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和中国住房政策之比较

斯德哥尔摩有一处私人基金会的住房，其出租条件是：“该住房仅仅租给带孩子的单身母亲。”那处市中心地段的住房，其租金之便宜，几乎可以视为一半馈赠。其实，瑞典的单身母亲没有住房问题，不管她们是否有职业，政府住房补贴和其他福利，都足以让她们及其孩子住得宽敞舒服，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一位中国朋友的儿子结婚了，小两口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尚未攒足银子买房，只能暂时租房居住。当儿媳妇怀孕时，他们遇到了大麻烦，北京市有关部门以他们没有买房为由，拒绝发给准生证。被逼无奈，年轻的准母亲只好去做流产。

当今中国的高房价像大山一样压在普通老百姓头上，正在毁灭年轻一代的生活梦想。在经济繁荣的背后，“蚁族”“房奴”和蜗居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住房问题逼迫他们终生为之做苦役。如果拿中国和瑞典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是如何体现在住房问题上的。

◎ 中国政府和房地产商合伙抢劫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政府是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的，它不能像代表公司利益的房地产商一样在房地产上谋利。但是，当今中国政府却很特别，他们在房地产利益链中，依仗其社会统治地位巧取豪夺，获取最多的利益。

前不久北京的两会，正直敢言的地理学家梁季阳在会上代表亿万平民，指出房价高升，是因为各级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托市”、“救市”。光是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就超过1.5万亿元，不少城市地方财政进账的一半靠此“出让”。“出让”的意思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全民”、农民与城市私房主）就这么给 “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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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无本万利的土地生意，使得各级政府富得流油。畸形的高地价滋生了巨大的腐败，导致中国官员铤而走险。而普通老百姓作为高价房地产的最终买单者，被迫承受各级政府和开发商的层层盘剥。

正如梁季阳先生所指责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是靠出卖土地来支撑政府支出的！”在西方民主国家，房地产不能视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资源，而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政府把房地产纳入国家的社会政策，主要考虑的是人民的居住权，考虑到千家万户的基本生存问题。

◎ 瑞典政府的住房融资和补贴

瑞典可以说是世界上住房最宽敞的国家，其住房的数量和质量都属世界一流。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无家可归的人，人均住房面积是47平方米。即使是老弱病残和失业者，也能住上设备齐全的房子。瑞典法律有规定，住房若没有窗户、供暖系统和单独卫生间，就一律不许住人。因此，最底层的穷人也可以住上比较舒服的房子。

这是因为，住房在瑞典被列入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规定：“享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宽敞的住房条件是国民的社会权利。”为了保障这一基本权利，瑞典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是使每个国民都能获得一套足够宽敞且环境优美的住房。

怎样才能使每个国民都能获得优质的住房？首先，政府大力资助住房开发。其主要手段是，政府介入住房建设的融资活动，为住房建设资本提供长期、低息或贴息的贷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瑞典开启了一个“百万住宅”项目，由政府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支持，很快就改变了住房短缺的状况。

其次，政府对地价进行调控。在瑞典，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是住房质量和娱乐设施，土地成本只占住房价格构成的20％。地价比较低廉，一是因为这个国家地广人稀，二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控制地价。不但调控城市公有土地的出售、出租价，而且限制购买昂贵的私有土地。此外，瑞典还有严密有效的住房管理体制，不允许投机商哄抬地价和房价。

再次，住房补贴政策使弱势群体也能住上优质住房。瑞典的平等富裕的国策体现在住房问题上，即为全体国民提供价格合理的良好住房。住房补贴一方面是给买房、建房者提供贴息贷款，另一方面是对租房的弱势群体进行补助，低收人家庭、多子女家庭、残疾人和退休老人，都可以获得中央政府支付的补贴。

◎ 维护住房权必涉及政治权利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瑞典政府慷慨补贴住房的各项政策，建立在高税收的经济基础上。在瑞典，涉及住房的有不动产税等税种，对富人炒房牟利的行为具有遏制作用。此外，瑞典还有一个特殊的阳光政策，即“不动产登记制”，购房者必须公开有关信息。之所以要如此透明，是为了避免房屋交易中的种种黑箱操作。

而中国的住房，从征地到房产交易，官商勾结处处黑幕重重，甚至涉及暴力。2009年11月，昆明市官矣六街道办事处征用渔村土地来修建“将军”小区，由于征地费太低，导致村官被村民群殴致死。其中的黑幕交易是：房地产公司以送街道官员和村官每人一套“平价”商品房为诱饵，诱使村官出卖村民利益。

最令网民震惊的是，有人在网上爆出“公务员买房内部价”，揭露了中共中央部委及下属单位、大型央企和北京市地方政府的内部集资房、团购房、经济适用房的便宜价格。这使人们看到，官方机构是如何利用权力，自分国有资产，自行圈地建房，再分给自己人的。特权阶层的所作所为令国民痛恨不已。

由于住房问题触及了众人之痛，因此，维护住房权利就成了中国目前呼声最高的权利要求。照道理说，住房只是民生问题，不是中共当局最忌讳的民主诉求，应该不难解决。但是，当前的住房问题却成了官民冲突最尖锐的领域。这是因为，中共的官场已经和腐败联成一体，反对高房价必然损害腐败官员的巨大利益，所以，不管民怨如何沸腾，执政的官僚也不会理睬底层的呼声。

一个政权依靠腐败来运作，当人们反对腐败时，也就不自觉地反抗了这个政权。当无数针对高房价的呼声都归于无效时，人们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政府之所以不愿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因为它不是我们选出来的。同时，由于中国的政治现状，人民没有权利组织起来，没法以集体的力量和政府对抗，因此缺乏博弈能力。显然，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其他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而瑞典人之所以都能住上好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们手中的选票。社会民主党曾在上个世纪长期执政，创造了“居者有其屋”的瑞典模式。目前执政的是右翼党派联盟，根据右派的理念和现实利益，他们并不喜欢这个高福利制度。但为了选票，他们不得不甜言蜜语地承诺底层人民，采取种种措施，维护瑞典传统的公平原则和人道精神。

讽刺的是，“居者有其屋”曾是两百多年来各国革命党人诱惑人的口号，但这个理想却在不曾发生革命的北欧国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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