。这在以往的时代，实在不足为奇，等级森严，下层民众受到鄙视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大文学家韩昌黎先生曾写过《圬者王承福传》，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时至今日，整个世界进入民主化的时代，一般民众应该拥有和达官贵人同样的权利。基于此，决定以自身的经历写一部平民自传，填充这个空白。

近年来，网络文化盛行，常在网上浏览，看到不少人，大约是年轻的一代吧！每逢说到现今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贪官横行，便怀念起“文化大革命”来，认为那时才是理想的社会，有人甚至大唱赞歌，颂扬暴政。当此之时，不禁哑然失笑。年轻人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常有的事情。因而萌发了一个念头，打算把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向后辈展示。由于本人，文学修养欠佳，又不善于浮想联翩，构思不出一部长篇巨著，只能把自己的过往经历，和盘托出，如实道来，好让年轻一代从中真正了解先辈们曾经走的是怎样的一条曲折的路，过的又是怎样的奴隶般的日子，从而使后来者不再重蹈覆辙。

第一章 家破

一

一九四二年新年过后不久，在山西朔县一个很不起眼的农村，我出生了。农历正是辛巳年的腊月。雁门关外，寒气袭人，滴水成冰。我们家住着东房，后墙上常常挂满霜雪，早晨起来，须得用菜刀背打开水瓮上面的冰层，方可舀水，家里全靠一铺火炕取暖。那时，烧火炉子只是城里人的享受，乡村人从来不敢奢望。当时我们家并不贫穷，在这土地瘠薄的古战场地带，还算得上比较殷实的人家，烧一个火炉子，按理说也还能办到，只是不知为什么宁可受冻，也要节省。母亲的脚从年轻时落下冻疮，以后的年月，每遇奇寒，便会复发。况且，那时爷爷奶奶的房间里也不烧炉子，无论如何也不会轮到媳妇。这样一来，可苦了初生的婴儿，经常冻得哇哇大哭。母亲为我围上被子，盖上皮袄，但又怕闷出病来，时时探望，方才使我顺利度过这个极其严寒的冬天。等到又一年的寒冬来临时，抵抗力自然增加了不少。

关于孩童时的许多事情，其实我并不记得真切，只是后来听长辈们说，小时候顽皮，经常闯祸，其主要原因是两人共同搭档的结果。同年出生，只比我大半岁的三叔常常和我结伴而玩。虽是叔侄，就像天底下的双胞胎一样，总是形影不离，两个孩子在一起，主意自然多一些。有一年拔了隔壁赵家房后的大烟苗子，人家找上门来，爷爷赔了三斗谷子。还有一次，两人把我本家二爷的小狗，抬着扔到茅坑的深水里，活活淹死……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也并不能清晰的想起来，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二
 

五岁那年，也不知从哪月哪日起，家里开始少人。先是父亲不见了，久久不回来，我问母亲，她硬是不说，等我哭着闹着，非要弄个明白才肯罢休时，她悄悄告诉我，外面抓兵，抓着一个就看管起来，等抓够一批，送过黄河那边打仗去了。乡下人那时并不知道黄河有多远，陕北有多大，只听说，过了黄河，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于是躲的躲，逃的逃，尽量避免被抓走。父亲走后不久，二叔也不见了，接着好像有什么风声似的，爷爷也没了影踪，家里只剩下奶奶、母亲、三叔和我四人。我们住的院子，有三间正房，三间东房，三间西房。东半部归我们一家居住，西半部是我爷爷的兄长，我的伯祖父一大家居住着。平日里，两户人家十八九口人，挺热闹的，又各自养着两头牛，十几只羊，院子不算很大，常显得磕头碰脑的。此时令我奇怪的是，大爷爷那边房门全部锁着，连一个人影也不见，偌大的院子，只有我们四人，空落落的，让人感到孤寂。突然有一天，院里闯进很多人，个个手拿木棍、麻绳、铁锹，把奶奶和我母亲关到一个房间里，他们开始打开所有的房门，抬箱子的，舁柜子的，装粮食的，赶牲口的，直到后来，连一些像样的衣服和被褥也都拿走，甚至把一些放粮食的大瓮也抬走了。接着便在屋里乱挖，直到晚上，家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了，只留的一口锅和一个水瓮以及一些吃饭用具和少量米面，大爷爷他们那边，甚至连锅碗也被拿走，临走时，还把奶奶也带走。那一晚，母亲一句话也不说，抱着我和三叔不住啜泣。我年幼的心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下意识的觉得大祸来临，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不动。从第二天起，每顿饭熟后，先给奶奶准备好，让我和三叔共同提着一个小瓷罐送去。奶奶自那天被带走，关在一户刘姓人家的大院里，送去饭，人家把瓷罐留下，让我们拿着上一顿送饭的空罐回来，从来不让看一眼奶奶。有几次，三叔哭着闹着非要进去，被民兵推了出来。三叔自小比我顽皮，是我天生的领头人，一起玩耍，总是他出的主意多。自从奶奶被关起后，一下子好像萎蔫了许多，很少说话，我可怜他，越是寸步不离地相跟在一起，两人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成年。

奶奶被关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在我记忆中比较真切。那是一天下午，三舅爷来了，他说姥爷姥娘非常想念我，托他来接我住一段时间，我本不想去，撇下三叔，让他一个人给奶奶送饭，实在于心不忍，怎奈母亲一再催促，只好答应。临走时不知母亲和他这位小叔叔又悄悄嘀咕了些什么，然后由三舅爷领着我走了。在姥娘家住了几天，又由三舅爷把我送回。母亲本是姑姑做婆，三舅爷是奶奶的小弟，也是我姥爷那一辈中最小的一个，排行第十，当时二十几岁，与我母亲同龄，母亲称他十叔。那时我们家有事，作为奶奶娘家和母亲娘家的联络人，跑跑窜窜的事情便落在他的头上。回到家里，看到母亲躺在炕上，好像病了，问她话，什么也不说，只是抱着我哭，后来才慢慢知道，把我送到姥娘家是她的主意。原来，我家的一位亲戚向她透了个耳风，村里准备斗她，她怕吓坏孩子，才把我临时送出去。据她后来告诉我，那天早早把三叔放在一位本家爷爷家里。斗她时，先是吊在房梁上，用皮鞭猛抽，几次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浇醒，要她交出家里的银元，她多次恳求人家，家里的钱她从来不掌管，也根本不知道放在哪里，平时手头根本没有几个钱，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媳妇，当时又不当家，只管做饭、洗衣、收拾家务，斗她的人们看看榨不出什么油水，折腾了半天，在她腿上烙了两火炷，只好罢休。我撩起裤腿，看了她的烙伤，抱着她不停地哭，三叔也陪着哭。

后来，母亲渐渐好转，身体恢复到先前的样子，接着奶奶也被放了回来。她在被关押期间，经受过怎样的磨难，一直未对我们提起过，大概只告诉过我母亲。不久，四人便分开居住，奶奶和三叔住着正房，我和母亲依旧住在东房，互为犄角之势，那时母亲和奶奶总是睡不好，她们好像在静听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果然有一天深夜，爷爷回来了，爷爷和奶奶共同叫醒了母亲，不知嘀咕着什么，然后母亲对我说：“乖娃，一个人好好睡吧！我和你爷爷出去一下”。我也知趣的不问，母亲跟着爷爷走了，快到天亮的时候才回来。后来得知，爷爷第二次逃出去，在阳方口一带被抓获，被抓后他把身上所有的盘缠拿出，央求民兵放他走，让他们每人分得若干元，答应将来即使再被抓回，此事保证永不提起。几个民兵分完钱后合计了一下，便真的把他放了，并嘱咐道：“赶快出口外去吧！邻村有几个被抓回去的人已经被砸死了。”于是爷爷在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潜回家里，托母亲到我姥娘家借了二十块大洋，作为盘缠，从此便远走口外去了。

爷爷走后，家里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吃的东西，奶奶几次向村里的干部央求，人家说粮食已经分出去，没有办法解决，村里又没有库房，留给我们的土地，庄稼允许自己收割，山药蛋可以提前刨着吃了，于是每天早早出到地里，拔野菜，剥榆树皮，勉强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到秋天收了些粮食，总算凑合着度过了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

三

一九四七年，雁北地区遭受了几十年来未遇的大旱，直到夏天，地里的粪堆大都没有摊开，家家户户未能种上庄稼，早种上来的一些苗子，也都旱死，除了苦菜什么都没有。老人们常说，每逢灾荒年头，地里的苦菜总比平常的年份要多得多，大概是老天爷怜悯苍生的格外恩赐吧。等到秋天，哪里也没有了苦菜，我们家便断炊了。正常的人家，都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以防灾年，我们家如今是一无所有。无奈之下，奶奶领着三叔，母亲领着我，只好四处乞讨，终于全部沦落为乞丐。幸好，被分出去的房子，新的主人，都不准备搬过来住，允许我们暂住，总算还有个窝，每次乞讨回来，依然有个挡风避雪之处。

讨饭的艰难，在大灾荒后的日子里可想而知，家家都一样的紧巴，到处碰壁更是司空见惯。还有些人，听说我们是被斗过的主儿，非但不给，还故意用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奚落、嘲讽，使我们难堪至极。当然，什么时候也有好心人。记得有一次，讨到一户人家，是一个面目甚为和善的老婆婆，她用铁匙铲出一块叫做“拿糕”的食物，放在我手里，这“拿糕”充其量只是粗糠里拌了一些山药蛋丝丝，远不如从前的鸡食，此时，也顾不得好吃难吃，狼吞虎咽地吃进肚里，老婆婆看着差点掉了泪，又转回屋去，端出半碗高粱面糊糊让我喝，我让给母亲，她执意不肯，硬是推给我，我一气喝光，还舔了碗。临出大门时，只听得那老婆婆在背后喃喃地自语着：“唉！多可怜的娃娃呀！小小年纪就讨吃要饭。”

冬天很快来临，自打上年冬，我们又住在一个房间里，奶奶和母亲怕把两个孩子冻死，让我们留在家里，她们出去乞讨。我和三叔很早便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再也顾不得玩耍，而是到处拾柴火，拣树枝和干牛粪等作为燃料。记得有一次，天气特别寒冷，风又大，两人又冷又饿，浑身发抖，后来三叔提议，抬着捶布石板把门顶上，便蜷缩在破被窝里，直打哆嗦。半夜时分，奶奶和母亲踉跄着回来了，一进门便忙着生火给我们热吃的。原来她们娘儿俩是摸黑从二十几里外的一个村里回来的。

后来，每逢母亲和我回忆起这段日子时，总有许多感慨，她告诉我，在土改前夕，奶奶怕人家把粮食分光，以后挨饿，曾先后几次将一些谷子、莜麦，偷偷寄放到几户要好的邻居那里，后来人家不给，也不敢再去索要。而当她们在外乞讨时，我和三叔饿得嗷嗷待哺，竟然没有一家肯给我俩一口饭吃。而这几户人家，先前都曾多次受过奶奶的接济。为此，母亲曾多次感叹过世态的炎凉。直到许多年后，我长大成人，经历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折磨，方才明白，那叫做划清界限，人们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四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即灾荒后的次年，人们都忙着要耕种了，这时，奶奶却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她对儿媳说：“看来他们是不回来了，也不敢回来了，咱娘儿们咋办？我想领着你们去口外找他们，反正也是讨饭，哪里不一样。”奶奶的想法，使母亲感到十分意外，加之，她又是个没主意的人，那时还比较年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等她回过神来，才对奶奶说：“我也不知该咋办？赶明儿和我爹妈商量一下吧！”奶奶应允了。商量的结果，姥爷、姥娘一致不同意女儿和外甥出口。他们听说，大同方面还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再说，爷爷和父亲究竟去了何处，谁也不晓得，人海茫茫，靠两个女人领着两个娃娃去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况且，母亲又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让二老如何放得下心？商量的最后结果并没有改变奶奶的主意，她决意要走，她说：“树挪死，人挪活，家里啥也没有了，还有啥留恋的。”后来，又亲自去娘家门上，和我姥爷、姥娘达成一个口头协议，她领着三叔到口外去找爷爷，我和母亲在家等待，分来的几亩地，由姥爷和舅舅协助耕种，三年以后没有结果，母亲可以另作选择。虽然，姥爷和姥娘苦心劝住这位堂姐，无奈奶奶主意已定，一切努力都是枉然。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两个儿子自幼在身边长大，如今两年不见踪影，音讯杳无，生死不明，作为母亲，她一定是心急如焚，日夜不安，所以才决定去冒这个风险。再说了，讨吃要饭还非要在家乡不成！

奶奶和三叔走后，我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独。从出生以来，我俩就是一对亲密的伙伴，人们常说，两人形影不离，无论玩儿什么，总是相跟在一起，遇有害怕的时候也能互相壮胆。这一来，母亲下地后，院里只剩我一人，从前的许多房间，特别是大爷爷那半部，门窗早已破损，窗户上残余的纸片，风一吹，常常发出奇怪的声音。有时，从外望去，里边黑黢黢的，听得有老鼠在奔跑打架。间或突然冲出一只猫，眼里发出瘆人的绿光，吓得我头皮发怵，尽量不去看那些房间。只有等到母亲回来，才能慢慢安下心来。

后来，每当农忙时，母亲便让我到姥娘家住，时间久了，想念她又回来住几天。逢到我回来的日子，母亲尽量不到地里干活。从我家到姥娘家，七里的路程，中间还经过一个村庄，在我年幼的时候，这条路，独自一人不知走过多少遍。那时，狼很多，居然没有被吃掉，也算是命大。只有一次，刚出村，一条大灰狼从西北方向奔来，径向东南方向的河湾跑去，一位本家三爷正站在村边的一个高土堆上，大声吆喝着，让我回来。其实那条狼根本没有看我一眼，它跑得飞快。像我们这样的人，生命分文不值，怕是狼也不屑一顾的。

同时，奶奶走后，姥娘家也少了些顾忌，再也不怕别人说和地主划不清界限的话，接济母亲些粮食，舅舅也常来帮助耕种、除草。母亲天生是个受苦人，别人吃不下的东西，她都能吃，度过冬天总会有办法的，我能吃苦菜和榆树叶子，但杨树叶子苦得很，却怎么也咽不下，她却吃了一碗又一碗，再艰难的年月，她也能顽强地活下去。

五

又一年的冬天，父亲回来了。那时的北同蒲铁路刚刚恢复通车。看上去，他有些疲惫，人显得又黑又瘦，是在一个夜晚翻墙进到院里的，周围的人谁也没有觉察，他也不敢出去。当时，把这种外逃出去又回来的人叫做“黑人”。据他说，已经回过三次了，这是第四次，前三次都是步行，半路被土匪抢了，有一次，甚至连上衣也被剥光，没有了钱他又返回口外，因为他回来的目的是接我们母子一起走。其后的日子里，舅舅频繁到我家，用那辆独轮车把秋收不多的粮食和一些日用物品，运到姥娘家，秘密准备着启程。待一切收拾好后，先是父亲在头天晚上去了姥娘家，我和母亲第二天上午也离开家。走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丝留恋之情，甚至还感到格外地高兴。

那天晚上，父亲对姥爷姥娘说，想去看看他的大舅，他的大舅在这个村里也是被斗户，后来和我们一样进入了“四类分子”的行列。说好要在后半夜进城，坐黎明前的一趟车，却整夜没有回来，姥娘一家谁也无心睡觉，焦急地等待着。天明的时候，大舅爷匆匆进来，对我姥爷说：“六哥，外甥被民兵抓走了。”全家人顿时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忙差舅舅出去打探情况，打探的结果，得知村里派民兵已经连夜送往区公所了。接着，舅舅又到二十多里外的区公所去询问，得到的答复，凡是 “黑人”，必须声明今后不再外出，并要找个保人画押，方可开释。于是母亲匆匆赶回村里，找了她的一个表兄将父亲保出。空忙活了一阵，三个人又回到那个空荡荡的院里，真是失望极了。

家里的粮食根本不够吃，父亲准备的路费在区公所被全部没收。土改后留给我们的土地大都离村较远，又很贫瘠，一家三口如何生活成了问题，于是，他向姥娘借了点钱，买了些针头线脑的零星日用物品，挑起担子，走村窜庄，干起了货郎子的勾当。到第二年冬天，大妹出生时，我们家的日子居然好过多了，过年时他还买回猪肉、羊肉、糖果等，甚至把剩余的几墩子小炮都给了我，让我一直响到二月二。

六

父亲回来后，我们的家庭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从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也知道了爷爷奶奶的情况。

原来，奶奶领着三叔离家后，一路讨吃要饭向东北方向走去。因为是乞讨，路走得很慢很慢，有时一天只走几里，她们必须大体上填饱肚子，才有力气赶路。前面说过，大灾之后，行乞非常困难，多数人家自顾不暇，那有剩余的食物给人呢？只有碰到一些好心肠的人，才给一点点。奶奶一行，过马邑河的时候，三叔差点丢掉性命，幸好有一个女乞丐与她们同路，她和奶奶每人拄着一根木棍，两人硬是强拉着三叔渡过了河，河水漫到他的上唇，如果再深一点的话，鼻孔就会呛水。进入山阴县境内，早已疲惫不堪，走不动的时候，便在一个村庄边缘找一所破庙，或塌掉半间的破窑洞里歇息。三叔那年八虚岁，奶奶又缠着三寸金莲式的小脚，母子俩硬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终于跨过黄花梁，穿越金沙滩。快到大同的时候，沿路遇着不断的盘查，那时候，国民党的军队驻守在城里，共产党的军队屯扎在四周，两军对峙了好久。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她们终于到了大同，辗转到火车站一带，希望从这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天傍晚，奶奶怔怔地坐在一家小客店门前，不知晚上该到哪里过夜，三叔茫无目地的看着行人，突然从小店里走出一个面孔熟悉的人，那人一眼认出了奶奶，走上前来说：“大姐，你咋在这里？”奶奶一看，此人正是她娘家村里的人，姓韩。正是他乡遇故知，奶奶简要地把土改以后的情形讲了一遍，这是出来找丈夫的。那人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你算是没白跑！”于是这位韩姓的同村人对奶奶讲了爷爷的情况。原来，大同被围，粮食极为短缺，爷爷便从集宁往这里贩莜面，由于盘查甚严，不能大量携带，只能装成若干扁形小口袋，缝在背心或裤子里，每次最多不超过三十斤，但利润较高，除了车费和吃住费还有些赚头。每次来到大同，就住这个小店。姓韩的人说，他和店掌柜很熟，可以先介绍住下，一切开销过几天老汉来了再说。店掌柜一听是老客人的家眷，自然爽快答应，不仅管住还管吃，奶奶和三叔的乞讨生涯，到此总算结束。四天以后，爷爷果然来到，奶奶真是悲喜交集，总算有了着落。到了集宁，很快租了一间小屋住了下来。其后的日子里，凡是听到朔县平鲁口音的人，不厌其烦地向老乡打听两个儿子的下落，几个月后，居然从一个老乡的口里，得知他们弟兄俩前不久也来到这座小城，一家五口终于团聚，在此安家落户。第二年，父亲回到山西，接我们母子，结果，未能成行。就这样，本来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分居两地，直到如今。

顺便再说一件事，那就是土改前，我们家一共八口人，二叔在十五岁时已经结婚了。原因是在十四岁那年曾离家出走，到山里一座寺院里去当和尚，爷爷好说歹说把他弄回，并且很快给他娶了媳妇，为的是要绊住他。直到现在，我还隐隐约约记着二妈的模样。土改一开始，新婚不久的她，便回到了娘家，从此再没有来过。听说后来嫁了同村一位王姓男子，过得也还平平安安。这样，我们家经过几年的离散，没有一个人伤亡，总算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了。啊！感谢上苍，在这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能够保得住性命，苟活下来，也是一种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