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S最近公布了“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北京大学和清华 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杨玉良校长。
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早在1993年7月的干部会议上，清华大学就提出到2011年建校100年之际，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此后，清华大学又公布了具体的时间表，即2011年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大学也在1998年就宣布用17年时间，即在2015年把北京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北京大学主动为这一“计划”延期，认为需要更长时间，但同时表示，肯定有一批优秀学科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有了两位“老大哥”带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运动风生水起，中国大学集体陷入“创一流”的焦躁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我经常提到两点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 的精神家园。要达到这些非常不容易，大学的精神、品位必须非常高。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 性。高雅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
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不能没
记：我们的大学精神缺失是什么原因?
杨：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具体到老百姓，就是嫌贫爱富。
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老说改革，坚持和回归与改革的差别在哪里?
现在的改革和国际接轨比较多，虽然这也重要，但对大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大学一虚脱，这些就都没了。
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
所以我明确赞成鲁迅对“才子加流氓”的批判，另外一个就是“才子加帝王气”。这些会贻害科学、贻害社会。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
如果连大学里都有贪污受贿、权色交易，那社会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大学过分赶时髦 成为就业服务站
记：功利就摆在眼前，学生要就业，老师也有职称和收入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杨：现在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再看看当年西南联大，那时学者也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但当时为什么就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所以说，现在缺的是精神。
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 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
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
大学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显得很保守，剑桥、牛津、耶鲁都是以保守著称的。
所以，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念…… 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社会上现在有种不良倾向，把就业都怪罪于学校，这是不对的，学校只是负责各环节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农民，今年大蒜好卖 就种大蒜。
我反对现在大学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观点。大学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
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记：您认为理想的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杨：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赢利手段。有一个表现就是办些低层次的班。应该有一批人为了学术而学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如果大学里的教师 也没有这样的人，就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学术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从事学科基础研究的人都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 自己的力量。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国家处在转型时期时，学者们应当研究清楚，我们该往哪里走。中国历史上，包括“五四”、“两弹一星”，都是学者在关键时刻作的贡 献。我们的肩上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对世界优秀文化吸收的责任。只有大学有如此综合的功能。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 常大。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 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 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所以二战之前，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表示担心，发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别 危险，果然这代人出来以后世界不能安宁。
记：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杨：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 作。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 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这种评价指标就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分房子一样，算分，一篇SCI多少分，这样的评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家来?复旦正尝试用更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国际专家来评估。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了解宽容是领袖的资质
记：20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杨：复旦为什么要进行通识教育?因为20年后中国不得不扮演负责任的强国、大国角色。要有这么一批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按照现在的人才培养成长规律，35岁~45岁是极其关键的，这些人现在正在校园里学习。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第一，全球视野，非常开放的心态。不要像美国的政治家一样，觉得美国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派个军队打掉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文 化、不同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这个世界如果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的话，就是世界末日。因为文化也像基因一样，需要杂交后产生新的文 化，不能太狭隘。
第二，要对本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否则你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是不行的。
第三，他们的伦理道德标准怎么样?贪婪的美国金融家在华尔街折腾，使全世界遭殃。你要培养这样的人吗?
第四，有适当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不管与哪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不管从事任何专业，都需要沟通能力。
第五，对自然和人文必须有批判性的理解。不要以为科学家就不需要人文素养，那只是一个科学工匠，成不了学术界的领袖。学术领袖必须是一个人格上非常完整的人。一流的科学家都有深厚的哲学素养，甚至连哲学家都为之惊叹。
所以，要澄清几个概念。通识教育是一个理念，不是和专业教育对立的。在这个理念下，专业课程、专业基础教育和应用类学校的专业课程有什么差别?我们会更加强调这门学科的智慧，强调基本学术思想、方法和学术史，而不是仅仅教你考试、解题的技巧。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容忍和宽容，又有专业基础，这样的人在今后的各种领域里面，才能成为领袖。我们通识教育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正在改进。
大学校长不光是找钱的
记：回到您的身份上，有人说国外的大学校长都是去找钱的，您认为大学校长的使命是什么?
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大学校长一是找钱，一是找人。这是一个误解。找人的话也是本学科的人先去找，找钱当然也要找，但不是校长的根本任务。我总结了一下，大学校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
第二，大学校长是社会道德的楷模，自己不能失范、失德。
第三，大学校长是大学使命和传统理念的守卫者，包括新的传统的创造者，是一所大学精神的代表。
第四，大学校长是这所学校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该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记：按照您说的标准，给自己打多少分?
杨：最多65分~70分，我在不断地努力。所以说，一个大学校长，第一，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因为世界上是没有大学校长这个专业的;第二，要有足 够的时间去写作;第三，必须要给自己有冷静思考的时间;第四，必须是全校教职工的校长，不是新闻媒体的校长，也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
大学能改变社会现实吗
记：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多以应试为主，到了大学之后，4年内是否很难把已经接受了十几年的应试教育理念改过来了?
杨：对。这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随波逐流。只要我们坚守大学使命，不是说把它改变过来，至少有所改进。而且坚持几代人的话，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学要保证一定的保守性，否则如果老是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那么大学在起到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这方面的作用就没有了。大学的领导都要明白 这一点。如果连我们都不坚守的话，问题就比较大了。反复地强调，不断地坚持，多年后就会看出效果，我们得有这个理想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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