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前曾得到一本吴宓在TSING UNIVERSITY的讲义，与现在大学里面的讲义区别很大，感觉那才是真正的大学里面的讲学——自由的纵横东西两方的最高学术理念，解衣般礴出入于众学派的大宗大门，让我联想起以前宋元书院的讲课方式，就是直接论道而并无现代琐屑的下势的中共印记。
奇怪的是象这样的学术大师在一九四九年大陆国破之后，几乎都选择了投共，除了少数选择去了台湾，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最能鉴别中共的话，那么这些学术大师的所为不就是一个最大的反讽么？以前有一些人也就这样的话题问过我，而我当时的回答也并不令人太满意。
中国的知识份子，其实因为文化渊源的关系，哪怕是在清帝退位、国家所谓共和之后的知识份子，他们其实都有一个自己没有办法除去的儒教情结，作为满清一朝，不管现在人如何去尊隆它或者是批判它，它十二帝的帝治其实都是以儒立国的，自康熙皇帝垂政，儒教在中国臻于未有之大成，而且更显出儒教之别于其他佛道两教的区别。
作为民国一代的知识份子，虽然经历过五、四打倒了孔家店，但毕竟自他们出生以来的血肉还是与儒教关联的，好比是中国人一样无论你怎样整容但骨子里还是中国人的DNA，这没有办法改变的；吴宓等人也是这样，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潘光旦、梁漱溟，熊十力等又何尝不如此！
中共在当时也是极能宣传的，说句实话，国民政府在这方面远不如它，当时中共的宣传极能進入当时一般人的心理，与国民政府的弱势不同，中共的宣传与作为让人幻想起儒教中的“大一统”、“大有为”、“不患贫而患不均”诸理想之国的政治，加上后来中共军事与组织的强势，相比国民政府的党争、复杂与溃败，更催生了一些人对中共必将能大有为于天下的意象，这就是大师们纷纷投共的第一原因——所以后来冯友兰急不可耐的要应帝王接受中共“改造”；吴宓衷心诩赞“新朝”；至于老舍更是欢天喜地的扭起了秧歌来。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导致这些学术大师们选择了投共，那就是战乱；中国自所谓共和之后一直战乱不停，话本小说《隔帘花影》里有句大家听熟了话说“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特别是中日之战、国府的戡乱战争破坏性极大，摧毁了中国本来尚属幼稚的现代化建设与民生基础，学术大师难免厌世及乌，也希望中共造出一个时期的太平，哪怕是短暂的，譬如要渴死的人一样急切希望得到一口水一样，这个心理是一样的，而且就算到了台湾以当时的军事形势与美国对国府的态度，谁又保证台湾不被中共继续攻破——如果中共受苏俄支持，有了海军的话？
但无管怎样这些学术大师们的投共，增强了中共在法统、道统上颠覆中国的合法性，也加速了国府戡乱战争的失败，同时也制造了他们一代旷世无及的悲剧，而从后来的因果说这些学术大师的投共与后果既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报应。
儒教的正统教育做为人之士者必须忠君报国，不惜以个人杀身来完成之，对异端邪教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来毁灭之，这些学术大师一方面作为中国道统继承者一方面又作为道统的背叛者，使他们在国家的生死关头无法正确的应对中共，不但不站在国府的一边来护持国家的正统，反而不闻不问倒政府的台，以至于酿成国家未有之劫祸与他们学术生命、个人、家庭的未有之巨难，这说到底根本上还是否定传统文化的结果，这不得不让人对之做一番挖心彻骨的反省。
这些学术大师们投共之后下场极其凄惨；吴宓被活活饿死，死于一个破败的土屋；熊十力备受折磨至死；潘光旦被打残废而死；老舍自杀；储安平直接被打死，凡此种种不胜例举——而我五千年中土神洲三代礼仪百家文明诗书风流竟从此作广陵之散矣！
但是“大陆之邦不可陆沉，大日之雄当起乎转轮”，现代的中国来到一个从新检视中共历史的新时代，而我们正统文化的伟大中兴也正庶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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