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钱伟长和三峡工程

一、钱伟长曾是敢于直言的学者

钱伟长教授于2010年7月30日在上海逝世。钱伟长教授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位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海龟”。

黄万里教授的“花丛小语”是在反右运动之前写的。文中写的是田方生、甄无忌和贾有道三人饮茶时对时事的评论以及对歌德——但丁派的批评。文中的田方生应该是黄万里教授本人，甄无忌应该是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领导职务的钱伟长教授。钱伟长教授以敢于直言而著称，是个无所顾忌的人。钱伟长教授的目标是把清华大学建成办成像美国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那样的世界著名的大学。钱伟长教授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

二、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政治上的打击，使得钱伟长教授的性格也有改变，“幡然醒悟”，他不再是个无所顾忌的人，而是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谨慎，顺从领导。1987年钱伟长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曾是安置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和共产党退休高级干部的地方，这里聚集了共产党内外大量的闲置人才。从1982年邓小平表示赞成三峡工程蓄水位150米的低坝方案之后，全国政协就成为挑战三峡工程的堡垒。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危险，领头大闹全国政协大会；国民党大佬孙越崎公然率领全国政协考察团考察三峡，接着上书中共中央，陈述三峡工程的七大问题，要求推迟建设三峡工程；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上书中共中央，指出由不诚实的人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我们不放心；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指出三峡工程是个钓鱼工程，所公布的预算只是真实费用的四分之一；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则从全国生产力布局出发置疑三峡工程的效益。全国政协常务侯学煜教授则指出三峡工程的生态灾难。原全国政协委员陆钦侃是国家水利部工程师，是中国的长江通。他那时就指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陆钦侃工程师参加了三峡工程论证，并担任防洪组顾问，但他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到2010年长江洪水时，中国的官员才告诉老百姓，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这是陆钦侃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经指出了的。

当时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局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支持三峡工程上马，全国政协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一个共产党的官员在位时，无论是在党中央还是在中央政府任职，他就支持三峡工程上马。一旦下岗，到全国政协赋闲职，他就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其原因是在位须按上面的意思表态办事，否则位置不保，提升无望；下岗后则用脑袋考虑问题，想到什么说什么，没有位置提升的顾虑。虽然全国政协没有权，但是全国政协有钱，有获得资料的权，有来最佳的知识构成，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声势还是相当大的。在全国政协成立五十年的历史记载上，把全国政协参与三峡工程的争论作为大事予以记载，可见许多政协委员的心结所在。钱伟长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的三年，并没有直接参与三峡工程的争论。

三、对三峡工程军事安全的担忧

1989年3月，戴晴主编的《长江啊长江》一书出版，里面收集了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主要是反对意见。1989年6月4日后，戴晴被当成六四事件的幕后黑手抓入秦城监狱，《长江啊长江》一书被下架被焚烧。有文章被收入《长江啊长江》一书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其他反对三峡工程的人都因此受到政治牵连，受到政治审查，许多人失去继续担任政协委员的资格。但是出于统战的需要也有例外，如周培源、孙越崎等。据作者的观察和统计，从六四到1992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策三峡工程期间，对三峡工程持反对意见的人，没有在中国官方的媒体中发表过一篇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此时的中国官方的媒体正在配合中共中央的指示，大力宣传三峡工程的正面效益。但是有一个例外，这就是钱伟长教授的《海湾战争的启示》，这是这期间唯一一篇公开发表的对三峡工程建设发出置疑声音的文章。

1991年初，为惩罚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多国部队，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优势，打击伊拉克，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当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支持美国反对伊拉克，这使得伊拉克总统侯赛因十分恼火。他准备用导弹摧毁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引起巨大水灾，报复埃及。但伊拉克导弹的射程不够，必须将导弹调到与伊拉克为友的苏丹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方面立即作出回应称，如果伊拉克敢对埃及、特别是阿斯旺大坝发动攻击，或者将导弹调到苏丹威胁埃及阿斯旺大坝，美国军队将在伊拉克军队调往苏丹的途中，全部击毁其导弹部队。其实，伊拉克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卫星和预警飞机的监视下，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的钱伟长教授从海湾战争中的阿斯旺大坝的安危想到了中国正准备建设的三峡大坝。钱伟长教授在文中指出了三峡水库溃坝的危害，长江下游六省市将成泽国，几亿人将陷入绝境。同时也指出，三峡大坝将成为外部敌人威胁的目标。面对目前的导弹技术，三峡大坝的防御是不可能的。因此，钱伟长教授建议，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否则就是干自铸达摩克勒斯剑的蠢举。他的结论是：“我们绝不能花了几百亿或几千亿人民币来修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给我们的子孙背上包袱，成为外部敌人敲榨勒索的筹码。这里启示我们，在和平还没有保障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的。”

1991年时公布的三峡工程总造价是571亿元人民币，而且是1991年底的价格。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教授当然知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的三峡工程总造价，为什么他却要说“我们绝不能花了几百亿或几千亿人民币来修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呢？可见他对571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是持怀疑态度的，他是支持政协委员乔培新的观点，三峡工程有意压低造价以骗取全国人民代表的赞成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三峡工程总造价不是几百亿人民币，而是几千亿人民币。

钱伟长教授本以为他是研究导弹技术的专家，他认为面对目前的导弹技术，三峡大坝的防御是不可能的，应该很有说服力的，应该能够说服中国决策层改变主意的。在这点上，钱伟长教授又回到了1957年前的他的本性。

在文章发表之后不久，钱伟长教授亲自到三峡大坝坝址，表示他的文章有误，他要收回了他本人的从海湾战争中得到的启示，表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在后来出版的钱伟长文集中也没有收集《海湾战争的启示》一文。维基百科中钱伟长一条中也未提及钱伟长教授1991年撰写《海湾战争的启示》一文和道歉一事，其著作中也未收录该文。

其实，《海湾战争的启示》一文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除了以为三峡水库的库容大于阿斯旺水库这个技术错误之外，他的观点至今依然成立。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钱伟长教授要亲自到三峡大坝坝址为一篇没有错误的文章道歉。易中天认为中国人不愿意认错，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段时间特别会认错。钱伟长教授这回又认错了。

四、今日三峡工程比1991年更危险

其实《海湾战争的启示》的观点并没有错，今日三峡工程的安全比1991年更危险。1991年只有美国和俄国的导弹和核武器威胁三峡大坝的安全，他们只是从东方、东南方和北方威胁三峡大坝。今天的三峡工程陷入导弹和核武器包围的中心。西方和西南方有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导弹和核武器，东方增加了台湾的导弹和北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过去，台湾的旧式的雄风导弹只能覆盖上海，对三峡大坝不构成威胁。但是新型雄风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北京和三峡大坝。北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也威胁三峡大坝，而且是对三峡大坝的最大威胁，因为北朝鲜的出牌是非理性的，是不可预测。再说亲密的朋友之间的翻脸，大流氓打小流氓，或者是小流氓打大流氓，都是多次发生过的事。

五、500名政协委员拒绝参加会议为三峡工程投票

1991年4月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兴建三峡工程的提案，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票未按表决器。一共866名人大代表对三峡工程没有投赞同票，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可能也将是绝后的。

就在人大投票之前，在3月28日，全国政协也对三峡工程举行了投票。李鹏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参加政协闭幕式。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赞成上三峡工程，二是对国务院一年工作给予高度评价。1500多人与会，对政治决议只有6票反对。政协有些委员原来是反对三峡工程的，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真令人高兴。”

难道政协委员都是和钱伟长教授一样，认了错，转变了态度？其实参加1991年全国政协第七届五次会议的委员一共2000人，而参加28日会议的只有1500人，其中500位委员根本没有参加这天的闭幕会议，也没有参加投票。这是他们无声的抗议。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那么这6票反对票来自何人？钱伟长教授投了反对票还是赞成票？无法知道。

钱伟长教授离开人世，祝他另一个世界中能说他想说的话。

为了纪念钱伟长教授，也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他，笔者将收藏的《海湾战争的启示》全文抄录在下：

海湾战争接近20天，初则电子战，续则巡航导弹，飞毛腿导弹，爱国者导弹为主体的，夹杂着狂轰滥炸的空袭，最近又发展成B52的高空地毯式轰炸，居民生活设施和军事设施，同遭毁灭性的破坏，双方各自喊出了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核武器的狂热恐吓，这种封神榜式的“现代战争”，据说尚待经典式的地面战斗，才能决定胜负。不过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损失，以美元计是天文数字。

在导弹的爆炸声中，出现了埃及如何保护阿斯旺大坝问题，从过去的历史上的经验来推理，阿斯旺大坝深处埃及腹地，一般战争无论如何涉及不了这个水坝的安危。但是，这是导弹的时代，几百公里，上千公里对于飞毛腿导弹或者其他现有种类的导弹而言，都是抬手可及的目标，而且还有各种洲际导弹，其射程所及已经无所谓前线及后方的区别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的战略观点问题。人们还记得花园口决堤所造成的河南、安徽等地的巨大灾害和损失。黄河还不算是大型的人工水体，它和阿斯旺水库库容相比，是非常小的，是微不足道的，拟议中的三峡水库所蓄水量和阿斯旺水库同一量级，而且还更大，一旦失误，长江下游六省市将成泽国，几亿人将陷入绝境。这是战略上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们绝不能花了几百亿或几千亿人民币来修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给我们的子孙背上包袱，成为外部敌人敲榨勒索的筹码。这里启示我们，在和平还没有保障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千万不应上马的。