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第四章 谋生初尝试
十五
初中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陷入迷惘之中。就算我们当时对那位红旗班主任有些看法，或者因每人出了两元钱，送了吕国瑞老师一面锦旗，引起他强烈的嫉妒，也只能说明年轻人考虑问题欠周到，如何能看作组织“反动小集团”？，退一步言，即使对他个人有些意见，也仅仅是个人之间不同见解，他是党组织吗？招生委员会为什么不通过学校领导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只听他一个人的片面之词呢？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想不通有什么用，人家是党员干部，代表的是党，我只能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了。
升学的希望破灭后，便开始为生计奔波，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回到村里。由于家庭成分的缘故，回村不仅仅是贫穷，那永无休止的欺压将使人一辈子抬不起头。加之那时父亲久病在身，需要治疗，我必须出去卖苦力，换几个钱回来为家庭排忧解难，于是到内蒙古集宁市去找出路。这里有爷爷、奶奶、叔父们在，首先有吃住的地方。到了集宁，便不停地往各个工地上跑，想去当一名建筑小工，搬砖、和泥，或者拉小平车运输水泥沙子等。但没有一个工地接收，人家回答说，当小工要有本地户口，必须有居委会的介绍。几次碰壁后，开始有些灰心。住在爷爷奶奶家里，他们肯定不会嫌弃，可我已经成年了，还能让他们养活？况且，他们的境况实在也无力长期供我。自公私合营后，奶奶被分配到一个小杂货店当售货员，每月工资二十元，爷爷则成了无业游民，在通往煤建公司的路上拣煤块，除了供两家做饭、取暖用外，所余无几，也卖不了几个钱。二叔在一家杂货总店当会计，每月工资三十多元，那时已有了三个孩子，依旧租房住着。前一年，爷爷被押回原籍重新斗争，为赎他老人家回来，二叔还欠了债。三叔则刚刚参加工作几个月，在兴和县一所学校当见习教师，每月收入只够维持自己。每天，爷爷早早出去拣煤块，奶奶去了上商店，我一个人在家里呆不住，依旧到各个工地上碰壁。每当看到爷爷背着半口袋碎煤蹒跚着走回家时，平生第一次感到生存的压力是多么沉重啊！，他们当年从山西流落到这里，靠做点小本生意维持生活，几年下来才稍有积蓄，和别人合买了一辆马车，原指望通过跑运输再攒点钱盖房子，结果爷爷被强行弄回，卖掉马车的钱全部给了新成立的人民公社。至此，两家又一次陷入困境，每月的工资，只能维持日常生活。看着这一切，我又如何能闲得住？然而，没有此地的户口，什么工作也无法找到。直到这时，才第一次感到户口制度和粮食供应政策，对我们有着多么强大的约束力啊。毫无疑问，它剥夺了每个人自由流动的权利。
正在走投无路打算返回老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听奶奶说，商店里已经有半个多月进不回卷烟，市面上烟很缺乏，随即萌生出一个念头，我们当地农民自产的兰花烟不少，可以贩卖一些到此地来卖，或许能赚点钱。爷爷谙熟此道，对我的想法颇为赞成，但他又担心烟的存放地。他们依旧住着过去摆小摊时那间临街的小屋，存放烟当然招人耳目，加之公私合营后，奶奶进了商店，他凭着自己的自由身份曾几次贩卖过一些物品，在当地工商部门也算挂了号的投机倒把分子，当然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于是提议放到二叔家里，那里离市面远，一时短暂不会被人发觉。奶奶也表示赞同，第二天便动身返回老家。
十六
收购烟草进行的相当顺利，几天工夫，便买下二百多斤。我的家乡，在农村里普遍种着一种叫做兰花的烟草，长得有一米半高，多数人家种在房前屋后，利用一块很小的地盘，收割时往往不等叶子发黄，割倒放在背阴的地方，慢慢晾干，然后连杆带叶用石碾碾碎，再将籽儿上锅炒一下，碾压成细面，很有油性，混合在一起，呈黄绿色，用烟锅来抽，比市面上销售的劣等卷烟味道强多了。农村里大多数成年男子都抽这种烟，对于穷困人家来说，它又比较实惠。但这种烟草流通性不强，家家户户只种少量，专供自家消费，即使有富余，可以放到下一年，很少有人拿去卖它，间或有人买卖，每斤也只卖两三毛。我专门来收，东家三斤，西家五斤，不费多少力气便可奏效。然后将烟末每十斤装一包裹，通过邮局寄往集宁。另外，随身在火车上捆成行李的样子，还有提包等，总共可以携带七八十斤。下车后，不走检票口，顺铁路走一段，随便找个小口出去，万无一失。上高小时，学校位于城南的黄家梁，从爷爷家到学校，必须穿越铁路和火车站靠南的一段，对这一带地形相当熟悉，这样，轻而易举就将二百多斤烟草运抵二叔家里。接下来就是销售的问题，二叔一再嘱咐，要找偏僻的地方去卖，市面上查的很紧，到处都在打击投机倒把。今天的人们听了这话，也许觉得可笑，但那时就是这样，公私合营后取缔了小商贩，凡私人经商一律视为非法，是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
开始销售时，问的人多，真正买的人却很少。因为当地人，特别是城里的市民，并没有抽这种烟的习惯，我便买了几个烟斗，让他们品尝，渐渐卖去一小部分。有一天正在给一名顾客称烟，不小心被一个中年男子突然紧紧抓住臂膀，随即带到一个没有挂牌子的办公院落里。进了门，他便盘查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如实告诉他，从山西来探亲，又说家里困难，只想赚点来回的路费，他也懒得仔细去听，刚一说完就冲我吼道：“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今天念你初犯，先交二十块钱作为税费，以后不准再卖”。我说没有那么多钱，随手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还不到五元，给他送上。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还有吗”？“真的没有了，总共才卖了这点钱”。 “家里还有烟吗”？“没有了，这是我们家自产的，我带了十来斤，只是为了挣点火车费”。他听了将信将疑，然后进里屋和另一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出来对我说： “烟和秤按规定没收了，你走吧”。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片刻，那人不耐烦地看我一眼，大声斥责道：“怎么还不走，是不是想让关两天”？我再三恳求说： “秤是借的，你无论如何要还给我，保证以后再不做这种投机倒把的勾当，如果被发现，任凭怎样处理都行”。那人正在思量，里屋走出一个近五十岁模样，面目白白的人，狠狠瞪了我一眼，用训斥的口气说：“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成，非要投机倒把，以后再让我们抓着，小心你的后果”！说完向那个三十多岁的人努了努嘴，那人用食指指了一下秤，我赶忙走上去，提起就走，再没敢多嘴，一溜烟逃了出来。
接着，便把烟末用牛皮纸分成小包，有一斤的，也有半斤的，装在一个书包里，在小巷里悄悄向行人兜售，十几天过去，总算销出一半，拿回所有成本。正在暗暗庆幸头一次贩烟没有赔钱，市场上突然来了大量“好收成”牌卷烟，一角二分一盒，当时的我，简直像从头顶浇下一盆凉水，一切的希望全完了。和爷爷二叔商量，想把剩余的烟存起来，以后等机会再卖，他们都不同意。卖烟的事附近已有人知晓，因为我曾在这里上过一年半学，无论爷爷家附近的人，还是二叔家的邻居，大都认识我，万一有谁告发，必遭重罚。他们都主张把剩余的烟拿到乡下去处理。在离城不到二十里的东北方向，有一个村子里，住着两位本家大伯和我的三舅爷，他们都是统购统销后，因为没吃的流落到此地农村，在此安家落户。去到三舅爷家里，说明来意，他动员几户雁北老乡，每家五六斤把烟留下，一斤烟换一斤半莜面，很快将剩下的烟全部出手，换回近二百斤莜面，这就是我贩烟的全部利润。
谋生的路就这样又一次断了。
十七
依旧像先前那样，又开始碰壁式的东奔西跑，好容易找到一处打石子的工地，但离家十五、六里，来回耗在路上大量时间，打不出多少，只好作罢。直到有一天，走过运输公司门前，看见有几个人背着草往里走，顿时心里一亮，跟着走了进去，只见他们把草放在一个磅秤旁，一会儿从房里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矮个子，将草一一过磅，然后开了票交给每个人，这几个人到一个窗口前敲了几下，里面的人接过票一一付款。他们走后，我马上走进过磅员的房间，客气地问道：“同志，请问卖草要什么手续”？那人抬起头瞪我一眼，待理不理地答道：“什么手续？我只管过磅收草”。我又问：“收什么样人的草”？这次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随口说：“我是收草，又不是收人，谁割来的草也要“。“我能到这里卖吗”？“咋不能”！听到这样的回答，满意地走了出来。那时，一般小城市汽车极少，运输公司以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需要的草自然比较多。加之城里人谁干这种苦力活儿，我于是萌发了卖草的念头。早在初中时，每年暑假回家，经常给大队割草。听过磅员说，每斤草二分，每天挣三元钱是不成问题的。一进家门，就把这一打算说给爷爷，听说一斤草能卖二分，很赞成我的想法，并表示要和我一起去割。第二天，便买了两把镰刀和两根麻绳，并找来一块平坦的细沙石作为磨刀石。刚开始的时候，爷爷对我说：“一开始不要割的太多，每天不得超过一百斤，人背东西要有个过程，开始时背的过多会压坏的，越背越能背，往后慢慢加码”。我说：“知道，论割草我也算老手了”。
于是和爷爷开始卖草。以前他拣煤块，只是出于无奈，现在好容易有个挣钱的机会，非常高兴，他是那种从小受惯苦的人，割草对他来说，实属稀松平常的小事。
第一天出到城外，走了很多路，主要观察哪一带草多，每人只割了八十多斤，而且回来很晚，收入三块多，爷爷已经乐的眉开眼笑，因为他很久没有挣到钱了。以后几天，逐渐加码，一个星期后，每人每天往回背一百五、六十斤，大约有十几里的路程。割草倒是不累，主要是背这十几里，一路上须歇息四、五回，汗水从发畔流下，常常流到眼里，蛰得生疼，真不知要流下多少。每当我把背上的草放到磅秤旁时，整个身子骨像散了架一般，衣服全被汗水湿透，背上一溜一溜的白道子，都是汗的结晶。而当我从付款窗口取来那六块多钱时，一切疲劳都算不了什么，甚至调侃地对爷爷说：“咱爷儿俩的收入大概比得上县太爷了吧”！爷爷也很欣慰。我知道，他不仅因为有了收入，重要的是看到自己的后代不是那种稀泥软蛋，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受苦人。他是村里有名的最能吃苦的人，也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正因为如此，对我和三叔上学的事从未问过，甚至连我们的考试成绩也没有了解过一次。当然我也从未抱怨过他，爷爷就是这个性情，对念书的事情从来不感兴趣。
中秋节过后，地里的草越来越少。每天早早出门，带点干粮，很晚才能回来，数量依然保持在每人一百五、六十斤，但走的路程要更远一些，足足有二十里左右，真的是越背越能背，尽管累得满头大汗，两人都很满意，也很满足。这时的草，每斤涨了五厘，我们的收入也在增加。记得有一次中午歇息时，爷爷对我说：“咱爷儿俩还是头一次一起干活儿，要是今后能经常割草，自由自在的，比那些按时上班的人要强得多”。谁想爷爷的话，无意触到我心里长久的不安处，这种活儿只能干一时，哪能长久呢，顶多再干上一个月也就拉倒，真不知往后的路该怎样走。我再也不是学生，无忧无虑的日子永远结束了，将和父亲一起挑起生活的重担，拉扯弟弟妹妹们慢慢长大，等到年老时，也像爷爷这样依然辛苦，依然节俭。我突然感到人生的悲哀，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到这苦难的世上，如果有选择的权利，下辈子宁愿转世为鸟。
“你在想啥”？爷爷见我不说话，主动问我。我说：“没什么”。接着操起镰刀，向一块黄绿色的地段走去。自此以后，变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他也彷佛猜着我在想什么，又是一天中间休息时，他安慰我：“你户口在老家，总归是要回去的，你爹身体不好，多一个劳力，总能多挣些工分”。“那顶屁用，一个劳动日几分钱，一年下来，连口粮款也不够！再说，咱这成分，主要是被欺负得不行，我不想受那份闲气”！老人默然了，一说到家庭成分，往往这样，他用负疚的眼光看了我一下，低下头再没啃声。我自知失言，不该触及到他的伤痛处，然而这又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寒风开始频繁地光顾着小城，地里的草大都枯黄。每天，尽管仍然早出晚归，能割到的草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意识到该歇手了。接着，爷爷又去拣煤块，他是个一天也不肯休息的人，而我再也找不到活儿可干了。集宁的冬天非常寒冷，有时会达到零下三十多度，呆下去也是枉然。摆在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去，回去，回到父母身边，回到那个我一点也不喜欢的村里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两位老人，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临走时，奶奶拿出厚厚一迭钞票，对我说：“这全是你自个儿挣的，我给你保存着，带回去交给你爹”。我不要那么多，在这里几个月不也要吃饭么，况且，里面还有爷爷的汗水哩。奶奶执意不肯，一定要我全部拿上，方才满意，她拉着我的手，不住啜泣，爷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脸爱莫能助的样子，更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凄然，终于告别两位老人，很不情愿地踏上归途。。
回到家乡，首先把户口转回村里，才能分口粮，于是到学校办了手续。经过几个波折后，真像人们常说的，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命运早为我安排好一切，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的。
十八
回到家里，母亲说，每月买咸盐和煤油的钱，全等着那五只母鸡下蛋去换，喂鸡的粗糠大都被人掺在粮食里吃了，下蛋很少。至于父亲的病，只能强撑着，扛一天算一天，哪能吃得起药！我带回的钱，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母亲显得格外高兴，她只是心疼我，说是比先前瘦了许多，问这问那的。而父亲却默默抽着烟，很久才说：“你不该回来啊，哪怕是找个吃饭没工钱的地方也成，有口饭吃就行，总比回来一起饿肚子强得多，这年头逃一个算一个，家里又不指望你啥的”！通过他们的叙述，才知道自上年吃食堂饭以来，家里常处于半饥饿状态，食堂关闭后，每人每天只分给六两粗粮。曾记得，后来每逢人们说起饿肚时期，总是从六零年算起，其实早在五九年的秋冬已经开始了。正像天气预报说某一天要有寒潮袭来，头天晚上已初露端倪，感到丝丝寒意，这或许就是大饥荒的征兆吧。看着幼小的弟弟妹妹瘦子子脏兮兮的样子，真正心灰意冷到了极点。原先在学校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总想将来考上大学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番事业，而今却落到这步田地，自顾不暇，真不知道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仅仅在家呆了两天，就被派到前进大渠的工地上去劳动。
前进大渠，是我们县当时最大也是最紧迫的工程。恢河发源于宁武县管涔山北麓，流出阳方口进入朔县境内，由南向北，流过县城东南，折向东北方向流去，最后汇入桑干河。我们县的地势由西向东倾斜，斜度多大，我也说不清，只是用眼看去，成坡形状态。由西山下来的雨水，经过大大小小几十条沟壑流进恢河。现在要修的前进大渠，是在离西山不远处由南向北横跨几十条沟壑的灌溉水道，据说，将来大坝建在从阳方口刚出来的地方。这是大跃进时规划的，一直到五九年的秋天才正式开工，其设想，其规模可谓宏大矣!回到村里时，正赶上开工不久的初冬时节，随大家一起来到离村二十五里的工地上，住在附近一个叫做井子洼的村子里。村里派人还为我们专设了食堂。
原来设想，所谓工地，大概像在学校里大炼钢铁那阵，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大家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热闹场面。但一九五九年的冬天，已非前一年可比。人们懒洋洋地出工，懒洋洋地归来，丝毫没有一点朝气蓬勃的样子。到了工地，每十米为一段，可以一人单干，也可以多人合干，自愿结合。我正踌躇着，贾成走过来碰了我一下，说：“咱俩合干”!我随口答应一声：“好的”。便跟着他自动选了一段干起来。贾成和我同龄，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自五四年出去上高小到初中毕业，我们之间接触的机会少了，起先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但不久就融入到一起了。他家成分富农，在村里同样属于低人一头的角色。
刚干不久，用铁鎬揭开锅口大一片冻土皮，贾成便招呼我休息。我说：“咋就要休息“?他顺手指指远处，队长已向村里走去，顺便说道：“队长一走，谁还给干”！我下意识地向前后望去，大家都在抽烟、闲聊，正纳闷着，贾成又说：“现在的劳动，对得起那六两粮食就不错了，你还要咋的”！经他一说，顿时觉得肚子的确饿得慌。在集宁割草时，虽然累得贼死，背上的草像山包一样压着，但可以放开肚皮饱餐莜面，如今活儿轻的不能再轻了，肚子却也空的不能再空了，正如贾成所言，这叫身闲肚也闲嘛。就这样半个月过去了，两人挖的土也就两方而已，只有炕大一个浅坑。随着一场大雪的来临，雪后北风骤起，整个大地进入冰冻三尺的严寒期，挖土再也没有什么进展。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出工，下午两点回来，在地里各人呆在挖好的浅坑里，用皮袄紧紧裹着，蜷缩在那里瑟瑟发抖，碰到好天的日子，几个人凑到一起，各自谈论着过去吃过什么好东西，或者互相交流着最希望吃到什么等等，总之，话题从来不会离开吃。每当这时，我也常常想到，多年来在乡间流行的那句话“一二三四五，只往嘴上数；六七八九十，活着就为吃”。古人所言，民以食为天，倒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更有一些上年纪的人，不顾禁忌回忆着从前当长工的日子：“那时，早上小米干饭，中午莜面饸饹，谁像现在这样，顿顿喝糊糊，撒几泡尿肚子早扁了”。听着他们的议论并不想说什么，我虽然只有初中毕业，却已带上几分书生气。记得有一次，竟向大家提出一个与吃毫无瓜葛的问题：“你们大家说，咱这前进大渠啥时能修成”？众人先是愣了一阵，然后有人发言道：“亏你还是中学生呢！你想想，河道那么低，咱这里又这么高，要把水引上来，没有几十丈高的大坝怕是不行，真要是修起那么高的大坝，别说阳方口，连宁武城也早泡在汤里了”！接着又有人说：“这渠要跨过几十道沟，那要多少钢筋水泥呀！我看十有九是白干”！更有一个中年人站起来，扬起左手大声嚷嚷着：“这渠要是能修成，你们把我那王字倒过来写”。一看是王三，我笑着对他说：“你那王字倒过来不还是个王字吗”？随即爆发出一阵哄笑，这久违了的笑声散落在清冷的空气中，很快又归于沉寂。看大家的表情，仿佛都在思索着这个问题，明知不可能的事，为啥还要强干呢？
收工回来的路上，贾成悄悄对我说：“以后不要说叨修渠的事，听说早先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还受到批评，管他呢，人家让干啥咱干啥算了，修成修不成，与咱啥相干”！我点点头，果真从此再没有和人们谈论过这类事。
冬天终于过去大半，春节来临了。小时候过年的热闹景象还在脑际依稀萦回，但这个年过的实在是清冷极了，人们各自呆在家里，邻里也很少互相串门，我于百无聊赖之际，只有埋头以小说之中，在远离现实的幻境中漫游……
过年后，父亲终于请准假前去内蒙探望亲人，并准备看病。父亲走后，不久，村里的男劳力开始三五成群地流向口外，人们终于忍受不住饥饿的折磨，在又一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各自寻找着生路。前进大渠的工地上，大多是五十开外的老年人，年轻人只剩我和贾成等五个。正打算向外走时，传来消息说，北去的火车票须得公社一级的证明方才售给，急忙给二叔写了一封信，约莫父亲很快就会回来，让他给我带一张空白介绍信，只要有公章就成，因为二叔是杂货总店的会计，想必不会为难的。
几天后，父亲回来了，他又被分配到挖渠的工地上，悄悄告诉我带回了介绍信，催我快走。担心给父亲带来麻烦，并未马上动身，大约又过了半个月，一天收工后，向领队的头头请假，声称回家取点咸萝卜，晚上回去，第二天天黑前，准定来到工地。领队的头头将信将疑，问我：“你是不是也想走口外”？我说：“哪里的话，买火车票不是要公社的证明吗，我家成分不好，能开上吗”？他想了想，自言自语道：“说的也是”。便准了假，谁知第二天晚上我已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回到家里，在空白介绍信上，写上我是杂货店的店员，回乡探亲，假期已到，请当地火车站售给车票，只是那印章让我有些担心，是杂货总店的财务专章，并不是店里的公章，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将介绍信和钱递进售票口，那时正是后半夜三点多钟，女售票员似乎刚起来不久，还连连打着呵欠，只简单看了一眼介绍信，就把车票递了出来，我如获至宝一般，当夜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十九
到达集宁，只停留了一天，紧接着又登上西去的列车，奔向包头。
一九六零年的包头，成了各省农民外出找工作的集散地。这里有其他省份来的招工人员，也有各地逃难的农民，而后者的数量恐怕谁也无法统计出来。每天，火车一到站，大都是扛行李的、提包袱的、衣服褴褛的农民往外拥，到了晚上，又一批一批地被装进闷葫芦车厢运往外地。招工的人一般不告诉被招者将去干什么，连要去的地方都不让知道。报了名，够一批便拉走，而被招者谁也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只要有口饭吃就跟着走，一切只有听天由命。历史上曾有过的大移民，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据说就是当时移民的集散地。一九六零年的包头，与当年大槐树下颇有相似之处，为饥饿所迫，从全国各地外流出来的人们，岂能有选择命运的权利！
我到包头，是上午九时左右。刚一出站，映入眼帘的到处是人，马路两旁，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甚至还有展开被褥睡着的。稍有空地，便有一伙一伙的中年人在焦灼地议论着什么，也有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们在复习功课，只有少数年轻人在悠闲地打着扑克。还有一些看去像是一家人，凑在一起，吃着黑不溜秋的馒头模样的食品，也有敞着胸脯给孩子喂奶的妇女。密集的人群中，不时有七八岁或十几岁的孩子们往来穿梭其间。这些人给我的第一印象，都是穷人。其次便是脏，脸好像很久未洗，蓬头垢面，手上满是黑污，衣服大都是补丁摞补丁，人人显出一付疲惫相。他们之中，有的人大概来了很久，长时露宿街头；有的人则刚刚经过长途跋涉，面色憔悴，尚未休息过来。街道两旁的空地上，用苇席搭成许多棚子，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不用问都是临时卖饭的地方。角落里到处是人们小便后留下的痕迹，间或也有粪便夹杂其间。尿臊气、粪便味、汗臭气和行人过后掀起的尘土混合在一起，给人一种极其难闻的感觉。有时一阵黄凤吹过，卷起地上的碎纸屑等杂物，往往把人搅得迷迷糊糊，简直连方向也难以辨清。
我一边走，一边打听那里招工，人们都说三旅馆最多，。三旅馆离车站不远，不多久便到。进到院里一看，这哪里是旅馆？也没有什么客房，只有三大间像库房模样的房间，大门敞开着，里面坐满了人。还有几间小的房间，窗户前挤得水泄不通。
旅馆院里也像街道两旁一样，同样是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人，一片吵杂声，南腔北调，有听得懂的，也有听不懂的，总之，到处是人。所不同的，这里比马路旁的人更密集，每走一步都须小心翼翼，否则会踩在别人身上。费了好大的劲，挤到一个窗口前，想打听在招什么工，问一个人摇摇头，再问一个还是摇摇头，一直问到第五个人，才得到回答，那人说：“别问了，排队的人谁也不知道，这里只是登记，登记上就给饭吃，至于干什么和去哪里，人家是不会告诉你的，大库房里地面上坐着的都是登记过的人，有专人看管着，怕你光吃饭不去”。至此才证实了先前在家乡听到的传闻。于是拿定主意先找个吃饭的处所，使劲挤到一个窗口前，把唯一的身份证件——初中毕业证递了进去，里面的人看过后随即推出：“不行，不要山西人”！“为什么”？我急忙问道，人家理也不理，又接过另一个人递进的选民证。我又慢慢地挤到另一个窗口前，同样回应一句“不要山西人”。这时，心里很是着急，也很纳闷，正好附近有两个山阴县口音的人在说话，等人家停下来时，我问：“同志，知不知道为啥不要山西人”？那两人同时打量着我，其中一个问道： “是朔县来的吧”？“是”。“刚来的吧”？“今日下的车”。他俩一看是雁北老乡把情况告诉了我。原来雁北的农村，大量男劳力外流，给春播造成很大的困难，为此，雁北地区将这一情况反映到中央，包头市政府下令，凡山西人今后一律不准招收。是否属实，当时都这样传言，谁也无法搞清实情。后来听一个大同口音的年轻人对他的同伴说，有一个窗口招收学生，哪里人也要，我便在他们身后尾随着，看他们报名后，也将毕业证递进去，随即有人收入抽屉，递出巴掌大一张纸片，告诉我：“明天上午九点来这里集合考试”。拿着纸片挤出人群，一看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只有一个公章印记，是包头市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办公室的，心里初步有了着落。走出三旅馆，天色已近正午，忙到一个蓆棚里买了两碗荞面吃过，也像其他人也一样，将行李放在路边的树旁休息起来。
下午，背着那卷简单的行李，按照四舅给的地址，边走边问，一直走了五六里路程，在市东北角一座公墓旁，找到四姨的住处。四姨是母亲的堂妹，二姥爷的女儿，热情地接待了我，她也是统购统销那年，因为家里无粮，随姨夫流落到此，姨夫在耐火厂赶大车。那时，户口尚属不严，不用办理迁移手续，暂住半年以上，即可转为城市户口。
第二天一早，吃过饭急忙赶往三旅馆，等了半小时左右，开始点名，一直到点完，没有叫到我，正要上前去问，点名人宣布：“凡是点到的，随我们走，马上进行考试，未点到的，因为是山西人一律不招收”。我和其他几个未点到名的年轻人一起走上前去向那人索要毕业证，那人说;”昨天已送教育局，自己去找”。于是又和那几个不相识的山西青年一路打问着找到教育局的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办公室，要回毕业证书。返回四姨家的路上，懊丧极了，真不知该咋办才好。成千上万的人外流出来找到了出路，我怎么偏偏碰上这个倒霉的时候？
四姨听我讲过后，她也说：“听人们说，咱们雁北地区还和包头市政府打了官司哩，好像一直打到北京，这才不要山西人。”说过后，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对我说：“前一阵子，电力学校招生，那是个新成立的学校，你姨夫一个本家侄儿叫李文的在那里报了名，人家收下了，要不，赶明儿我和你一起去试试看。”。说起李文，他还是我初中的同学。不过，四姨说了，那是前一阵的事，现在如何，还是放心不下，准备下午就去看看。四姨一定要我先休息一下，以免急得上了火，只好听从她的安排。
隔天，也就是我来包头的第三天，四姨执意要陪我去，我硬是推辞掉，往来要走十几里路程，我自己会找着的，她也不再坚持，于是一个人到了电力学校。问清招生办公室，径自走了进去。一个四十多岁的戴眼镜的男老师独自坐在那里，我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问道：“请问老师，现在还招生吗”？他打量一眼说：“招，你想报名吗”？我说想，他表示要验看毕业证，我双手恭敬地递上，他先看了前面，又翻过去看了背面的成绩，然后问我：“这真是你的毕业证吗”？我笑了，“老师，请您看看照片，那不是我么”!他点着头放下毕业证，又问道：“你知道初中的化学课是什么时候上的”?”初三”。我脱口而出。“我再问你，硫酸的分子式怎样写”？我用右手的食指在嘴里蘸了点唾沫，顺手在桌子上写下了它。他随即笑了笑说：“看来是真的，行啦”。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纸，飞快地写上：“动力一零六班，新生吕维分配到你班’。接着盖上章，让我去找该班班长。走出招生办公室，如释重负，真没想到，事情容易起来，竟是如此简单。
下午去四姨家取了行李，住到学校指定的一座名叫“三星旅馆”的店里。
本来，此次出来是要找工作，挣钱糊口，替父母分忧。结果事与愿违，阴差阳错，无奈又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其后几天，又出去打听过几回，终没有招收山西人的地方，不久学校开始正式上课，只好先安下心来读书，总算有了个吃饭睡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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